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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中国的前途命运与德日比较(完整版本)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03月27日10:09:56 星期三), 转信

综合前面两个不完整的版本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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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中国的前途命运与德日比较
Author: 后青年一代

二十年代的德国和日本处于一个社会转型和社会危机并存、内外压力十分严峻的时期，最
后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但在二十年代生活的德国和日本人，很少预计到这个结果，
其原因正是当时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社会的自由化掩盖了潜在的危险。德国1918年革命后推
翻了帝制，建立了魏玛共和国，多党制盛行一时，社会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自由，各种思潮
此起彼伏，西方很多新潮哲学和先锋艺术都起源或流行于此。经济上，西方、特别是美国
的投资(道威斯计划和扬格计划)巨量涌入，帮助战后德国恢复了经济，重新融入世界市场
。拿日本来说，二十年代也是其近代史上议会民主政治第一次真正实施并取得一定成就的
时期，政党内阁出现，议会第一次对政府有了监督和限制权，民间讨论政治甚至到了认为
天皇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的程度，直接挑战规定了天皇高于国家的明治宪法。所有这些，
都是社会由专制向民主转化的表现。

但是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短短几年，两国的政治面貌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法西
斯化取代了民主化。其原因虽然复杂，但就国际环境而言，两国对西方的怨恨和抗拒，想
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而不得是最直接的因素。德国是战败国，除失地赔款外
多年被排斥在凡尔赛体系和国联之外；日本虽是战胜国，但自认为被华盛顿会议建立的以
美英为主导的亚太秩序所压制。经济上，两国都是后起的经济强国，当时的经济发展速度
不说“一支独秀”，也是在世界前列，它们认为必须用实力争取生存空间。就德国而言，还
有一个一战遗留下来的领土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成为煽动民族情绪的焦点，它认为西方处
心积虑不让自己收复失地。总起来说，它们都认为国际政治秩序和规则是西方用来压制自
己的，不但不应该服从，相反必须去打破。此外，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这两国都由于严重
依赖外资或外贸而难以招架1929年的危机，于是铤而走险踏上了武力解决生存空间问题的
不归路。

就国内因素而言，旧的专制主义传统没有得到彻底清算，老的帝制派和新的激进民族主义
者相结合，军方和民间法西斯势力合流，制造所谓民族危机的紧迫感，直接推动了法西斯
化，扭转了社会转型的健康趋势。德国民主革命后，帝制派以旧军人为核心，在多党体制
下组织政党积极活动，和新的激进民族主义者联合向魏玛体制挑战。在日本，独立于国家
体制和政府之外的军部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少壮军人组织了樱会、一夕会等组织和社
会上的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北一辉、大川周明等合作。德国虽然经历了民主革命，但在思
想上对过去的专制主义历史毫无认真的反省和批判，而日本则把天皇专制主义立为国本，
这就为新形式的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准备了土壤。

中国和德、日的类似

反观中国，我们会发现相似之处实在太多了。经历了三十年的极权专制，中国社会刚刚开
始逐步从国家权力下松绑，个人有了相当大的活动自由，今天到中国去的人不可能不对其
自由度留下深刻印象。直到今年初为止，中国的未来好象还是一个何时和何种程度上实现
民主的问题。然而今春以来的发展却显示了一种完全相反的可能性，正和德国及日本二十
年代的情况类似。

就国际处境而言，刚刚对外开放不久的中国毫不讳言自己是个后起的大国，而且岂止是大
国，类似“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或者隐诲一点，叫亚洲或东亚世纪)、“中华崛起”
和“中华腾飞”这些口号在中文出版物中简直附拾皆是，到了人不以为新奇的程度。但就是
这个后起的大国自认为处处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压制，其生存空间十分狭窄，甚至西方
所谓的“后冷战国际秩序”就是用来对付中国的。在科索沃危机中西方抛开联合国，使得中
国在世界上唯一有点影响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变得一文不值。在人权和武器扩散等
问题上中国十年来又一向是被告，而在台湾和西藏等问题上更是频频冲突。归结起来，中
国认定西方的战略目的就是把自己排除在国际新秩序之外，最终搞垮自己。所以，一种民
族危机感渐渐发展到存亡在即的程度，所谓抓紧时间把经济搞上去的说法就隐含着一旦实
力够了就不怕和西方摊牌的潜台词。

然而，这种心态在两个意义上是缺乏根据的。第一，中国的开放和发展就其实质而言就是
对西方的开放以及依靠西方资金和技术的发展，二十年来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离开了西方
的因素是不可设想的，如果西方一心要把中国搞垮，又何必养虎遗患到今天？实际上，所
谓西方一心要搞垮中国的说法完全是毛泽东时期无中生有的阶级斗争论的国际翻版，为统
治者的国内需要服务。第二，否认西方要搞垮中国并不是要否认西方近年来对中国普遍存
在的的敌意……。一些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中国人有这样一个体会：八十年代大陆在西方人心
中的印象好过台湾，九十年代则倒了过来。因此西方对中国的敌意基本上是对政府层面的
敌意……。一个在中国的宣传中常常可见的略为缓和的说法是西方不希望看到中国强大。但
在一个充满国家利益矛盾的世界上有谁会希望别人强大？西方固然不希望中国强大，而俄
国、印度、菲律宾和越南等等就希望中国强大吗？问题不在别人是否希望自己强大，而在
于谁能提供给自己实实在在的经济和技术帮助。在此意义上，中国除了西方没有别的选择。

应该看到，中国近现代史上从来难得有比较正常的国际国内环境让中国政府发展和习惯起
一种和外国打交道的心态。中国不是依附于某个强国就是走极端，自绝于外界，或者利用
两强在夹缝中周旋自保，五十到八十年代的对外政策就是如此。到了九十年代，以上国际
环境不复存在，中国第一次面临在一个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依靠自己的力量为自己
定位的问题，而这恰恰是中国从来没有解决更没有习惯的问题。于是环境变了，旧的心态
犹存，这是一种自卑和自大相混合的复杂心态，既有恢复天朝大国的民族主义情怀，又有
受虐仇外的弱国思维。它的表现一是其政策仍然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例如昨天还说美国
是最大的战略和商业伙伴，一夜之间却变成了最直接的和用心最险恶的敌人；二是把中国
面临的———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来
自强国的压力简单化和妖魔化，曲解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为自己的挫折寻找解释，正常
的国际矛盾于是被说成对方存心要把自己搞垮。

回到中国和德、日的比较上来。和德、日在民主化进程中拒绝反思历史一样，在中国，以
文革为顶点的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从来就没有受到象样的清算，老左
派人还在，新左派又在知识界产生了，而且在经济形势严峻的局面下他们的阵地只会扩展
不会收缩。在制度的层面上，虽然行政和司法体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完善，但政治上一党
专政的局面没有改变。尤其是过去的那套运动机制——例如重要信息的内部逐级传达和发动
全党全国完成一个单一政治目标——近年来只是有所收敛，而在对美国轰炸使馆、撞机的抗
议宣传中又全盘恢复了。可以说，这种运动机制是一党专政的看家本领，其实质是党的组
织借国家或政权危机为名通过内部渠道直接接管政权，成为名符其实的党国。一段时间以
来取得了相对独立性的国家行政部门又一次连形式上都变成了党组织和党的文件的工具。
这种对国家权力的接管，是当年法西斯主义掌握政权的关键，德国纳粹党和日本军部都是
这样把国家行政机构变成自己的政治工具的。

……在经济上，中国对外国资本和外国市场的依赖也造成了其经济的脆弱性，这一点无疑和
当年的德、日很类似。很多人在担心中国会成为下一场金融危机的牺牲者，而以中国经济
的规模和性质，这种危机一旦发生，对社会政治的冲击将难以估量，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不
会朝向自由民主的方向演变，而可能是对改革开放、民主自由反攻倒算的契机。值得一提
的是，德国工人在1929年经济危机中大量的失业使得他们成为纳粹政权国家统制经济和国
民经济军事化的支持者，日本贫穷的小农又是日本军队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法西斯分子的
社会基础，两国的这些社会力量都是社会变迁和经济危机中的利益受损者，对外国资本和
本国的自由派和亲西方派极端仇视。提出这个问题，在今日中国并非无的放矢。

此外，中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争端和当年的德国在中欧提出的领土要求在客观效果上也非
常类似。这里的问题不是这些要求合不合理，而是它们成了和西方矛盾的一个焦点并为煽
动民族狂热制造了机会。就德国来说，民族主权的要求还和国家体制改造结合在一起，成
为法西斯化的催产素。而日本当年对中国和东南亚的扩张虽然已经不再是领土主权的争执，
但在两个意义上仍然值得人们反思：一是这个扩张打的是反对西方对亚洲殖民统治的旗帜，
主张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所谓要东亚共荣；另一个就是在三十年代上半期，以军部为核
心的法西斯势力制造了一系列外部事件，以既成事实强迫政党内阁采取军部规定的国策，
这是利用外部矛盾制造国家危机，完成对内体制改造，再结合当时煽动起来的社会民众基
础，这个结果成了必然。

反观今日中国，台湾问题的背后是中国和西方的矛盾，这一点无可置疑，但还应该看到的
是，如果中国下决心解决台湾问题，将决不是一场单纯的军事动员和战争，象当年“惩罚”
越南。战争的规模和国际国内反应将迫使我党以倾国之力、作好再一次被世界孤立和国内
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准备，而这将是对整个国策的重新考虑甚至对改革开放后经历深刻变化
的国家体制的再改造。因此对台湾问题，今天人们应该把它和大陆政治和国家体制的整个
走向联系起来看，而决不是一个单纯的用军事手段统一国家的问题，而军方强硬立场的含
义也远超出军事战略的范畴。

值得注意的文化动向

我们还可以从文化领域来作一个比较。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思想根源都是强烈的反西方文
化、反资本主义和对国粹的颂扬。这一点在德国尤其突出。德国近代文化本来就有强烈的
反资反智倾向。一次大战后，在二十年代的文化繁荣和思想多元化中，德国人在心理上为
战败寻求补偿采取的形式是强化对西方资本主义和物质文明的批判，以及对德国文化和历
史传统盲目颂扬。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决定性的时刻》、罗森伯格《二十世纪的
神话》、布鲁克《第三帝国》和《年轻民族的权利》等等就是突出的例证。这些思想家(有
的相当有学理，有的则纯粹是耸人听闻)总的倾向是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的、机械的、腐
败的、没落的，但同时又在实力上占有暂时优势的。德国文化则是有机的、充满生命力的、
有能力把世界从西方文化中拯救出来的。在政治经济观点上，他们仇视魏玛共和，因为它
是西方类型的民主体制，他们蔑视政府对西方的友好；他们也无视正是西方投资复兴了被
战争摧垮的德国经济的事实，认为西方把不公正的世界经济体系强加于德国，德国正在被
西方资本所奴役。
   　
与此相关联，二十和三十年代德国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推到极端，
竭尽感性煽动之能事。“母亲”、“土地”、“血”、“德意志之魂”等等词语充斥报刊。“德
意志高于一切”是政治也是道德律令。当时的民族主义煽情甚至到了有人说“一提起德意
志母亲我的眼里就充满泪水”的程度，希特勒在当时的演化可谓是时世造英雄。

对照当下的中国，人们会发现，九十年代以来，随著国人在西方物质优势面前的受挫感
的加深，“中国文化优越论”和中国文化将把世界从西方物质主义中拯救出来这个一次大战
后曾经流行过的迷信又盛行起来，以至于二十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种臆语都堂而皇
之地出现在学术论著中。近年来新左派的出现和对从西方介绍进来的启蒙思潮的反思和批
判是改革开放以来，知识界中第一次有人自觉地而非出于官方鼓励地对自由民主这套政治
观念和价值体系进行批判。而“国际资本的统治”近来也被用来描述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和
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公正。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极权主义及其遗产已经不是中国当下
的问题，中国的社会矛盾是国际资本和中国大众之间的矛盾，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西方的霸
权而不是中国社会自身存在的问题。不管这些新左派的理论有什么“深奥”的西方学院派
的根据，熟悉历史的人自会在法西斯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那里找到相似之处。

爱国主义主义教育就世界而言在中国进行得是最广泛的，超出了人民自发的情感而成了一
种政治灌输。在民族主义煽情方面，自1997年收回香港起，获得史无前例的声势。比如，
近年来一个“大中华”的概念开始在报刊和通俗文艺中流行，据说它包括中国大陆、台港
澳、南亚华人国家以及欧美和世界上凡是有华人或华裔生活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这个
“大中华”的象征——“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是个宣扬种族纯粹的概念，有意无意地把中
国西北的维吾尔、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等少数族排斥在外，无视中国历史上多次不同种族混
血的事实，和所谓白肤金发碧眼的纯种雅利安人的神话异曲同工。

以上种种，说明一个适应专制极权和极端民族主义需要的文化环境在中国已经不是初露萌
芽的问题，而这还不包括“说不”论和炸馆、撞机事件后的仇外思潮，相信读者已经接触到
了有关材料，在网上就可以收集很多言论，这里不再赘述。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化，也是被许多乐观的人所看重的独立
于国家的民间社会，但是一个花花绿绿的商品世界和个人越来越多的经济自由只是削弱了
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力量对比。对那些过高估计民间社会力量的人，有必要提醒的
是：极权主义体制本来就是在摧毁民间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要忘了1949年以前中
国民间社会远比今日更具独立性。一个正在生长中的民间社会只能在社会变迁中对极权主
义体制起到长期的消解作用，而决不可能在突发事件中对抗或者制约一个全能的政府。何
况中国今日的民间社会是改革开放后从零状态重新萌生的，完全不存在民间社会最重要的
特点之一即历史延续性，因此……

综上所述，中国并不缺乏一个朝着军事专制主义或新的极权主义体制转变的社会基础，这
已经超出了人们近来谈论的义和团情结和文革极左回潮。一个国家在突发事件中作出的反
应，往往表现了历史中长时段的因素，而这种深层因素在事件前很可能被日常生活所掩盖
而不为人所注意。历史事实和今天中国的现实证明，即使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随着WTO的
加入而不可逆转，但是已经开始或者已经取得相当进展的自由民主的进程却并非是不可逆
转的。我们可以假设想象，有朝一日诸如台海情势突变，导致中国与西方世界全面对抗政
府或某种军方势力用国家危机为名恢复对所有社会资源的控制，复辟军事极权主义……

针对这种可能性，人们也许会说：“在今日世界上，在经历了文革的民族灾难之后，难道
领导人还会丧失理性，选择这么一条把民族引向倒退的道路吗？”但是，如前所述，世界
历史发展的规律、现今的国际政治环境、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极端民族主义的暗流
汹涌等等，联系到文革时期非理性决策带来重大灾难的历史，和十年前tank进北京这种史
无前例的悲剧，恐怕历史的演进已非领导人们所能左右，就像魏玛共和国不能阻挡希特勒
一样。

人们有理由怀疑未来突发事件中政权或军队会作出怎样的反应，也因此完全有理由对中华
民族的命运及走向表示深深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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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沉忧郁的眼神
玩世不恭的微笑
成熟男人标志--肚子
看似随意的短裤
怀旧风格的拖鞋

※ 来源:·哈工大紫丁香 bbs.hit.edu.cn·[FROM: 天外飞仙]
※ 修改:·pilot 於 03月27日10:10:31 修改本文·[FROM: 天外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