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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rsy (Green Mouse), 信区: Green
标 题: 丑陋的中国人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08月28日18:50:12 星期三),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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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由 fffff 所发表 】
一塌糊涂 BBS -- 文章阅读 [讨论区: tri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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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发信站: 一塌糊涂 BBS (Wed Aug 21 18:40:24 2002), 本站(ytht.net)
来源:百姓半月刊
本文是柏杨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词,吕嘉行记录。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
的美国人》,写出来之
後,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为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
者是日本驻阿根廷大使,他阁下却丢了官,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
中国比起日本,可能要更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在座的
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做一个口头
报告,请教於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过做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请我演
讲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
次用《丑陋的中国人》为题讲演。我感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演讲,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
会有问题?”他说:“怎麽会有问题?”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
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
後,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但是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
认为题目难听。”接着他把拟订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
同意不同意?”我当然不同意,但是他要改也就只好改。那是我第一次就有关“丑
陋的中国人”做讲演。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後我可以把它
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但是讲过之後,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
,以後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叁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
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
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
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
,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
人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
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麽我们的灾难还会发生,
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中的难民,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老挝、柬埔寨被驱逐出去的
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和文化)。有一位中
国文化大学的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被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团的一员。到了那里
以後几天,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惨状我看不下去。”後来我到了泰国
,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令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人财产,不可以有商
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替你缝了两针,你给她半碗米回报,这
就是商业行为,然後泰国士兵会逼着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
为什麽做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
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麽孽?为什麽受到这样的待遇?
前年,我和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
孔的中年妇女,我同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突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
得很亲切,问她:“你为什麽会讲中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出来的
。”她就曾经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
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
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群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
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
在南洋群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我觉得,二十
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
,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於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从此会好起
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有时一个
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叁。民族固然是长远的,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
,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
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难尽。
四年前,我在纽约演讲,一个朋友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
应该鼓舞我们的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固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
起来之後怎麽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们就对我们说:“中
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後来我告诉我的儿
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已经在告诉他的儿子:“中国
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真正的好
起来?
在大陆,“反右”之後紧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类有历史
记载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麽大的一场人造浩劫,它造成的不仅仅是生命的损失,
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质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品质
,就跟禽兽毫无区别。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这样一个民族,品质堕落
到这种地步怎麽能够站得起来?
在马来西亚,华人的比例占百分之叁十几。一次我去博物馆参观,里面的介绍有英
文、有马来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
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马来人的心胸不够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
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
。”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就什麽都没有了。
现在,大家议论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个国家,她的土地被外国抢走都是耻辱。等
到收复的时候,就象失去的孩子又重回母亲的怀抱,双方都非常欢喜。各位都知道
,法国将阿尔塞斯、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当他们丧失的时候,是多麽的痛
苦,他们回归的时候,是多麽的快乐。可是我们的香港,一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
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怎麽一回事情?至於我们台湾,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外省籍
的青年,主张台湾独立。想当年,叁十年前,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我们是多麽
的高兴?真的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回到父母的怀抱一样。叁十年之後,为什麽产生了
离家出走的想法?塞普路斯,一边是土耳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
本是两码子事:语言不一样,种族不一样,信仰不一样什麽都不一样,土耳其人可
以那样做。而我们,同一个血统,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
语言,只不过居住的地域有区别而已,怎麽会有这种现象?这种种事情,使得作为
一个中国人,不仅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也不晓得他
们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
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麽样的国家?这算一
个什麽样的民族?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麽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
化,而且这个文化曾达到过高度的文明。现在的希腊人跟古代的希腊人无关,现代
的埃及人跟古代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代中国人的後裔,为什麽这
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样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
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候我在外国的公园停一下
,看到外国的小孩子,他们是多麽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
前程坦荡,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读书,戴上近视眼镜
,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只好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
母亲悲痛地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麽?你用功吧!你用功吧!”我太太教书
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题,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
学习应付考试。”再看大陆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欺诈,就要练习出卖朋
友同学,就要满口谎言,多可怕的教育,我们要靠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却是这种
样子。
我在台湾叁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的十年
,平均分配。为什麽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
些人物‘所以我写杂文。杂文象匕首一样,可以直接刺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象
一个人坐在司机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
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
,有红灯等等。
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後就被关进了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
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里沉思,我为什麽坐牢?我犯了什麽罪?犯了什麽法?出狱之後,我
更不断的探讨,象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子?我到爱荷华,
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象我这种人,上帝注定了要坐牢的,不在台
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
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麽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
点点实话,就要遭受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问他们:“你为
什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
为什麽讲几句实话就遭受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
题。前几天,有位从北京来的“全国作家协会”的党书记,我同他谈,把我气得说
不出话来。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子打闷了。但不能怪
他,甚至於在台北关我的特务,也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
种轨道之後,也可能有那种反应,因为你觉得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觉得
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我
年纪大了以後我觉得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像水泥搅拌器里面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後,身不由主。
使我们感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酥临死的时
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的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
;长大以後,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
麽深奥,多麽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
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来做讲演费用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另外一位没
有到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出一半。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觉得中
国人很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後,才知道并不完全是那麽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
当面指教。”
裴竹章先生在发现我们的文化有问题後,深思到是不是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
一次出国的时候,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後,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
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以後,他问我:“你觉得怎
麽样?”我说:“还是不让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
不要讲这句话,是希望经过若干年後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们中国
人的品质确实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在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予了我们一颗丑
陋的心?我想不应该是品质问题,这不是我自我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
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第一名的,往往是我们中国人;许多大
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弹之父孙观汉先生(原文如此),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
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以使中国
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作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可
以通过我们的建设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是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
家不强大有什麽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以後,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
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麽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
,什麽原因?
我想、很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
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到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
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生有一出名剧(按《群鬼》),有梅毒
的父母,生出有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
的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们看看你们给了我一个什麽样的身体?”这
能不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
定我们要怪的话,就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麽样的文化?这麽庞大的一个国
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
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中充满了羡慕
。这样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一种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可怕的
特征。
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就不再反了
。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
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
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里“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
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
了很难过。可是随处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的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
,空气中有潮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弄干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
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麽提醒以後,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
於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认真天下无双。其中最叫座的广东老乡。有个发生在美
国的笑话:两个广东人在路边说悄悄话,美国人就以为他们要打架,急拨电话报警
,警察来了问他们为什麽争吵,他们说:“我们正在耳语。”
为什麽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的嗓门特别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
,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就都跑到我这边来了,要不然我怎麽会这麽气愤?我想
这几点足够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
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於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色。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
看起来都象是一条猪,可是叁个日本人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人所
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叁个日本
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
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叁十,我就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
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头头是道,上可以一口气把太阳吹灭,下可以治国安邦平天
下。中国人在单独的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人际关系
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叁个中国人在一起──叁条龙加在一起,
就成了一条猪,一只虫,甚至连虫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
的地方就有内讧,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
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谁的意思?是上帝
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
们,才叫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说,一面痛彻心肺。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而且还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
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个华人社会,至少
分成叁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於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
两个和尚跳水吃,叁个和尚没水吃。”人多了有什麽用?中国人从内心就根本不了
解团结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
次来美国(一九八一年),住在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里,谈得头头是道,天文
地理、怎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我要
到张叁那里去一下。”他一听是张叁,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送我去一下
吧!”他说:“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的学校教书,都是一个家乡来
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还讲什麽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一项严重的特征。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
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也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
人,还是中国人!
在马来西亚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中国人在那里开矿,後来一下子被人家诬告了
,告得很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一个老朋友,一块从中国来的,还是曾经
一块打过天下的。朋友质问他怎麽做出这等下流的事情来?那人说:“一块打天下
是一块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在搞得没有办法,我不告你告谁?”所以搞
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譬如说,美国这麽大的一个国家,沧海一粟,谁知道你是非法
入境?有人告你麽!谁告你?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中国人告你。
许多朋友告诉我说,如果部门的顶头上司是中国人的时候,你千万要、特别注意,
特别小心,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示”他大公无
私,所以我们怎麽能跟犹太人比?
我常听人说:“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那麽勤劳。”我觉得这句话应该分两部分来讲
,一个是,中国人的勤劳美德,在大陆已经被“四人帮”整个破坏。
几千年下来,中国唯一重要的美德──勤劳,现在已经不存在。第二,我们拿什麽
来跟犹太人比?象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吵起来了,不得了啦,叁个人有叁个意
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後,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的一塌糊
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各位都明白,选举的意义是
必须有一个反对党,没有反对党的选举,不过是一台叁流的野台戏。在我们中国,
叁个人也同样有叁个方向,可是跟以色列人不一样的是,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後,仍
然还是叁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议到旧金山,表决决定到纽
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就会去纽约;如果是中国人,哼,你们去你们的纽约,
我还是要去旧金山。我在英国的影片中看到一些孩子在游戏,有的人提议去游泳,
有的人提议去爬树,争了一会决定表决,表决通过爬树,於是孩子们都去爬树。我
对这个情节有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的民主不是形式,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民
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大官儿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尊纡贵,民主并没
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团结,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好
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候非要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
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明知道这是窝里斗,可是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
成饭,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得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
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
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有中国人说:“这件事情我错了。”你
就应该为我们的国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他,结果是我
错怪孩子了,她哭得很厉害,我的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她是幼小无助的,只能依靠
父母,而父母突然翻脸,这是多麽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
爸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後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很久很久以後
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以後,我心里一直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因为我向
我的女儿承认了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说:“闭门思
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候,学生写周记,检讨一周的行为,检
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XX骗了,我对他那麽好,那麽好,只因为我太忠厚。”再
看看对方的检讨,也是说自己太忠厚,那麽谁不忠厚呢?不能够认错是中国人丧失
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但是错误还是存在,并不是不存在,并不是不认
错就没有了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
来证明第一个错误的正确。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讲空话,讲假话,喜欢讲
谎话,更喜欢讲毒话──恶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名声,不断夸张中
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所以全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
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
,外国夫妻呢“蜜糖”“打零”,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
或争夺权利的场合,毒话更是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麽这麽恶毒、下流?
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後来改行做了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生意可发了财?
他说:“发什麽财?现在就要上!”问他为什麽赔了?他说:“你不晓得,和商人
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麽。”很多外国朋友对我
说:“和中国人交往很艰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里究竟是什麽想法。”
我说:“那有啥希奇?不用说你们洋人,就是中国自己和中国人交往,也不知道对
方心里想的是什
麽。”要
察言观色,拐弯抹角,问他说:“吃过饭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
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
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请他,他也要一再推辞:“唉,我哪里够资格呀,我
不行呀!”如果你不请他,他可能记恨你一辈子。好比这次请我演讲,我说:“不
行呀,我不善於讲话呀!”可是如果真的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後台北见面,我会
飞一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得不到改
正,往往用十个错误掩盖一个错
误,再用一百个错误去掩盖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望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跑来看我
,他说:“晚上到我那里去吃饭。”我说:“对不起,我还有约。”他说:“不行
,一定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吧。”他说:“一定来,再见。”我们中
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说:
“我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哎!你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要到他家去呀
!”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煮好了饭等你。”外国人就不懂中国
人心口不一这一套。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
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
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在想什麽?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有句俗话说
:“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体文化,各位在国外住得久了,回
国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等於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
可能是五,可能是一,也可能是八百五十叁,你以为你说了实话,别人以为你在攻
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假话、空话
、大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的时候,我都可以
坐在那里睡觉,睡醒一觉以後,会也就结束。为什麽呢?因为开会的时候大家讲的
都是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今年(一九八四)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
划的一位大陆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
使我们说谎,使我们不能诚实。我们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
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为是无所谓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体文化就开始下降。比
如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了
一个危机,而我们中国人正面临着这个危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假话、大话、空话、谎话、毒话,中
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麽大,文化这麽久远,泱泱大国
,中国人应该有怎麽样一个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的心
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看到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国民的
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
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叁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麽我们
缺乏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
面是绝对的自卑,另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
就是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团狗屎,和权势挨得越近
,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
分裂的奇异动物。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绩。但是要保持这个
奇迹,中国人却缺乏这种能力。一个人稍微有一点可怜的成就,於是耳朵就不灵光
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写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作家,拍
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国念了
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祸,国立台湾师
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车掌小姐说:“我们这位司机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机
,英俊、年轻。”那位司机先生立刻双放开方向盘,向大家拱手致意,这就是自我
膨胀,他认为他技术高明,使他可以不扶方向盘照样开车。若干年前,看过一部电
影,有一次罗马皇帝请人来表演飞翔,这个人自己做了一对翅膀,当他上塔之前,
展示给大家看,全场掌声雷动。他一下膨胀到不能克制,觉得自己伟大起来,认为
不要这对翅膀也照样可以飞,接着就顺着梯子往一个高塔上爬,他太太拉他说:“
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你怎麽可以这个样子?”他说:“你懂什麽?”他太太
追他,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以後,把盖子一盖伟大加叁级,再往下
一跳,噗通一声就没有了。观众大发脾气:我们出钱是看飞的,不是看摔死人的,
叫他的太太飞。他太太并不会飞,也只好上去。他的太太最後凄凉地对他的在天之
灵说:“你膨胀的结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麽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
识太小,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使只有几
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
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於中国人很难有平等的
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就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
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
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的管子,把
他给救活了。两叁天之後,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的费用比较昂贵,预备转到荣民
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才把他的命
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於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
在向我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即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
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同你讲。”
我听了气得发疯:“你怕什麽?他只不过医生而已,你再生病的时候,不找他就是
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给你看病报复不可?再说,文章是我写的,他要对付,也是
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我都不怕,你怕什麽?”他说:“你是个亡命之徒。”我以
为我应该受到赞扬,没想到却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
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
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纽约来,发生了一起抢劫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警察捉到强盗以
後,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的不得了,不知道什麽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
保护自己的权利,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
了”四个字,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
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她的话,简直
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
暴官、永远不会绝迹。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鉴》里可以看到─
─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的明哲保身,所以中
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越猥琐。
中国的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以後,中国文化就被
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一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
,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
成立,而且还违反律法。这样下来之後,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和思考力全部僵
化、扼杀。就象用塑胶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说:“怎麽没有思
考?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多方面的事情,一件事不仅有一面,不仅有两面
,甚至有很多面。孙观汉先生常常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球,一面白,一面黑;看到
白色那面的人说球是白的;看到黑色这面的朋友说球是黑的,他们都没有错,错在
没有跑到另一面去看看。而跑到另一面看,需要想象力和思考力。当我们思考问题
的时候,应该是多方面的。
有一则西方的小幽默,一位气象系的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
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个学生却用了许
多的方法,就是没有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不服,告到校方委
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麽要那麽回答?他说:“老师让我用气压计来知道楼有多
高,但是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自己认为简单的办法。”委员
会的人问他:
“除了那些方法,你还有什麽方法可以知道楼高?”学生说:“还有很多,我可以
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顶放下来,再量绳子有多长。”“还有麽?”学生说:“还有
,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房子有多
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这就是一种想象力和思考力常使糨糊脑筋吓死。
在中国还有一种叫“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
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没有看到桥,也没有看到
卖西瓜的,於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
老板问他:“那你为什麽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有叫我去。”老板又骂这个
伙计混蛋,蠢材。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
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门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了,就去买了,瓜又便宜、
又甜。回去之後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这样,我很
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才
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孕育出来的人,怎麽可能独立思
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缺少鉴赏能力,什
麽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找原
因。
这个文化,在孔丘先生以後,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认识字的人,都
在那里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
的文化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里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
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每一个中国人变的丑陋。就是由於这个酱缸深不
可测,以至於很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
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
了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
。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麽,我就有什
麽。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
的。
要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
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但是我们可以学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
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一个朋友收集
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者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
因为每一套都是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
鉴赏家。
上一次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我们看到候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隐私,因为这
样做选民会觉得你水准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做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隐
私,而且制造隐私,用语恶毒。什麽样的土壤长什麽样的草,什麽样的社会就产生
什麽样的人。人民一定要自己够水准,人民自己不够水准,还去怪谁?对一个不值
得尊敬的人,我们却直着脖子喊他万岁,那你能怪他骑到你的头上?拿钱买选票的
事情使人痛心,选民排着队选举,一看有人付钱买票,有人就问:“怎麽不给我呀
?”这种人还配实行民主?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的赏赐。现在有人讲
:“政府宽松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
;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
;我们没有鉴赏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我柏杨
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
“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
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真的毕加索的画就不会有人买了,假画出笼,
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又好象一个人请了一个裁缝
来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骂:“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
“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叁沉思,没有鉴赏能力,就好
象瞎了眼的主人。
中国人有这麽多的丑陋,只有中国人才能够改造中国人,但是外国人有义务帮助我
们──不是经济帮助,而是文化帮助。因为中国船太大,人太多,沉下去之後,会
把别人也拖下旋涡淹死。在座的美国朋友,请接受我们伸出的双手。最後一点,我
的感想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仅只十亿张大的口,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下去,使
我想到,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国家每一个
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
是中国人目前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谢谢!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香港《百姓半月刊》
十二月十叁日洛杉矶《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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