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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ugemouse (爱谁是谁), 信区: Green
标  题: 印度教授眼里的中国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8月21日08:54:29 星期二), 站内信件


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地区性大国和两个发展迅速的国家，不论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冲突
都是不可避免的，何况中印两国还存在着边界问题，特别是印度竟然公开支持美国的NM
D计划，更是令中国难堪。古人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怠。现在有关印度的报道，经常
出没与报端，但却很少有文章从印度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下面就介绍一篇
作者：德什潘德（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科学系中国问题专家）
　　中国的城市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每隔两年我都去中国一次，而每次我都发现这些
城市比上一次去的时候更令人眼花缭乱。我初时在那里见到街上乞丐的震惊亦已消除，
原因是我对“自由化前”中国的记忆，已随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忘。中国看来好像有一种
大家都同意的想法，就是最好忘记“革命化”的年代，或是只需留下模糊的记忆。当然
这里有巨大的毛泽东像，在复旦大学校园的那尊塑像十分精美，外形的巨大和革命性的
突显在毛泽东雕像上巧妙地糅合。然而校园里的人只管从它的左边或右边走过，使屹立
在那里的毛泽东似有点庄严
的落寞。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一届代表大会的地方，会址保养得很好，尽管少了两张照
片，但可以说，这是政治失忆。仍有人在排队参观。我曾于一九九一年在布达佩斯寻找
卢卡奇住过的地方，那位看来很机灵的年轻女翻译员似乎对他毫无认识，更别提他住过
的房屋在哪里了。就算她知道他，也不会有兴趣。但那幢简朴的楼房是中国共产党人首
次开会的地方，因此未被忘记，然而仅限于此。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世界似乎在被淡忘
，耀眼的上海已很难跟此拉上关系。
　　现在，已没有人再谈论文化大革命。有一次我从北京前往大清帝国的夏都承德。在
行程中，我的旅伴──北京一所医院的医生，一直不停地谈论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
，以充满冷嘲热讽的幽默为我增添了有关的资料。（她告诉我，她如何被迫去种黄瓜。
她微笑著补充说，让医生们知道黄瓜是怎么种出来的，倒也不无好处。）
　　在二○○○年，文化大革命几乎已成为一个遥远的不愉快的噩梦。在中国西南部云
南省的省会昆明，我们的翻译是郭先生和邓先生。当我们之中有人称他俩为郭沫若和邓
小平的后裔时，他们的反应是放声大笑。郭沫若被以这样随便的方式来“纪念”，令我
感到意外。但也就如此而已，人们不再为郭沫若而深思。这使人有一种感觉，即那个时
代已经过去了。所有的美梦与噩梦均已被遗忘。
　　也许，怀旧并非中国的美德，或者恶习。历史在向前发展。在复旦大学校园内和中
国其他地方耸立著其纪念塑像的那位老人，对当代中国人的热情所向只会感到诧异，或
甚而震惊。他将惊异地看到，中国十六世纪的园林和美国肯塔基炸鸡店不协调地共存。
桑德斯上校（这可能根本不是肯塔基炸鸡创始人的姓名？）和他的炸鸡店对中国的传统
是否敬而远之？
　　当代中国人对以往的毛泽东时代，似乎也是“敬而远之”。中国人知道毛泽东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但中国人有尊崇祖先的美德，不会因此而放弃毛泽东。
　　“为什么美国人不喜欢我们的民主？理由很简单，中国执政党依然自称共产党，美
国人对此不高兴，”这是在上海一次午餐会上，问中国人对政治自由化的看法时，得到
的回答。“我们是务实的民主。”中国一名社会科学家这样说。这是对西方民主概念“
敬而远之”的例子。
　　午餐会上的谈话，糅合了刻意的拘谨，以及间或骄傲和直率的随意。孙中山三民主
义的回响清澈可闻。假如有位中国政治家走出来，手持一部从一八九八年维新运动领袖
康有为，到孙中山到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各式民主思潮史籍，没有人会感到奇怪。所有这
些的出现，并非因为也不独是因为中国人是民族主义者，而且更因为民主本身只能从历
史学家的角色去认识。西方思潮是重要的，但东方历史的重要性亦不遑多让。中国会有
民主，那是历史和经验使然。有人引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话：世界不可以只有一种
色彩，也无需只得一种色彩
。午餐会的话题没有集中在江泽民身上，正如一个中国人说，有关江泽民的讲话是开场
白。这类开场白总会出现在中国的演讲中。它有很多作用。它指出根本不存在西方评论
员老是强调的那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它进一步重申，假如真有这样的标准，它就
必须包含中国（或者印度或者西亚）思想的贡献。
　　在中国，对“非正式”以至正式谈话，有一种不成文的习惯。到某一点上，你就不
能再深究下去。如果已达到或正在达到某个“不可返回点”，总得有一方要放弃继续讨
论。如果你不小心，一切有关中国政治自由化的谈话，都将到此为止。这几乎令人觉得
，对话的所有动力，立即消散了。你所能获得的，就是礼貌的沉默或某种熟悉的立场的
重申。印度所坚持的语意清楚或对普遍性的信念，在中国无法令人明白。在中国的几次
访问和会谈，一再证实我这种看法。在中国，对话永远是有限制的对话。受到文明的限
度的限制。也受到这个事实
的限制，也即所有交流都是政治的，因此，我们所能希望做到的，是看到（彼此的）政
治了解的限度。抵达“不可返回点”，有违于中国的务实特质。也许这就是午餐或晚宴
上的非正式谈话，变得如此有趣的原因。在这个时候，就较容易知道“不可返回点”的
到来，也较不那么紧张。
　　在上海这次谈话中，就有这样一个“不可返回点”。“你们所理解的民主，在印度
行得通吗？”是个很一般和典型的问题。中国人这种发问，帮不了对印度政治进步持怀
疑的印度自由派。同样地，西方民主因为是西方的所以没有在印度遭到拒绝这一事实，
则完全被忽略。这种争论的要点很清楚：我们（中国人）要实行我们自己的民主。如果
美国不喜欢，那就不喜欢呗。
　　另外，令人有点吃惊（并非全都令人高兴）的是，印度为何与西方民主如此相安无
事。上海国际研究所今年发表一本论文集，分析“冷战后的世界”。这些学者把民主和
与之相关的人权问题，视为人权和国家主权问题。这其实源自邓小平的路线：“有些西
方国家以中国人权记录不令人满意和社会制度非理性和不合法为藉口，试图危害我们的
国家主权。”（《冷战后的世界》，页三十四）。这段话的含意是不言而喻的。人权问
题是重要的，但不是也不能成为一个超国家的问题。民主的问题，不是国家弱化的问题
。
　　引起好奇的，是有关国家的讨论。这问题，部分是由语言引起的。ＳＴＡＴＥ（政
治概念的国家）和ＮＡＴＩＯＮ（民族概念的国家）在中文里都可译作“国家”，中文
没有很清楚地区分这两个概念。如果再想深一层，其实印度人甚至可以说各种东方语言
都没有清楚区分民族与国家，至少来说，两个概念是互换。在回答一个如何阐述中国经
济增长与政府管治的问题时，我大胆表示，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并没有削弱其国家。把
国家译为ｓｔａｔｅ，问题变得明显不过了。我援引这次谈话，是为了突出另一个事实
。中国对硬国家和软国家的
讨论甚少。国家必须强大。中国将维持力量。有关硬国家与软国家的问题，绝不成问题
。国家强大才是问题。
　　毫无疑问，在中国，自由主义的言论没有多大市场。简言之，“公民社会相对于国
家”这样的问题，在中国是没人理会的。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因此，难免会有人被
这种矛盾迷倒。但是，整体而言，他们是微不足道的，是边缘化的少数派。在昆明，我
们谈到印度和中国有些人反对改革之类的话题。很明显的是，无论是讨论全球化问题，
或环境问题，或新政策涉及的社会福利减少问题，在中国都有人反对，但这力量不大。
在中国，没有什么被停止。我们在上海的朋友，对此似乎很清楚。我曾提到印度纳尔马
达工程的反对声音，并表示
三峡工程也可能有一定的反对声音，但是我这番话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在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这可能是另一个“不可返回点”的例子。
　　在中国，外交政策的领域永远是最清楚的。各项立场都清楚得不得了，但是讲话却
非如此，而是松散而含糊。去年（一九九九年）我也在上海。当时的气氛，仍在印度核
试的笼罩下，还有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对中国的评估，以及总理瓦杰帕伊致克林顿总统
的信。所以，当时的反应是可以预期的。印度无权搞核武器，这将是一句最能简扼地说
明中国态度的话。
　　十二个月内（从一九九九年十月至二零零零年十月）发生重大变化，“波克兰二号
”仍是极讨厌东西，但没有因而爆发骂战。有人勉为其难地承认中国必须面对现实。印
度（或者巴基斯坦）是个核子国家，中国实难改变这个现实。目前只是个姿态，有位评
论员仍坚持印度应该签署全面禁止核试条约，否则就没多少人会讨论核不扩散体制以及
该体制的经营人的信用。或许并非普遍认为印度或者巴基斯坦核能力不够班，不管什么
原因，核武器似乎不再那么重要。显而易见的是，中印关系最终超越“波克兰二号”。

　　印度与美国的关系正被默许。在我多次访华行程中，首次听到大概说印度成为南亚
“地区大国”的说话。另一个较温和的说法，是印度作为地区大国的冒起是不可避免的
。印度跟美国的关系出现新变化已非常明显。巴基斯坦对中国外交政策仍举足轻重，这
情况会继续维持一段长时间，但中国毕竟对南亚的整体政策出现转变，说中国目前接受
“印度在南亚地位出现性质上改变”和“中国必须在中巴关系不会偏颇情况下对此进行
调整”，一点也不为过。
　　美军赫然耸现在中国。中美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之时，我们正在中国。我们离开上海
国际研究院时被告知说，翌日访问该院的客人将是美国海军部的助理部长。他们微笑著
对我们提供这个信息。这些上海人，特别是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国际研究院的上海人
，都很讲究效率。他们组成了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库，与北京的思想库──特别是中
国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互为补充和进行竞争。我的印象是，北京和上海
对美国的反应有差别。北京是正式而适度，认为中国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是可以理
解的事。北京发表了国防白
皮书，演习表示中国有与美国打交道和合作的愿望。台湾问题使人不愉快地想起美国继
续在台湾海峡扮演角色的军事意义。白皮书向这个海外大国表示，“如外国军队入侵台
湾，如台湾拒绝与大陆统一”，中国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有力措施，包括使用武力”。
白皮书没有说明“外国力量”是指美国。如台湾一意孤行回避统一，就只能依赖美国的
支持。中国与美国的对抗就不可避免。这概括了北京的观点。
　　但在上海，人们的观点较为灵活。是的，完全从逻辑上看，与美国的对抗不可避免
。但在这一点上，中国现在对美国的看法，与七十年代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上海人在承
认这一点的同时，对中美关系前景的看法并不特别悲观。最终的分析认为中美将会对抗
，但这种“最终分析”的局面也许终归不会出现。
　　印度已在中国的世界视野里取得一个新位置。让我们加入贸易游戏。让我们参与资
讯科技合作。这是一个不断提出的主题。去年我很少听到对印度的发展表示恭维的话，
但是今年我听到很多这类热情谈话。他们对印度尊敬多了，把印度视为经济大国。
　　这一切，都可成为迈向重新调整中国与其邻国关系的最初步伐。一般而言，对当前
实现的阐述，往往是对即将发生的变化的阐述。似乎，上海的思想库正在期待与印度建
立不同关系的阶段。他们看到前面是一个合作的阶段。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寻求建立
与印度的战略平衡。巴基斯坦当然重要，但是其重要性已愈来愈低。在有关所谓对巴基
斯坦提供核援助问题上，亦有十分坦诚的讨论。他们都准备讨论每一个细节。他们以前
的态度是，在核合作方面，中国跟巴基斯坦毫无关系，但是他们现在不再机械而草率地
这样强调。在复旦大学的美
国研究中心，可以见到一种可灵活的态度。中印关系并非仅限于肉眼所见。也许，他们
第一次意识到，印度对中巴关系的不安，值得考虑一下。也许，上海的思想库认为，中
国的政策调整，若不考虑印度，是不可能的。
　　他们承认中印关系正常化步伐缓慢，也注意到两国关系之脆弱。令人耳目一新的是
，他们并未打算单独把印度或印度的核姿态或印度的克什米尔问题说成是这种关系的元
凶。上海似乎觉得，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上，印度的比重必须改变。这对总体上的中国外
交政策而言，是重要的。甚至对中美关系而言，也是重要的。这可能仍不是北京的观点
，但是上海表述了一种略微保持距离的立场，本身就暗示在北京也有人支持这种立场。
无论如何，这可能成为北京考虑中的另一种选择。
　　昆明是个美丽的小城。海拔一千五百米的昆明有“春城”之誉。作为一个落后省份
（云南）的省会，昆明将目光投向东南亚和南亚。中国西南部需要放眼外望。一个中国
、印度、孟加拉国、缅甸四国会议十二月将在德里举行，磋商地区合作事宜。没有人知
道会议将讨论出什么成果。中国西南部与印度东北部看来像是合适的好伙伴。可是，困
难在于印度对其东北部的看法同中国的不同。中国的看法是，一个完整的印度国的东北
部并非印度的一部分。这确是寻求合作的一个非常脆弱的起点。有人在昆明提出这个问
题时，现场是一片沉点。只
有一个人说话。他辩称尽管在阿鲁纳查尔邦及其地位问题上存在纷争，但印中两国仍然
可以搁置这问题而寻求合作。我不知道如此接近拟议中的合作地区的纠纷是否可被搁置
。或许可以，或许不能，且让我们看看十二月的会议谈出什么实质进展。迄今为止，中
国西南部与印度东北部之间的合作仅限于口头上表达良好意愿和推动一些试验性的构思
。重要的是昆明确实是在放眼于西南以外的地方。在这一片中国地方上，经济关系的重
要性至高无上。对其他事，昆明似乎兴趣不大。可是，它对如何把中印之间的竞争性经
济变为互补性经济没有什么
主意。在目前，我们知道双方政府都有意发展自己的落后地区，并依赖经济合作作为发
展和增长的方法之一。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情景，来印证本文开头所说的中国人的历史观和连续性：
距昆明约六十公里的石林，景象美丽和独特。石林照字面解释，是石块很高、形状如树
木。当你进入这特别的地方时，你会看到一组非常引人注目的石块（这是数百组之中的
一组），那里有一段说明文字，谓周恩来和朱德曾在这里留影。引人注目的，是如朱德
般的游击战争年代老将军仍有人记得。在瞬息万变的环境里仍能够保存这种连续性的人
，很可能是最有可能生存下去的人。中国人肯定是这类人，希望印度人也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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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只大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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