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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ugemouse (我心飞扬), 信区: Green
标  题: 政策评议：中国为什么放弃日本赔款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03月26日21:33:27 星期二), 站内信件

——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假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贾保华
[作者说明：有时对国内问题的深入研究需要等待国外发表的材料——这不总是因为“人
有我无”或“人多我少”，而是因为我们的许多条条框框限制了自己。比如，中日战争
赔款问题就是一个例子。据日方的公开资料：在研究建交条件的时候，日本曾打算参照
与韩国和东南亚建交的先例，向中国支付战争赔款。然而，中国政府却一口回绝——这
不仅使日本出乎意料，也使中国百姓大吃一惊。但是，由于国内资料的缺乏或不公开，
直到今天我们也依然没有明白其中的奥妙。所以，每当中日之间发生政治或外交摩擦的
时候，中文网站上的有关议论就格外地热烈。
3年前笔者曾经根据传入国内的国外解密资料，对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文革是中国
放弃日本赔款的主要原因。不过，当时的编辑们却不敢公开发表笔者的文章。现在，由
于舆论自由度显著增加、这个问题也被公开谈论，所以笔者的旧稿拿出来恐怕也不会遭
到反对了。2002年3月4日]
一个难解之“迷”
1971年中国和日本建交——当时也叫“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给世人留下的一
个最大的难解之迷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向日本要求战争赔款？
按照当时国内的宣传“口径”，这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中日友好”，二是
因为日本人民在战争中也遭受了损失。对此，不要说普通百姓难以心悦诚服，即使是研
究外交关系或日本问题的专家，也难免疑虑丛生。不过，由于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
，加上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因此，人们心中的这些不满和疑问，既不可能公开讨论，也
不可能得到解答。
所以，如果不是近几年《参考消息》详细转载了当年的“毛泽东与尼克松等人密谈记录
”的话，我们后人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当时这一重大决定背后的真相。
下面是1999年1月19日该报刊登的基辛格记录的毛泽东的有关谈话内容：
“……日本侵略中国13年，他们占领了中国大部分土地……在对日关系上，我们没有要
求他们赔款，以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而且要计算赔款非常困难，没有任何会计能够
做到。只有以这种方法我们才能消除敌意，改善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
如果记录准确无误，翻译也忠实原文的话，那么，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了解到当时
不要求日本赔款的原因，其实不是有两点，而是有三点：一是避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
；二是计算上的困难；三是为了消除中日之间的敌意。而当时国内的宣传“口径”只传
达了其中的第一点和第三点，而有意“遗漏”了第二点。
虽然第一点和第三点文字不多，但是恐怕称得上是“言简意赅”或“语重心长”，因为
在它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于历史与现实、政治与文化、金钱与道德、乃至战
争与和平等问题的观点，因此，即使在今天按照笔者这样的普通人的水平，也未必能够
充分地理解和领会。例如，可能有很多人会认为这两条理由提的好，充分显示了领袖人
物的“高瞻远瞩”和“博大胸怀”；还可能有许多人会说，它们反映了某些中国古人提
倡过的“与人为善”和“以德报怨”的思想；反之，也可能有很多人会举出一些后来发
生的、特别是这些年来众所周知的实际例子，来说明这两条理由未必合适。
笔者无意卷入这种争论，而仅想对毛泽东提出的第二点理由谈一点看法，即在这一条理
由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不要求日本赔款的真正原因。
损失如何计算
首先，笔者认为：“计算赔款非常困难”——这个判断是对的，但是有所夸大；“没有
任何会计能够做到”——这个结论不仅夸大，而且是错的。因为日本占领中国时间长、
地区广，因此，即使在当时就已经公开发表了大量的、详细的、门类齐全的统计资料和
各种出版物。以下是笔者根据日本的公开资料信手举出的几个例子：
“满铁”调查部的《中国经济开发方策及调查报告》与《华北产业开发计划资料》、东
亚研究所的《中国占领地经济之发展》与《日本对华投资》、兴亚院的《华中重要国防
资源食粮作物调查报告书》与《华中华南新旧法币全面兑换及旧法币禁止使用有关资料
》、日本银行的《日本对日元地域贸易统制》、正金银行的《每半季汇兑及金融报告》
、联合银行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五年史》、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昭和18年度华中
储备券资金发放与回收调查说明资料》、大东亚省的《昭和14年以来华北谷米生产统制
有关资料》与《昭和20年度中国主要资源供求及运输力估计》、大藏省的《共荣圈与本
国资金交流情况》、日本大使馆的《华北蒙疆主要农产品供求表》、华北开发会社的《
昭和15年度华北开发会社及关系会社概要》、华中振兴会社的《华中振兴会社关系事业
成绩分析统计表》、华中铁道会社的《会社营业年报》，等等。
战后，除了成千上万的日方官方的公开资料以外，日本学者也对战时中国和亚洲遭受的
损失，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研究，并且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因此，根据日本的文献，加上
原先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资料，特别是中国国内的人证物证，中国的专家学者完全有能力
对本国遭受的战争损失和人员伤亡，做出比较可靠的统计和计算。另外，退一步说，即
使在“文革”中所有的资料都丢失了，所有的专家学者都作为“臭老九”被“打倒”了
，那么，还有另一个有效办法可以采取，即依靠群众，层层申报，最后汇总，这样也可
以详细地了解各种损失情况。
笔者提出的假说
从历史经验来看，不论在哪个部门，也不论进行什么活动，依靠专家或依靠群众的两种
办法，都曾经被广泛地采用过。此外，即使不要求赔款，任何一个国家对于诸如地震、
水灾、旱灾、事故、犯罪、战争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进行统计和分析，也是一
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因此，令人费解的是：第一，为什么国内有关部门和专家对有关资料竟然没有进行整理
和研究？第二，为什么在还没有采取任何一种办法尝试之前，毛泽东就得出了计算损失
“非常困难”的结论？第三，即便这种统计工作确实是“非常困难”的，那么为什么毛
泽东没有象往常那样表现出迎难而上的英雄气概，反而知难而退了呢？
笔者认为，探讨这里的“秘密”，可能比争论毛泽东提出的另外两个理由的是非曲直，
还要有更重要的现实价值。
为此，首先需要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它的显著的特
点是“突出政治”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人们的任何言论与行动都必需符合那
个时代的目的与要求，否则就可能犯错误，甚至成为人民的敌人。而对战时损失进行统
计、对战争赔款进行计算、或者接受日本的的赔款，都属于技术或经济问题，虽然它们
本身具有一定的政治含义，但是与“文革”的直接目的和要求却是背道而驰的。这就是
笔者在本文中提出的假说或解释。
对此，可能许多读者会提出异议：当时不是流行“忆苦思甜”活动吗？不是到处传唱“
沙家浜”和“红灯记”等歌颂抗日英雄的样板戏吗？不是每年都要有组织地举行庆祝抗
战胜利和声讨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说进行有关战争损失的统计和
计算、甚至接受日本的赔款就不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呢？
对于这些合理的疑问，由于有关的当事人早已去世，加上还未见到更多的类似的“密谈
”或“记录”发表，因此，下面有必要对笔者提出的假说做出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第一个说明
如果采取依靠专家的办法进行统计的话，首先就需要动员和组织各个行业和部门的专家
，因为它不仅涉及到统计，还涉及到了外语、历史、地理、军事、政治、经济、金融、
法律，以及工业、农业、技术、科学等诸多方面。其次，它需要动员和组织全国各地的
专家，因为中日战争不仅时间长，而且地区广。因此，这些专家的数量可能会达到上百
人，如果加上其他辅助人员，可能会超过上千人，甚至更多。
采取这个办法会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因为一旦这些
专家学者被组织和行动起来，它就会成为一只浩浩荡荡的队伍——独特的知识“大军”
。显然，让这么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此“兴师动众”、“耀武扬威”，肯定是
不利于当时的政治气氛的，甚至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某个专家可能早就被打
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正在农场被监督劳动。突然，上边来了指示，叫他去从事科学“研
究”——尽管可能也不会受到重用，也不会因此被当作“自己人”——但是，这些知识
分子及其亲友可能会感到扬眉吐气，而那些靠“整人”起家的“造反派”们可能会如芒
刺在背，那些当年“随风倒”的普通群众可能会自我反省，而整个社会也可能会出现重
视知识和人才的风气。
显然，不论哪一种情况出现，也不论出现的时间长短和范围大小，它都不可避免地会导
致一个结果：即人们对“文革”的目的和做法必然产生广泛的怀疑，从而形成一种强大
的力量，阻碍它继续进行下去。
第二个说明
如果采取依靠群众的办法进行统计的话，那么，这就需要让全国人民把“革命”暂停一
下，先翻家底，再算旧帐，然后才能上报汇总。
采取这个办法会遇到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即地主、
富农、资本家、右派、走资派等“阶级敌人”可能也要申报损失——因为他们当中的一
些人的财产也是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被剥夺了的，而且统计人员也不能因为他们的政
治身份而拒绝申报。于是，这样一来，除了引起“敌我不分”、阵线不明的问题以外，
那些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但在抗战时期曾经有功的“阶级敌人”可能会借机“翻案”
；而那些一直立场坚定的革命“左派”可能会对他们产生同情怜悯，甚至会赔礼道歉；
与此同时，那些当年的“开明士绅”或统战对象的后代，也可能会与抗日英雄的子女们
重温旧情，甚至会握手言和。
显然，不论哪一种情况出现，也不论出现的时间长短和范围大小，它都不可避免地会导
致一个结果：即民族感情势必超过阶级感情，民族仇恨势必压倒阶级仇恨，一个新的统
一战线可能就会出现。紧接着，它也必然会导致另一个结果：“文化大革命”可能很难
继续进行下去了，甚至可能会提前结束。
第三个说明
对于上述两点解释，可能有些读者也会提出异议：假如不存在上述问题——比如，统计
调查是在严格的监督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旦计算完毕或者赔款到手，再“卸磨杀驴
”，把阶级敌人或知识分子再送回去劳动“改造”，不是也为时不晚吗？这样一来，不
就做到了“抓革命促统计”、或者“文革”与统计两不误吗？
对此，笔者提出的第三个解释是：即使中国进行了统计，得出了结果，提出了赔款要求
，而且日本也如数赔偿了，那么，它可能也是不符合“文革”的政治目的的。因为如果
一旦接受赔款，那么，这笔金额一定是非常巨大的：假如在一个省市建一个工厂、或一
个学校、或一个医院、或一个图书馆，恐怕就会有几十个项目，如果加上国内的配套工
程，恐怕就会有上百个项目，而这也就意味着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如果
它真的到来的话，那么，年年讲、月月讲和天天讲的“阶级斗争”可能就讲不下去了，
而那些先进的科技、知识、外语、企业管理、成本核算等必要的“软件”，可能就会跟
着日本“技术专家”或中国“臭老九”一起“卷土重来”。这样一来，当时的经济、教
育、科技和企业管理体制势必需要进行调整，而“改革开放”甚至可能会提前发生，从
而也必然会导致“文革”的提前结束。
“谜底”终于解开
从上述解释中可以看出，关于战争损失的统计虽然困难，但是这一困难的不是技术的，
而是政治的。更明确地说，在“文革”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中计算战争损失的时候，遇
到了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困难，即无法把技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截然分开，因为前者最终
可能会影响后者的地位与权威。既然如此，为了保证“文革”的顺利进行，就需要排除
任何经济的、技术的、历史的、民族的、感情的因素的干扰，而对于日本战争赔款问题
，也就需要采取不调查、不统计、也不提出要求的“三不主义”的态度。明白了这一点
，也就等于解开了中日建交时留下的不解之“迷”。
当然，笔者提出的上述假说和解释的目的，既不是想充当事后“诸葛亮”，也不是想要
求日本赔偿，只不过是想根据已经“解密”的国外最新材料，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
25年前中日建交时留下的一个难解之“谜”，进行学术上的探讨，并且希望从中得出一
些有益的启示。
最后，笔者想申明的是，上述假说和解释的目的，也绝不是想说明毛泽东的决定是“错
误”的——因为除了“文革”这一重要因素以外，它与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也是分
不开的。从毛泽东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密谈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毛泽东最
大的担心是中国可能遭受苏联的侵略，因此主张与美国、西欧和日本建立合作关系。不
过，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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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国虽大  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  忘战必危

我是一只大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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