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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pippen (自由，民主，俺也会了), 信区: Green
标  题: 见证中俄系列之一：前苏联驻华大使访谈录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Wed Apr 30 12:30:58 2003) , 转信




发信人: archery (尧曰), 信区: History
标  题: 见证中俄系列之一：前苏联驻华大使访谈录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03年04月30日08:19:49 星期三) , 站内信件

2003年04月29日 00:00 
 
  

2003年的莫斯科春天姗姗来迟，周五的傍晚，俄罗斯前驻华大使特罗梅诺夫斯基来电话约
我
去他的别墅作客，我们原来约好要好好谈一谈，他在电话里坦率地说："阿寥沙，我想吃中
国
菜了！" 


特罗梅诺夫斯基的别墅位于莫斯科西南的孔采沃，这是高级别墅区，历来是高级领导人的
居
住地，包括叶利钦、普京等人。 


夕阳西下的黄昏，我与特罗梅诺夫斯基坐在别墅的院内的高地上，喝着"龙井"茶，听他讲
见
证俄中关系的历史故事。 


（俄罗斯前驻华大使特罗梅诺夫斯基回忆） 

......1986年初从纽约回来后，我拜访了当时的外交部长爱德华·阿姆弗罗西耶维奇·谢
瓦
尔德纳泽。 


这是一个甚至我们的对外关系部门也发生了巨大度革的时期。 

我的上级领导示图表示，他们不仅在国内要推行新的政策，而且对外也是同样。这就要求
除
了其他方面变化也要在外交舞台上有新的面貌出现。一大批新的使节调任到各国首都，而
另
一些人则建议退休。大家知道，格罗缅科不喜欢撤去在世界领先国家的大使。例如：多勃
宁
在美国呆了23年，足够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中了。卢科夫任意大利大使达7年，而我本人在
日
本和联合国也分别任满9年了。 

因此，我毫不怀疑新部长会派我去任新职。 

说老实话，部长助理也曾暗示过我可能去伦敦。 

在跟部长谈话一开始，他也亲自谈到了这一点。是的，曾建议我担任驻大不列颠的大使，
可
是在这之前，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他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位置，那就是，我们需要一位
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大使，并且应该是一位著名的职业外交家，而不是党的活动家。而且
这
位外交家过去没在中国任过职。"这样"，谢瓦尔德纳泽得出了结论，"选中了您"。"自然"
，
他又补充说。"考虑到去中国的意义，需要您在即将举行的党代会上，由监察委员会委员转
为
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在经过短暂的考虑后，我同意接受这个新的职务。 

不容置疑，在新的对外政策中，考虑的问题之一是解决与中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当然，在我私人生活方面，伦敦比北京更舒适些。而在克西顿-巴拉斯-盖尔德斯13号的大
使
馆工作，也不要求太费力，因为苏联与大不列颠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与美国的
关
系。 


至于中国，则真的是头等重要和头等复杂的任务。 


说实话，我是不十分符合戈尔巴乔夫对中国大使候选人的要求的，也许，只是因为在与中
国
关系上，我从未充当过首要角色的关系。但是作为赫鲁晓夫的助手，后来又是柯西金的助
手
，我与苏联在东方邻国政策不是没有关系的。特别在1958年和1965年陪伴赫鲁晓夫和柯西
金
去过北京。这样，我不仅仅有可能注视我们东方政策的发展，而且对其方向多少会发生一
些
影响。 


应当承认，在50的代末和60年代，我不属于那些对中国“左”倾路线同情的人。那个时候
，
中国领导人"反帝斗争"的所有问题均采取极端激进的立场。他们严厉谴责苏联领导只在缓
和
国际紧张局势的每一个步骤。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印象，北京似乎希望两个强国发生冲突，
其
结果将是，就像当时所说的，坐山观虎斗或鹤蚌相争，渔翁得利。此外，也似乎试图影响
苏
联内部的政策，使其恢复到某种形式斯大林主义。 


可是，当我与爱·阿·谢瓦尔德纳泽谈话的那个时候，已经完全变了。中国的对内、对外
政
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以说是轰动一时的。 


中国领导已开始进行改革，反而我们却还停留在理论上，束手无策。这也改变了我对中华
人
民共和国的态度，可以说，使我产生了新的信念，必需使两个国家互相接近，或者像已经
通
行的表达方法两国关系"正常化"。 


说到准备去北京上任，我回忆起了我们与这个伟大国家关系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我作为见
证
人或者参予者，对那些阶段还记忆犹新。中国这个因素常常对过去的苏联、以及对现在俄
国
的领导政治意图产生巨大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年间，两国的关系简直是全
方
位的友好和稳定，在那个时期，中国急迫的、特别需要苏联的帮助，以实现自己经济和国
防
的现代化。我方也给予支持。但是，这种关系逐渐地停顿下来。甚至现在过去了许多年以
后
，还不容易确定两党、两个大国间导致戏剧性分裂和极尖税冲击的始因。作为赫鲁晓夫的
助
手，以后是阿历克塞·柯西金的助手，我有可能观察到那种互相埋怨、互相侮辱的十分悲
惨
的一连串事件，都是怎样发展过来的。 


国际关系专家对断定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赫鲁晓夫指谪斯大林；苏联不愿将原子能
技
术的秘密转交给中国学者；莫斯科批评中国在中印边境的冲突。 


但是，我认为过去发生的分歧有着更保深层的原因：中国按理有权认为自己也是个强国，
不
可能长期在某个集团中居于二等角色的位置，而在苏联的联盟中，只能属于这种角色。在
最
近与华盛顿的不断接近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强调，他们不希望与任何一个强
国
结盟，这话决不是偶然的。除此以外，斯大林死后，也发生了纯属个性的问题。毛主席认
为
现在世毛主席认为现在世界共产主义活动领袖角色是非他莫属。甚至用于称苏联人"老大哥
"
一词也开始无法从中国人口中听到，尽管这个词过去是中国人自己创用的。这样，正像我
认
为一样，实际上破裂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早晚而已。 

如果是没有上述的那种个性的因素作怪，两个大国和政党在原则上意见分歧原本可以采取
比
较文明的形式加以解决。每个人都想表现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自己比别人更
加
正统。开始只在中央机关刊物《真理报》与《人民日报》间争论，多少还比较平和。但很
快
便形成了街坊吵架。在莫斯科看来中国领导人成为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和高谈阔论者，
而
当时北京则给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戴上了"修正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者走狗"等高帽。过了
一
段时间，苏联领导人变成"新沙皇"，在苏联的宣传中称中国为"军事独裁者"。在1990年我
离
开北京回国时，与中国前外交部长吴学廉辞别时，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现在来看我们
两
国当时交换的信件，简直是啼笑皆非"。 

有一个阶段赫鲁晓夫想采取措施熄灭这些冲突的火焰。 

1958年8月，当中方领导对莫斯科有意在中国境内建海军基地和联络中心表示不满时，他赶
紧
飞往北京，以便平息所发生的误会。我对这次访问记得很清楚，因为我首次作为助理伴随
赫
鲁晓夫同行。这是一次有趣的会晤，有些谈话是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中进行的。那情景令
人
难以忘怀：想一想两个肥胖领袖穿着游泳裤，在拍击涟猗水波涛中讨论重大政治问题。结
果
所有在争论问题似乎已经解决，赫鲁晓夫启程回国，对会晤结果甚为满意。可是，很快搞
清
了，那是多年苏中之间一系列不愉快事件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时也出现瞬间的闪光，给人以希望的时刻。例如，在1962年，
当
时在莫斯科召开共产主义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经过长时间的和折磨人努力，在以米哈伊尔
·
苏斯洛夫和邓小平为首的苏中编审组最终同意了互相可接受的会议宣言。 

可是这仅仅是书面的和解，而实际分歧照样存在，甚且继续加深。毛泽东主席支持继续与
苏
共中央和苏联保持距离，赫鲁晓夫则缺乏自制力和耐心，焦急地召回在中国工作的所有苏
联
专家，这一招带来更坏影响。 

总而言之，赫鲁晓夫所特有的冲动性，与中国激进主义思想恰好相互呼应。而某些人甚至
认
为，为了恢复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必须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上有所牺牲。不论其他情况如
何
，与中国断交，毫无疑问，对赫鲁晓夫的下台起了重要的作用。 

1963年末，赫鲁晓夫确认：中国言归于好是不可能的条件下，因而也就完全停止了调解工
作
。 

赫鲁晓夫的继承人在最初的若干年间，曾不断努力调解与中国的关系，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的
是：当周恩来为庆贺十月革命47周年决定到莫斯科访问时，许多人认为：中国总理的这次
访
问是北京试图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下台后的领导的一种信号。我在柯西金的办公室，当他在
机
场迎接周以后，与勃烈日涅夫谈自己的印象时，以激动的声调说，中国客人的情绪好极了
。
虽然他们没有讨论过任何实质性问题，柯西金认为，这次一切都会很顺利。 

可是很快就清楚，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把自己的愿望当成了现实。在与苏联
领
导人（假如我没有记错，我方参加会谈的人员有勃烈日涅夫、彼德哥尔内、柯西金、米高
杨
和安德罗波夫）谈判时，周恩来确认，苏联共产党执行了错误的修正主义路线，如果苏联
同
意真诚希望克服与中国领导的分歧，他们必须认真地改正自己的政治路线。虽然勃烈日涅
夫
和其他人真诚地对与北京关系正常化感兴趣，他们也不可能作出这种让步，那等于是无条
件
地投降。 

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外国来宾大型招待会上，发生的事件使谈判彻底破灭，事情发生的经
过
是这样的：我站在离中国代表团不远的地方，发现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走近中国客人并
与
周恩来谈了些什么。周恩来突然发怒大声地说了几句话，就离开招待会。原来，马林诺夫
斯
基不知怎的脱口而出。"周恩来同志，我们已经摆脱了赫鲁晓夫；现在该轮到你们摆脱毛泽
东
了"。很难解释，是什么使元帅说了出框的话？不是多喝几杯伏特加，就是完全在政治上无
知
。显然，余下的谈判几乎只能是苏联代表团毫无成效地努力去抹平国防部长及不妥当的出
框
话了。这次的会晤以一无所获面告终。 

也曾采取了其他的方法，使苏中关系进入正常轨道。这种执着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方面的
成
就或许能提高一些新领导的威信。很遗憾，多次的努力，所获得的北京态度只是毛主席更
加
不可侵犯和不能调解了。 

柯西金表现出了坚忍不拔精神。虽然，他是一个超群的人，但时代在他思想上留下深刻痕
迹
，他认为绝对不能脱离老规矩。例如，他认为共产党之间的分歧不能克服是非理性的表现
。
意思是共产党员不应当生活在无休止争吵中。但这对他只是个概念，虽然他很想提高自己
的
政治地位。 

1965年2月以柯西金为首的代表团赴越南，旅行主要的目的是北京，因为我们去河内和由河
内
回来的沿途都必须经过北京。在我们小组中包括了尤里·安德罗波夫，他当时担任苏共中
央
书记的职务，主管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而华西里·库兹涅佐夫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在去河内途中，柯西金与周恩来进行了谈话，似乎是出现可能改善关系的希望。周提出的
条
件是温和的，看来有了一个微开的门缝。从越南归途在北京时我们等待着毛泽东会晤。可
是
直到最后一刻我们对接见还是一无所知。只是在离开那天的早上，通知我们，毛主席一个
钟
头后准备接见柯西金及其随从人员。 


早上11时，将我们带到故宫旁边的中南海，毛泽东在放下窗帘的大办公室接见我们，非常
冷
淡地问好，我们从他那里没有发觉任何诚意。参加谈话的还有中国其他领导成员，但是他
们
都没有丝毫的积极性，由领袖带领着。我眼前不由自主地呈现斯大林与其周围的人们同样
情
景。由于毛泽东也像斯大林一样，都是矫柔造作，因此使事态更加发展。在每一个自己认
为
意义重大的说明词以后，他都环视一下周围，以便确信他所需要的效果已经产生。他在演
说
中特意显示出冷嘲热讽性，有时出现侮辱性。这是十分清楚的，我们的部长会议主席解释
领
悟到的就是向新的苏联领导表明了，到底谁有水平。 

在谈话过程中他也讽刺地说"不应该伤心嘛，迟早我们的关系一定会改善的。过一万年以后
，
一定会正常化。也许早些，9000年"，还说："或者有人认为我不喜欢苏联，这不对。不久
前
英国代办要求接见。我没有接见，而接见了你们。" 


对此，柯西金已不能克制自己，他自言自语地说："如果你到莫斯科来，毛同志，我们不会
这
样跟你谈话的"。而毛对此不屑一顾。一边踱步一边蹬了他仇恨的赫鲁晓夫一脚："请把他
派
来吧！我们将给他安排讲台，他能成为非常优秀的教员"。 


整个来说，这次谈话产生了极不愉快的印象，甚至周恩来安排的告别宴会也没能冲淡这种
印
象。我坐在不熟悉中国菜的安德罗波夫的旁边，他感到这些菜异常奇特，甚至笑着对我说
：
"他们是不是要证明，这些修正主义者不管什么都吃啊"。 


在回国途中飞越在白雪覆盖的西伯利亚辽阔大地上空时，我们与尤里·菲尔索夫核对了与
毛
泽东主席谈话的速记目录稿。柯西金读完说，"可能要改得缓和一些。否则，莫斯科会认为
我
的一切努力均是白费了"。我记得，当时已经谈到毛泽东流露过：假如苏联完全改变自己的
政
策，怎么和解都好。我回答说，我们既使进行某些修正也没有丝毫意义，因为毛说的一切
，
都是至于强调任何一种和解均是不可能的。柯西金摆了手表示同意，我们保持原稿不改。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中关系并未得到改善。相反，两国间的论战越来越剧烈。而且事情不
仅
仅在言论上，冲突不断加剧，加快了两国间的敌对性。中国开始感觉到苏联在蒙古，而后
在
阿富汗的驻军是对自己安全的威胁；莫斯科则将中美接近看成严重的战略威胁。 


"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更是火上浇油。许多毛泽东的反对者被指责是苏联的同情者或指控他
们
是莫斯科的间谍，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份子"，在当时这是最侮辱性的称谓了。历史的经
验
证明："当对外政策的问题变成内部斗争的武器时，对立面的结合点绷紧了"。 


毛主席死后或者正像他喜欢开玩笑说的一样----在他去见卡尔·马克思以后，中国开始进
行
大规模改革，而我们两国间的分歧发生了变化。用北京的观点来看，当年大逆不道的修正
主
义份子，"现在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竟然变为教条主义份子，或书呆子了。"虽然采取了一些
灵
活的步骤互相会晤，我指的是两国外交部长每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另会进行会晤，或者中
华
人民共和国高层代表为了吊言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等到莫斯科访问。但均未带来任何
实
质性的改变。政党间的接触实际上没有过，而国家间的关系依照如故，非常紧张。 


我由纽约经常定期地返回莫斯科，我发现我们有些领导人，不久以前还积极反对任何只在
改
善与中国关系的实质性做法，现在却朝着不是和解，也是部分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
方
向努力。 


其中有安德罗波夫，他当时已是政治局委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从他那里我听到：我
们
是否应创造一种环境，不使美国人可能成为中国的伙伴。他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不止
一
次地建议在联合国保持与中国代表的接触。我想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符拉基米罗
维
奇和安德罗波夫，如果能多活几年，他一定会采取重大步骤，来促进两国的接近的。 


戈尔巴乔夫当然知道这一切，在接替安德罗波夫之后，作出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任务
就
是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谢瓦尔德纳泽在我去中国前的临别赠言中说到："从北京使馆寄回的情报必须是客观的。"
这
意味着必须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中国内外政策正面的东西。我们当时的外交部长认为："很明
显
，事出有因，说明我的前任过份地强调中国负面的东西。"他同时还建议要注视中国经济改
革
的发展，特别是那些对苏联有用的经验。最后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苏中关系正常化。"这
些
建议完全与我自己对在使馆工作必须追求的目的相吻合。 


很遗憾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未能见面。在应该接见我的那天清晨我打电话给他的秘书
，
我感觉到，似乎发生了不可预测的事情。秘书处于非常明显的紧张状态。"我想，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不能接见您了"，他说："这里发生了异常不幸的情况。"很快就清楚了，他指
的
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第二天，我乘飞机离开莫斯科去北京。 


但是很快又需返回莫斯科，以便参加外交部会议。 


会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了对外政策的"新思想"和外交部工作主要方面的报告。他阐
述
了对外政策与当前国内任务的关系，指出外交目的应有利于缩减国防开支并不使国家安全
受
到威胁。并强调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利坚合众国与我们的关系，当然也不能忽视
欧
洲国家的作用。我很想听听他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看法，当他说出我们外交政策与中
国
的关系具有特殊意义时，我非常高兴。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他事先警告过我，在总书记发言后，他想让
我
发言，当然我主要注意于中国改善关系并进一步和解的具体步骤，不过也涉及联全国不久
前
我所接触的一些其他问题，如裁军等。还说，我们目前需克服对检查和控制问题的消极态
度
，因为严格的控制对我们比对敌人更为有利。我们已经发现有些公开发表的统计数字十分
荒
唐，经常使外交人员处于难堪境地，我们不能予以重视。例如，怎样回答西方提出的问题
：
在核武器领域苏联如何才能与美国均等？须知苏联的军事开支，按当时官方数据，多少年
来
是一直没有变化。会场的活跃气氛使我明白很多人与我的看法一样。目前，应该用具体事
实
来充实思想言论了。 


在会议之后，我怀着非常满意的情绪返回中国，认为我的工作计划会深到莫斯科的支持，
尽
管不一定是所有最高领导的支持。例如，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格罗米柯已是最高苏维
埃
主席团主席，他不掩饰自己对与中国关系可能正常化的怀疑。在我离开莫斯科前不久跟他
的
谈话中，他告诉我，由于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密切，他认为中苏关系难道会有实质性的改
善
。我对他的话没有特别异议：我懂得，在新工作中与中国发生磨擦也是可能的。 


应该承认，我到北京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在大使馆的同事中，怀疑与中国可能和解的情
绪
也是存在的。 


作为驻中国的大使，我发现比我在1965年与柯西金去北京时，首都面貌发生了明显改变。
当
时北京类似中世纪的城市，中国式的平房沿着狭窄的行道分布在围墙里。现在过去了20年
眼
前是宽阔的大街、地铁、旅馆和民宅的高层洋房，摆满各种各样的商品的大商店，完全是
一
个大型现代化的城市了。而这一切又与老式的厢堂如画般地结合在一起。只是在城市交通
中
仍保存首要位置的自行车，仍然没有改变。 


苏联大使馆里有一个很大的公园，有池塘和鱼，可以说是北京的名胜之一。 


据有人说，按占地面积我们大使馆是世界最大的。这个公园约18世纪下半叶，在俄中边境
中
被中国士兵俘虏了一伙哥隆克，曾被解押到北京，被安置在18世纪初传教士建在北京北部
俄
罗斯东正教教堂。长期以来，这里是北京城中留下的唯一欧洲居民点。从那时起在大使馆
境
内一直保存下来几座中国古典风格的美丽建筑物。不久以前，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进行了
修
建。1955年教堂停止工作。最后一个神父返回祖国后，获得了教会的高职称。传教士的领
地
变成苏联政府的财产，并在这里登起几幢现代建筑物。 


在北京我受到了良好的接待。此前我曾任常驻联合国代表，远非最高职称。在离开纽约之
后
，我被任命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这一事实，北京理解为这是莫斯科准备开始认真对
话
的信号。 


在最初的一个星期中，我向中国元首，国家主席李先念递交了国书，会见了许多中国领导
人
，其中包括：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总理，以及后来接替他总理职务的李鹏
，
外交部长吴学谦，从事对苏联关系的副部长（稍后任命为部长）钱其深。 


乔治·肯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过：他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各民族中最聪明的人。我不想
与
肯南在这个问题上争论，虽然我认为对整个民族作出这种概括性是很危险的，可是我可以
说
，根据个人经验，我认为中国领导人的职业水平，在许多场合中，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
领
导人水平都高。 


我有许多中国熟人都曾在苏联学习或工作过。其实，在担任高职务的人物中，很难找到过
去
不曾在苏联工作或学习过的人。例如，李鹏总理的班子中有几个部长是在苏联学习的，也
包
括总理本人。虽然，这不能意味着他们是"亲苏份子"，但他们绝大部份对我们国家和人民
留
有很好的印象。 


我想起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问李鹏，是否由此可得出一种特殊关系结论。他的
回
答很合理，在50年代苏联几乎是年青中国人能够获得良好教育的唯一的国家。而这不应认
为
他们成为"亲苏者"。他补充说：现在许多青年人去美国学习，这也不意味着，他们成为"亲
美
者"。 

在北京渡过几年，我非常高兴地发现中国人对俄罗斯文化，特别是文学怀有深厚兴趣，深
入
中国人意识形态，甚至在敌视的60和70年代这种兴趣也未泯减。在上海有普希金纪念碑，
也
说明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它被红卫兵毁坏，然后又修复起来。我不知道在其他那
个
国家还有这种纪念碑，我想不多。遇到了许多对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人物的研究者，这是不
足
为奇的。可是，在中国医院中有许多按摩师要以自由地讨论别林斯基、多勃拉留波夫，对
此
也许您也会同意，很不简单喽，甚至连有最新的俄罗斯著作，很快就出版几种译本。 


我在1986-1987年间在大使馆积极的工作，努力打破在我们两国间所形成不信任的局面。在
与
中国谈话的时候，我说我认为驻中国大使的职务在我所做过的工作中是责任最重的。我发
现
我们两个国家在许多国际问题的立场有接近性。在联合国，苏联和中国的立场，约有85%的
情
况是一致的。在经济改革领域我们也同样朝着几乎一致方向前进。我强调，苏联也从来不
想
把中国拖进任何军事政治联盟，或者阻碍与任何第三国，无论美国或日本发展关系。显然
，
改善苏中关系，毫无疑问，会加强我们两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中国人听了我的话表示理解，但后来又说：这些都很好，可是在我们关系正常化道路上还
有
三个障碍：苏联军队在蒙古，在中国边境大量聚集；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越南军队占领
柬
埔寨。有些人直接谈了这种想法，另外一些人谈得较缓和，但实质都一样。 


把这三个条件提得最尖税的人是当时的政府总理赵紫阳，他被认为是中国自由主义方向的
领
导人。在1986年，接见苏联国家计委主任尼古拉·塔利津时，他说了三个阻碍是相当严重
的
。塔利津对我说，这简直是当头一棒。赵对邀请访问苏联来取断然拒绝态度，说不知道自
己
什么时候可去进行这样的访问。 


然而这些不愉快的坚张还是慢慢溶解了。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道路上重要时刻是1986年7月
2
8日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发表了涉及亚洲--太平洋地区问题的讲话。直接涉及中国的是
，
他声称苏联准备重新审查以黑龙江主航道作为两国间边境线。这个说明导致与中国的边境
谈
判。可是，甚至与这些谈判无关，苏联开始宣布准备在亚洲减缩20万自己的军队。戈尔巴
乔
夫也同时提议开始压缩沿苏中边境军事对持水平的谈判，这些谈判稍为晚一些时间就开始
了
。苏联领导人宣布，苏联讨论了从蒙古撤出自己部队问题，并且宣称在1986年底从阿富汗
撤
回65团的部队。 

事实上从这两个国家撤出军队不仅仅是企图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而且还有其他原因。已经
对
谁都不是秘密，侵略阿富汗使我们在军事舞台处于陷阱，而在政治舞台也受到极大损失。
 

至于蒙古，则我们在乌克兰巴托的大使馆早通报莫斯科，苏联军队的存在是许多不愉快事
件
的原因。我们从北京发回的通报中，首先指出，在远东的新的形势下的今天，认为北京企
图
侵略蒙古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所有这些都给北京以非常鲜明的印象。三年后邓小平会见
了
戈尔巴乔夫，他指出，了解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发言，中国领导人得知莫斯科已实现了政
治
上的实质性的变革。事实上，逐渐从蒙古和阿富汗撤出军队说明，三个所谓障碍的问题已
开
始消灭了两个。 


海参崴的发言正确的指出了中国领导人，当然，还远未张开双臂进行拥抱。外交部长吴学
廉
很快表态说：苏联领导实际上回避了柬埔寨问题；并声明中国方面对柬埔寨问题的公正和
明
智的调解感兴趣。 


邓小平在1986年9月在美国电视台的谈话，首次提出如果苏联对从柬埔寨撤出越南军队采取
"
具体步骤"，则准备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如果苏联可以促进这件事"，他说，"则恢复中苏
关
系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也就不存在了。 


柬埔寨确实是个主要难题，因为解决那里越南部队的问题不取决于苏联。1988年春天开始
出
现过某些进步的信号。5月宣布，1988年底河内撤出5万或者说约为四分之一的军队，而在
19
90年底撤出所余部队。在1988年6月又向前进了一步，苏联同意与中国就柬浦寨问题开始双
方
谈判。稍后，终于说服了中国人与越南人进行直接谈判。并曾谈妥在联合国范畴中开始多
边
谈判。 


认为苏中关系只取决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是错误的。从1986年至1989年的整个期间莫斯科
方
面出现了主动性这是事实。可以毫无怀疑地是，80年代中期，特别是随着苏联与美国紧张
局
势的缓解，中国领导人也开始意识到苏中关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相当不利。随
着
"冷战"趋于结束，在国际舞台上所谓的"中国牌"的重要性逐渐减少。除此以外，中国领导
人
看来得出了结论，充当别人手里的武器，并不是最有利的，特别当华盛顿公开谈论关于"中
国
牌"问题，更谈不上某种举足轻重的立场。 


邓小平宣称：今后中国将不是谁手中的牌，而且如果说"中国牌"的话并不是别人，而是中
国
自己。更何况中美关系的基础本身，也要求重新加以审查和改革。因为中美关系曾是"苏联
军
事威胁"为前提而形成的。那么现在已完全不符合现实生活了。 


中国与苏联的接近也受双方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在许多方面上中国朝市场经济
方
向已走了很远，这对我们来说从中得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遗憾的是：从苏联到中国来的
许
多目击者作为数众多的报导，还有从使馆拿到的情报，都未能使莫斯科确定政治路经的那
些
人给拓以充分的注意。当然，重复中国的经验就类似在50年代中国人复制苏联经验一样，
其
结果是导致危害极大的后果。但是，如果我们吸收了中国改革中那些可能适应我们条件的
因
素，则毫无疑问可以使我们避免许多错误和暗礁。说来实在可惜，未能把这种已有的可能
性
正确地加以利用。 


我曾在中国人中也说过这些意思，中国听众的自尊心也得到了很大满足。甚至连莫斯科也
承
认不能低估真理传播者的作用，能从北京学到许多东西。估且不说两国间经济合作的广阔
前
途，现实已具备这两个伟大强国间相互妥协的政治气候和土壤。 


1988年底，外交部长钱其深访问莫斯科对此起到了突破性的作用。在这里我想关于这位杰
出
的中国外交家写几行字。他后来成为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我与他是在
纽
约1985年联合国40周年大会上认识的，他当时与中国政府首脑来到这里。我与他平心静气
地
在西方国家外交家交叉火力注视下交谈过，当时苏中关系是使他们震憾的题目。 

我来北京以后，与钱其深建立了平稳的、也可以说是友善的关系。自然了，每个人都维护
自
己国家的立场，可是我们从来都是安静地、有节制地进行交流。钱其深是一位苏中关系方
向
学的行家。这是自然的，因为他几乎一生所从事的正是这个领域中中国对外政策，也就是
他
的世袭领地。而他，我认为，从这里也得到许多满足。同时，他在国际关系的其他领域的
知
识也是广博的。我喜欢钱其深，从最初认识起，我对他就很尊敬。 

逐渐地，甚至在严肃的谈判中，我们之间也用一些自然的话使谈话变得活跃。我还记得在
19
86年我到北京以后，钱其深为我举行的第一次午餐会。在谈话中，他说，没有想到已经在
多
少年来没有莫斯科的高级官员正式访问中国，而在这段时间，就说最后三年，他竟三次到
苏
联首都。在回答时我冒昧地说了笑话。我说，这很明显，中国在这段时间比苏联的吊言少
得
多。这些话引起了中国谈话者的反应愉快。他们一下子领悟到：钱其深的这三次到莫斯科
都
是为了吊言，最初是勃烈日涅夫，后来是安德罗波夫。 

1988年底中国外交部长访问莫斯科并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转交给苏联领导人在明年即1989
年
访问北京的邀请信。为了预先防止谁必须首先访问的争论，钱其深说，如果中国领导人首
先
访问莫斯科，则戈尔巴乔夫只能与这一个人见面交谈，而如果到北京访问则他有可能与中
国
所有领导人会晤。他强调指出，当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会晤时，则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仪式
便
可举行。 

这样的计划对苏方是完全可接受的。我认为：可以想象戈尔巴乔夫首先访问北京，这比在
莫
斯科甚至是接见最高层的中国领导人来说，影响更大。除此以外，很清楚，邓小平考虑到
他
的岁数，不太可能到莫斯科访问。而戈尔巴乔夫在那时候可谓更加年轻的活动家，从而也
可
表示对高龄长者的敬意。后来在北京，当与邓小平直接见面前，他对我们这些随员说，"我
们
好像年青的活动家来拜访岁数大的老人。在东方这将给人很好的印象。" 

当然，这都是稍后发生的。首先在1990年2月，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访问了北京。当时已
经
很明显，戈尔巴乔夫中国之行即将进行，两国关系一定会正常化。因此，谢瓦尔德纳泽访
问
的目的是为了作准备的。整个来说，外交部长到中国的访问进行得相当顺利。他与李鹏总
理
和钱其深进行了谈话，而世袭汉学家罗高寿副部长与中国同事共同起草了联合声明的文本
。
几个月后，他当上了驻中国大使。 

我们在上海会见了邓小平。似乎他认为运离严冬北京气候在那里更合适。我们看到，从他
的
年龄来说邓小平的身体状况良好。例如，他知道罗高寿多少年前，翻译苏联领导与中国活
动
家的谈话，这使我们大吃一惊。他也记得在很早以前曾为他当过翻译的其他俄罗斯汉学家
的
名字。我只发现他一个弱点，邓的右耳听力不好。由于这个原因，与往常习惯不同，客人
在
他的左边就坐。除此以外，他还像从前一样，抽烟抽得很凶。不过，此后很快地戒烟了。
 

当我看着这个身材不高、瘦瘦的神奇人物，不禁提出了问题：他有多强的生命力啊！他经
受
过许多折磨，在国民党和日本占领下生活过，经历了长征的艰难，抗日和解放战争，然后
又
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磨难。当他返回上层政权以后，又能集中力量，将国家由"文化大革
命
"的深渊中拔出，开始推行极为复杂的改革，使整个中国发生了根本改变。更可贵的，他的
英
明在于不翻腾过去的历史，甚至不破坏那些迫害过他的人的纪念碑。俗话说，歌里的词是
删
不掉的（也不管爱听不爱听，话该怎么说，就得怎么说）。我还要添上另一个成就，即与
英
国谈成将繁华香港的主权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然，中国的成就不是靠一个人取得的，而是靠邓小平所创建的整个领导集体。这个领导
机
构十分出色实现了各种功能而不使国家受震动。我发现在中国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是非常
慢
而复杂的。重大决定要通过政治局常委会，通过政治局全体成员，有时要通过中国共产党
中
央委员会。除此以外，此时还要考虑退居政治幕后荣命老干部的意见，也不能忘记国务院
的
重要作用，而在这些金字塔最顶上的是邓小平。这个人使我在北京时间这一切方面均起了
最
后拍板的作用，最重要的决定命运的事均由他来定夺。邓小平在与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
的
会晤时，邓向我们的外交部长讲述了中国在最近15年来对外政治活动的主要阶段，他讲得
很
细节，讲了中国如何与世界强国逐个地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现在，邓说，该是我们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了，结束过去，开创未来--这就是中国当
时
的任务。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任务，因为还涉及一系列困难问题。其中许多问题与过去牵
连
。可是了解历史并不意味历史再现。并要从历史上吸取教训以推动社会前进。主要在于开
创
未来。邓小平进一步地说，他将中苏关系全面正常化看作中国战略任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对于巩固世界和平，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秩序和中国社会现代化都是一个贡献。 

我们大家感到，谈话比我们预料的进行得更好。邓小平本人，以及他说的话，所有这一切
对
我们产生了很深刻印象。 


可是两位副部长关于柬埔寨的会谈碰上了一个接着一个的障碍。显然，困难是客观存在的
。
双方进行的谈判涉及的是他们均己无直接关系的问题，而是代表其他人。很明显，我们的
中
国伙伴想要在柬埔寨问题采取极端强硬的立场来进行谈判，企图从我们身上榨出什么，以
利
于高级会晤。我不由自主地记起威士顿·丘吉尔有一次在下议院大发雷霆地声称： 


"我活了78岁，从来未听过像柬埔寨这个万恶的国家。" 

所有这些使谢瓦尔德纳泽的访问蒙上了阴影。在停留北京最后一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
我
们的外交部长鼓足勇气地宣布：苏联首脑将在5月中旬抵达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导致中国
人
向记者宣称，5月中旬--这仅是苏联单方面的建议，而中国方面尚未作出答复。这样谢瓦尔
德
纳泽带着不是滋味的心情飞到巴基斯坦。不知道他这次访问的结果是什么。同时，访问团
中
某些成员留在北京继续进行谈判，并在相当短的期限中达成了协议，中国人确认不能使我
方
再作任何退让。在谢瓦尔德纳泽离开北京后第二天我们打电话到巴基斯坦通知他，谈判顺
利
完成。 


此后，大使馆开始对戈尔巴乔夫即将到访进行下一步的准备。我们驻美国大使馆的同事们
，
警告了我们，可怕的不是国家首脑访问本身，而是访问的准备工作。事实上，很快先遣小
组
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到达。首先出现的是外交部副部长伊戈尔·罗高寿为首的小组。这个小
组
是与相应的中国代表对签订的文本进行加工。从3月到4月，干了好长时间，留下了几处，
待
来访时，由副部长去填上。中国人主张简短的文字，也许他们是对的。我好像记得勃烈日
涅
夫访问后出现的长长的公报，对谁也没有好处，因为除了组织的专家小组，很少有谁能够
读
完这个公报。 


这次起草的公报文字较短、内容充实。 

然后出现了礼宾司的工作人员。他们的任务是为主要客人及其夫人们安排访问日程。他们
与
中国礼宾工作者共同携手工作，他们处于当时在北京复杂的情况下，甚至日程中的许多访
问
地点不得不在访问过程中改变。 


礼宾人员必须与中国和苏联的安全局代表紧密合作。我发现从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到戈
尔
巴乔夫逐渐地保卫的规模极大膨胀。这个过程一直继续到目前，同时不仅仅在我们的国家
。
很可能有人认为保卫的数量是反映了国家的强大。事实上这在实际生活中客人的安全服务
不
依靠主人的安全保卫是无效的。 


在保卫和礼宾人员之后紧跟着来了联络小组。这个组织的总任务是：保证国家首脑不论在
中
国长城或者参观故宫，在苏联大使馆或在邓小平的午宴等等，任何地方立即可以取得联络
。
 

除此以外，又派来医辽人员。他们的任务是检查食品、水果以及总统可以接触到的一切其
他
东西。 


有幸，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被安排在官方的钓鱼台宾馆（中国国家主席官邸），而不
是
像在某些其他国家安排的那样在大使馆，但是又通知我说：我们居住的使馆区内的那些别
墅
，要当作备用的总统官邸。我们必须在三个钟头内腾空以便在紧急情况下使用。 


这还不是全部。戈尔巴乔夫时代实际上到外国访问时还带了知识份子代表小组。以便作者
或
者演员能参加记者招待会，宣传普及苏联的文化及其内外政治。实际上，这个想法并不好
。
尽管一大批非常著名、威望很高的人物陪团而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目的地在你周围徘
徊
，不知道该做什么。而某些人更不掩盖彷徨、苦恼。我想，这是当时首脑不当安排。 


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邓不平会晤后，果然正如想像的那样的效果，官方正式承认了
苏
中关系正常化。我好像觉得，邓不如几个月前在接见谢瓦尔德纳泽时好。但是，可能那样
岁
数的人有时好、也有时不那么好，是难免的常事。这次邓声明，必须结束过去，开创未来
，
不过他们用了过多时间讲了过去。对有些见解，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可是，戈尔巴乔夫未
进
行的辩论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关键问题，我想，他这样做是正确的。在谈话之前，他甚至对
我
们这些陪同人员说，我们应以年青人对长辈的态度进行谈判。"这在东方是很重视的"。他
补
充说。结果谈话进行得很顺利，双方都感到满意。谈话以后邓小平邀请全体进行午宴，宴
会
进行非常活跃。很难相信，邓已经是80岁，我看到他喝了两杯茅台酒。 


具体的专题性谈话是由戈尔巴乔夫与李鹏总理进行的，涉及到范围很广的问题：经济合作
，
边境谈判，以及缩减边境军队，国际关系及其他问题。在整个访问期间苏联领导人强调：
苏
联和中国的和解不应该依赖第三国。他同时坚持，一个国家的安全只有赖于保证其他国家
的
安全才能实现。 


李鹏以政治上的强硬路线著称，在西方宣传媒体中无论何时都这样称谓他。所以在我的头
脑
中也形成了这样的印象。这是经常有的某些政治家在某个问题上持有自由民主的立场或者
说
灵活的立场。不过他们的观点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的。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可以
说
，我认为李鹏是一位高级国家活动家，对经济问题、国际事务都能非常熟悉，是业务精通
的
领导干部，我经常感到他平易近人。 


戈尔巴乔夫在上海进行的为时一天的访问，与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会面。几周以后江
成
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不久成为国家首脑。在戈尔巴乔夫访问以前我对江泽民知道不
多
。当他还是上海市长时，我们仅会晤过一次。他给我的印象是有才智、思想稳健的人。他
很
乐意回忆"吉尔"工作时在莫斯科的生活。除了俄语，江泽民可以用其他外语程度不同地进
行
解说。稍后，在北京，我又有几次与他会晤机会，更加证实我对他的印象。 

在苏联领导离开之前，最后通过并发表联合公报。这份公报内容丰富、全面，苏方和中方
均
感到满意。 

在中国访问4天后，5月18日，戈尔巴乔夫回国。我们作为驻中国代表稍微松了一口气，任
务
总算完成了。虽然处境复杂，访问未曾发生任何严重问题，两个伟大强国的关系已经正常
化
了。近年来，批评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成为时髦的事，在与美国和德国谈判时，他
们
虽然作出了一系列实质性的让步，而未得到任何好处。我也同意这种看法。 


可是，当时我们的总统及其外交部长执行的东方策略，我认为，他们未曾作出任何严重疏
漏
，成绩昭然，不可违言。俄国与中国和解和恢复关系，尽管这不是像以前一样的军事政治
联
盟，但这对亚洲，甚至不仅是亚洲，形势发生起了很大作用。 


在戈尔巴乔夫访问后我们与中国的关系继续朝正常化方向前进。边境谈判在整个东部边境
达
成协议，余下仅2至3个岛的问题暂时搁置。至于西部的边境，则在俄罗斯、中国、哈萨克
斯
坦、吉尔吉斯和坦吉斯坦，在历史性的上海会晤后的几年内也完成了谈判。 


苏中边境地区缩减武装力量的重要谈判，尽管有一系列技术上的困难也同样取得了成就。
19
90年4月李鹏总理访问苏联是一件具有纪念性事件。他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尼古拉·
雷日科夫的谈判成为苏联总统访问中国的重要继续。 


可是，在李鹏访问后不久，当我返回北京时，我很快感到有些不安。我们看到，在中国的
出
版物上，公开批评我们国家政治生活公开性和其他政策。李鹏总理在我任期已满返国以前
，
为我安排的告别宴会上，他以文雅的态度非常谨慎地对我说："戈尔巴乔夫同志的观点进化
得这么快，以致我们来不及跟上他。" 


我非常担心这样一种批评不要变成互相指责或扣上什么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和其他的称号
。
东方人正像大家知道的一样做事很细致。当我通知莫斯科有关北京批评的事时，又强调不
要
对此过份认真，另一方面我又与中国的负责人进行了一系列的谈话，警告他们，不要在我
们
关系的问题上节外生枝，否则在全世界会成为笑柄的。我早就知道，对中国人来说被取笑
是
最严重的侮辱。 


我在中国停留的最后几个月里，我认为进行类似的谈话是我最重要的事。也许我的谈论已
传
达到了该传达的人那里。过了一些时候我听到从中国人嘴里说出了与我同样的言论。不管
怎
样，总算避免了新的危险。 


1989年末我已经70岁，我要求谢瓦尔德纳泽允许我卸职。我向他谈到自己坚决态度，我说
如
果外交人员到65或者70岁以后，尚保持清晰头脑和良好记忆，也应该让位给年青的和灵敏
机
智的干部。 


部长有此诧异，可能，他不常听到自己的下属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在心中是同意了我的看
法
，过了半年给予了批准。1990年9月下旬我离开北京。感谢命运，使我有可能在高的旋律上
唱完这一曲。我非常满意，我能为我们两个国家做出点好事，我们两国的关系将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新的21世纪的面貌。 


有种迹象表明：似乎俄罗斯与北京为进一步发展关系已奠定了相当广泛和牢靠的基础。有
些
人担心会影响到我们与美国的关系，而且呼声继续扩大。但我认为事情恰好相反：俄中联
系
越深、越牢靠，我们与华盛顿的关系也就越稳定，华盛顿将在很大程度上考虑我国的利益
。
 

在我离开中国时，中国正在由"文化大革命"的崔残中复兴起来，我想俄罗斯现在的状况也
不
是永远的，在我们的道路上也将迎来欢乐的节日。 


为了即将到来的这个节日，我们俄罗斯的外交官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苏联外交服务机构的老干部们曾经坚持主要由重要领导干部思想意识出发，而不是由民族
利
益出发的错误立场。在这些情况下，常使外交人员处于尴尬的状态。我们外交人员最主要
的
基础是坚强后盾，不管愿意与不愿意我们的敌人都威惧一个强大的国家。 


后来，便是很少人预见到的巨大震荡，既使有谁预见到，也不可能预见到事件发展这么迅
速
，走得这么远。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强国瓦解了，经济落入深层危机，在武装力量方面也表
失
了绝大部分的作战能力，过去的联盟者分崩离折。 


出现了一个完全新的形势。可是，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一如既往，尽管是改变了外貌，可仍
应
要保证自己国家的利益。只不过在内容和数量上大大减少了。这意味着俄罗斯的外交所面
临
的物质、能量和机敏性等。 


看过去，我们确实是受到激进论破坏的国家，俄罗斯是第一个也远非唯一的国家，我们同
样
也相信，既然某些国家能够圆满地克服他们所遭受到灾难，我们国家也一定能够，只是程
度
上的差别。 


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当迅速地克服了"文化大革命"的愚蠢，并进入世界列
强
之一。 


1990年4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中国总理李鹏谈话时，曾以中国为例，辩解苏联社会面
临的困难。李鹏对此回答，他的邻居，可能是对的，但他不建议为了以后英雄般地克服困
难，而今天要给自己创造那么多困难。 


现在我们接班的新一代，应该好好地听一听这样的忠告，不是无益的。(凤凰卫视驻莫斯科
首席记者 卢宇光//未经凤凰网站及作者本人许可不得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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