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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ugemouse (LION), 信区: Green
标  题: 一个日本军医的忏悔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11月04日11:10:31 星期天), 站内信件

（日）田野正彰著朱春立刘　燕　译
　　１９３４年，成绩优秀的汤浅考上了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预科。他回忆说，当时单
纯地认为“认真学习，成为医生的话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对于自己生活着的时代
、国家一点也没有去思考”（《抹杀不了的记忆》，吉开那津子记录，日中出版社出版
）。
　　１９３７年发生了卢沟桥事件，冬天日军攻入南京。当然，汤浅对大屠杀全然不知
，也并不关心。
　　１９４１年医大毕业后他成为驹病院的内科大夫，在传染病房工作。这是因为他
认为如果去了战地，传染病的知识会有用的。当年１０月志愿做短期现役军医，进入旭
川的步兵第二十八联队。６月征兵检查时被建议做军医。
　　进入军队那年的１２月８日，日军攻击珍珠港，开始了太平洋战争。１９４２年１
月末他到山西太原附近的潞安陆军医院赴任。潞安陆军医院有１名中佐院长和８名军医
。汤浅军医在这里的传染病房和病理检查室工作。传染病房里收住着排菌期的结核病患
者和伤寒、副伤寒、赤痢、斑疹伤寒、回归热患者３０来人。
　　上任４０余日后的３月中旬，在军官食堂吃完午饭后，西村庆次中佐（医院院长，
冈山医专出身，外科医生）让干杂活的人退下，通知说：“下午１点开始手术演习，全
体人员到解剖室集合。”
　　汤浅想：“果然来了。”这是因为在慈惠会医大做学生时就听说过军医做活体解剖
。那时虽然觉得可怕，却也想试一下。然而事到临头，还是有些抵触感。汤浅平时做什
么工作都很积极，这次去解剖室却迟到了。虽然在那里他已经数次解剖过死于结核、赤
痢、伤寒者的尸体，但这天他步履沉重。
　　空荡荡的房间足有三十多平方米，这里不仅集合了潞安陆军医院的军医，还有师团
的军医。
　　房间左角有两个男性农民被反绑着双手站在那里。体格健壮的那个沉默着，而黑皮
肤、小个子、上了年纪的那个则吓得一直在“啊呀——啊呀”地叫。
　　护士把手术刀、截肢刀、截骨锯等摆在手术台旁边的桌子上。在手术器械稀里哗啦
的响声中，军医和护士竟说着笑话，时而放声大笑。这意味着“一切已是家常便饭，丝
毫没有什么紧张的感觉”，不过是职业演示。
　　汤浅学着周围的军官，装出平静的样子，但还是忍不住问旁边的平野中尉：“这些
人做了必须得死的事吗？”“八路（八路军），要杀掉！”“噢，是吗。”汤浅轻轻地
点了一下头。
　　西村院长说：“那么开始吧。”卫生兵一推，那个健壮的男人坦然地走过去，自己
躺在了手术台上。
　　汤浅感到意外，心想：“虽说是敌人，但值得佩服。也许是在日本军的威势前屈服
了。”他相信是这样。
　　但另一个相貌贫寒的男人却悲鸣着不肯前行。拿着刺刀的卫生兵越往前推，他越拼
命往后缩。这个脸上带着污垢的男人退到了汤浅的面前。
　　已经８０岁的老医生向我讲到这里时咬着牙，竭力控制着眼里的泪水。“自己无情
啊！”他说。
　　这句话包含着如此深刻的反省，使我感到那是第一次在与平时不同的意义上说出的
。
　　“不该做那种丑恶的事啊！”
　　“站在了罪恶的立场上！”
　　“新来的军医，有勇气吗？……大家都看着你呢！”
　　“若是和这个脏家伙扭打成一团，会弄脏我的白衣服。”汤浅一边这样想着，一边
做出威严的样子：“前边去！”他伸手推过去。
　　往后退的农夫，由于突然从后面来的力量而失去了平衡，向前一冲，被顺势按在了
手术台上。他仍然发出“啊呀——啊呀——”的声音。“幸亏没扭打到一起，”汤浅感
到得意。
　　农夫抓住手术台，支撑着身体。
　　护士靠近农夫说：“躺下。给你打麻药，不痛。”
　　那个农夫也许因这番中国话解除了恐惧，被护士拽着躺了下去。“这个护士竟如此
说谎！”感到愕然的汤浅扭头看去，护士似乎笑着对他说：“怎么样，不错吧？”
　　静脉麻醉后，农夫再也没有起来。２０来名军医分成两拨，围着两张手术台，剥去
农夫的粗棉布衣服，裸露出整个身体。
　　汤浅军医注意到，农夫的身体上没有伤痕，没有拷问的痕迹。他觉得不可思议。这
个男人没有被审问过，被抓后就直接带到这里来了。
　　后来，汤浅也成为实施活体解剖的组织者之后才知道，有关教育实习不是突然进行
的。虽说西村院长是那天吃午饭时通知的，准备工作却在这之前就完成了。首先由第一
军(华北方面军的一部分，曾占领山西省)向各师团、旅团、陆军医院下达实施命令，然
后由陆军医院的庶务主任进行准备。
　　不仅是在上级有通知的情况下进行活体解剖实习，实际上，只要陆军医院向宪兵队
说“某日送来若干个人”，就肯定有中国俘虏被送来，宪兵会抓来必要的人数。例如某
个中国人被密告，马上就会遭逮捕。因为并非依证据逮捕，很可能有被诬告的。无论怎
样，活体解剖同一般所说的“反正也得杀，正好派个用场”的所谓合理利用是毫无关系
的。
　　“并非是由于必须杀死而进行活体解剖，而是‘因为需要，务必送来’。因为那是
救日本军人生命的手术演习。就是为这个目的去抓人的。”
　　一个军医为了进行腰椎穿刺的练习，将农夫的身体置于侧卧位，正要插入针头，汤
浅问：“消毒呢”“横竖是杀掉”平野中尉带着吃惊的表情回答。
　　腰椎麻醉后，将这个男人面向上放平，绑上手脚。接着用口罩捂在鼻子上做氯乙烷
全身麻醉练习。挣扎的男人被摁了一会儿就发出鼾声，睡了过去。
　　首先由两个部队的军医做阑尾切除手术，也就是平时所说的盲肠炎手术的练习。在
抗生素还不普及的时代，切开的伤口必须尽可能地小。按照两根手指可以插入腹腔的长
度切开后，由于没有发生炎症的正常阑尾很小，找不到，于是再切第二次，还是不行。
第三次把盲肠全部拿出来，切除后，缝合。
　　接着由陆军医院的Ｏ中尉做上臂截肢。如果炮弹碎片进入四肢，造成严重创伤，只
能截肢。在上臂和侧胸之间深深插入截肢刀，用力转一圈，将皮肤和肌肉一口气切断。
初次做截肢手术的Ｏ中尉好不容易才将皮肉切开。
　　截肢刀切到骨头后，用止血钳扎紧血管。然后将周围的肌肉尽力往上推，截断骨头
。这是为了尽可能使骨头的截断面往里。大骨头用锯锯，发热扬起粉末，于是边涂食盐
水边锯。截断面用锉锉平。然后将神经拉出，为了避免以后疼痛，尽可能在深处截断。
最后缝合血管，慢慢放松止血带，确认不出血，缝合肌肉皮肤，结束。农夫的臂没有了
。
　　接下来，两人小组练习肠的吻合手术。枪弹打入腹部会发生穿孔性腹膜炎，因此要
将受伤的肠切除，进行吻合。两个军医在腹部正中切开，取出肠，任意切除一段后进行
肠道吻合，再缝合腹部。失去臂又被切除了肠的农夫的呼吸逐渐变浅。
　　接着切开气管。当胸部中弹时，血液会堵塞气管造成窒息。使用叫作野战气管切开
器的钩状手术器械，一个军医从脖子向喉头部切开，带着泡沫的鲜红血液随着呼呼的呼
吸声冒出。将冒出的血液清除。血液逐渐减少，剩下越来越微弱的哨子般的呼吸声。
　　手术演习进行了３个小时，在下午４点结束。部队的军医都回去了，护士也都离去
了，解剖室里只剩下医院的医师和卫生下士官七八人。
　　“手术台上的两个中国人还没断气，仍在呼吸，就这样扔到解剖室后面挖好的坑里
觉得难为情。西村院长用２ｃｃ的注射器向心脏注入了五六次空气，但呼吸状态没有变
化。我扼住脖子，压迫颈动脉，呼吸仍不停止。于是我和Ｏ中尉用中国人的腰带各拉住
一头用力勒紧脖子，可呼吸还是不止。
　　“这时，后进入解剖室的大谷操卫生曹长说：‘静脉注射麻醉剂，马上就可以解决
。’于是我把剩下的５ｃｃ麻醉剂装入注射器，注射进左臂静脉。注射了约２～３ｃｃ
后，中国人连续轻咳了五六声，停止了呼吸。
　　“那之后肯定是卫生兵去收拾了尸体，我们在这之前离开了房间。”
　　这天晚上，他不能平静，和同事外出去喝酒。
　　以上是１９４２年３月第三十六师团野战部队的军医进行的手术演习。由于是初次
体验，汤浅清楚地记得。
　　我听着这些讲述，不禁哑然。我当学生时以狗为对象练习过全身麻醉、呼吸控制、
肠道吻合；成为医师后，在手术现场作为助手积累了一定经验后，做过腰椎麻醉及阑尾
炎手术，协助做过急救患者的大腿截肢。将这些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去经历的事情，用一
个人做材料，３个小时就做完了。这同我通过文献知道的人体试验——穿刺采取肝细胞
、使人处在寒冷状态下测定死亡过程的温度、将空气注入血管致死等等——是完全不一
样的。这是为了快速培养军医而使用活人做手术实习材料，然而这个年轻的军医作为人
并没有受到伤害。
　　从那以后到战败为止的３年时间里，汤浅军医连同第一次，共参与了７次活体解剖
。其中５次是师团军医的手术演习，１次是卫生兵的新兵教育，还有１次是太原军医部
的军医教学。
　　除活体解剖外，汤浅还把从患者身上分离出来的伤寒菌、赤痢菌送交师团的防疫给
水部。当时不知道用途，实际上是防疫给水部为了进行细菌战，需要刚分离出来的更强
的病菌。病菌经培养后，交付给部队供作战时撒布。
　　汤浅１９４２年２月到山西省潞安陆军医院就任，３年半后的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
日，在山西太原迎来了战争结束。当时，在山西的日军中存在着“回到混乱中的日本什
么也干不了”，“留下来为中国尽力”的议论，这就是所谓“残留运动”。其背后包含
着“不想失去在中国积蓄的财产”，“回国后不知会被怎样对待”等算计。居留民会会
长河本大作原是参与炸死张作霖的关东军参谋，后来成了山西产业会社的社长，是这些
人中的头号人物。结果，应国民党军的征用，２７００名武装部队人员、３０００名技
术人员及其家属留在了当地。
　　汤浅当时考虑：“如果日本人留下，自己作为医师，也留下照顾他们。当前需要我
们。”东京被烧光了，回去也不知道干什么。同时，多少也有一些通过给中国人看病而
补偿中国人的心情。汤浅开设了日侨诊疗所，开始给日本人和中国人看病。留下来的日
本军人继续和八路军作战，汤浅也做过随军的医生。
　　１９４９年４月太原终于失守，他被命令继续在省立医院工作。每天上午门诊，下
午在病房巡诊，还给年轻的中国医师讲课。
　　１９５１年１月发生了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事：他被送到了河北省永年的俘虏收
容所，家属也被收容到家属队。
　　汤浅当时丝毫没有罪恶感。他想的只是：“宪兵或是做冻伤实验的石井四郎一伙人
是做了坏事，医师就是在战争中也没犯什么罪。”全然意识不到手术演习是一种犯罪。
开始一段时间，他以为收容所大概是让他们学习共产主义思想的地方，但当被要求坦白
罪状时，他开始对活体解剖产生了不安，疑神疑鬼。“这个收容所里有多少知情者呢?”
“和自己一同干过的人会保持沉默吗?”随着朝鲜战事趋于激烈，汤浅认为“中国不可能
战胜强大的美国，情况会发生变化的。自己做过的事情不会成为问题”。
　　被送进收容所却并没引起真正不安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中国方面反复
强调：“中国人民是宽大的。真心悔改、进行思想改造的，会得到原谅，可以回国；只
是表面认罪，骨子里却顽强反抗的，终将会暴露出来，受到惩罚。”这在收容所里叫作
“宽大政策”，是对日本战犯进行所谓“思想改造”的政策。
　　中国方面确实对日本俘虏采取了宽大政策。伙食供应比看押他们的中国士兵还要充
分。被命令给日本俘虏看病的汤浅医师甚至得到了报酬。
　　他们集体劳动、学习和坦白罪行，听二万五千里长征和中国农民悲惨生活的故事，
还听日本俘虏讲述解放军士兵背着受伤的他在泥泞中行走的事迹。集体的感动引发了个
人反省的情绪，他们纷纷流着泪悔恨“自己杀了如此困苦、如此善良地生活着的中国人
”。反省和对中国方面的信赖相互作用，使他们开始坦白罪状。如果使用《伊索寓言》
中太阳和北风的比喻，可以说主要是靠太阳来促成反省；但也包含着这样的警告：如果
不坦白罪行，就会刮北风。
　　汤浅坦白了活体解剖的事，但关于自己摘取大脑皮层和泌尿科医师取出睾丸的事还
是没写。他心里辩白说这是依令而行，但又觉得是太肮脏、太可耻的幼稚行为。他的坦
白书因为充满辩解、缺乏反省而被退了回来。
　　１９５２年末，朝鲜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汤浅等１００多人作为战犯被移送到山西
太原监狱。乘伪装的列车深夜到达后，分不清哪里是哪里，后来才知道是太原监狱。太
原监狱那不正是汤浅他们对４名中国人做活体解剖的地方吗?
　　在太原监狱的最初３个月，约１０块榻榻米大的牢房收容了１０个人，除非接受检
察员的讯问外，否则不允许离开房间。到了３月，待遇有了改善，伙食是米饭加鱼或肉
。６月汤浅患肺结核病倒了。这是因为他同有肺结核的同伴在牢房里比肩而眠受了感染
。发烧，咳血。中国方面用从苏联得到的抗生素给他进行了积极的治疗。汤浅一心想回
国，想和孩子们一起生活，同病魔搏斗，终于控制住了肺结核的发展，恢复了健康。
　　在此期间，汤浅坦白了一切罪行，包括先前隐瞒的事。他曾收到过一封信，是那个
为教育补充卫生兵而被做了活体解剖的男人的母亲，那个被自己杀死的男人终于不再单
纯是一个活体解剖的牺牲者，而是作为同亲人共同生活着的活生生的人浮现出来。这使
他感到了难以忍受的痛苦。那位母亲是这样写的：
　　“汤浅，你杀死了我的儿子我是他的母亲。那天的前一日，儿子被抓到了潞安的宪
兵队。我追到了宪兵队，一直在门口守着。第二天，门突然开了，儿子被捆着拖上卡车
，不知要被运到什么地方去。我跟在车后拼命地追，但缠着足，当然追不上，很快就看
不到车的踪影了。我四处找儿子。他去了哪里，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第二天有个熟人来
告诉我。他说：‘大娘，你的儿子被带到陆军医院，给活活解剖了。’我悲痛欲绝，几
乎哭瞎了眼睛。一直耕种的田不能再耕种了。我吃不下饭。汤浅呀，听说你被抓住了，
我向政府要求一定给你严厉惩罚。”（汤浅直接读的汉文信件)。
　　在昏暗的监狱中，他一个人不停地思考着，并想起了一些业已忘却的细小事情。这
以前他一心想回日本，想不论怎样，好好写个坦白书，通过检察官的追究，而这时此类
打算都消失了。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作为医师是如何走过了一条扭曲的路。当初希望像
父亲那样，做一个与患者共同生活的医生，而事实却完全相反那决不是自己的意志，而
是被国家驱赶、被周围潮流冲卷的结果。是否可以说自己曾是个毫无自我的人汤浅从心
底里这样想。
　　在太原监狱，看守们吃的仍旧是小米饭，战犯们吃的却是大米饭，还有鱼、肉等副
食。这被解释为要给俘虏们同自己国家生活相近的待遇。他们还可以在运动场打排球。
１９５６年春又把他们分成几个班，参加有关方面组织的参观新中国的旅行。
　　１９５６年６月，汤浅以免予起诉被释放。中国方面把他自己的行为和上司的命令
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追究行为的责任。即使如此，还是对他免予起诉。
　　７月汤浅到达舞鹤，再乘火车到品川。离别１４年后回到故乡，很多人来迎接。除
了对日本的复兴感到吃惊之外，他还受到了一个不小的震动。
　　来迎接的人中有过去一同入伍的医师、护士。一个战败后马上就回国了的军医说：

　　“汤浅，你怎么会是战犯？那场战争是正确的呀！你坚持这样说了吧，用不着遮掩
。”
　　“不是那样。不是和你一起干过那种事吗？”
　　“嗯？什么？”
　　战后１１年，他头一次因为汤浅的话想起了活体解剖的事。一直在思考过去的汤浅
医师和前来迎接的医师之间有一段很大的距离。
　　不仅这位来迎接的医师，从华北归国的医师们都是这种姿态。华北方面军有３０万
人，共有２０个以上陆军医院。医院的军医和野战军医加在一起应有数千人，卫生兵和
护士加在一起也有几千人，但这些人谁也没有就活体解剖的事说过一句话。只要其中有
一个人说“做过那种事的人可是很危险的”，那么谁也不会留在太原。不认为是罪孽，
当然也没有否认的必要。在“战争是悲惨的”这种笼统的解释下，那些事情都被忘却了
，丝毫也没留下记忆的痕迹。
　　汤浅回国后立刻住进东京红十字医院，接受已出现空洞的肺结核病的治疗，次年３
月进入母校慈惠医科大学内科进修。自１９５８年开始在东京杉并西荻洼诊疗所工作，
直至今日。在做诊疗工作的同时，他一直参加日本的和平运动。
　　归国后的前６年，他没有说过有关在中国犯罪的话。那段时间他要为生存而竭尽全
力。如果那种事情被人们知道，患者就不会来了。不久，他得到了地区患者的信赖，终
于能够在和平运动的集会上畅所欲言了，但妻子却不愿意他多讲。“妻子可能是由于经
受过中国收容所生活的劳苦，不愿再想过去的事吧。可自己真是挺孤单的”，汤浅说。

　　关于在中国的战争犯罪，吉开那津子曾访问过汤浅，出版了《抹杀不了的记忆》一
书。许多人正读着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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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国虽大  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  忘战必危

我是一只大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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