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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三)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at Sep 14 14:11:37 2002) , 转信



秦晖 

三、寓“平等”于“自由”之中：美国社会主义者的评论

自桑巴特发起“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讨论后，数十年来不断有人谈论这个话题。
到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了兴盛一时的新左派运动，围绕反越战、黑人民权与女权等问题
美国人表现了相当高的热情。

对“桑巴特问题”的讨论中心也由欧洲转回到北美。1976年美国国际艺术与科学出版社与
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在美、英同时出版了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的英译本
，美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头号理论家哈林顿与美国社会党史著名研究者哈斯班兹都为这个译
本写了分量很重的序言与导言。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美国左派思想家在新左派运动高潮期
对这一问题的典型回答。

E．M．哈林顿1928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早年由一个天主教社会工作者转变为社
会主义者，“成为一名致力于穷人和被压迫者事业的热情的工人阶级理想主义者和鼓动家
”。早在朝鲜战争时，他就不顾当时的“麦卡锡阴云”而持严正的反战立场。

1953年他加入社会党，同时成为工人保卫联盟的组织干事与左派学生组织青年社会主义联
盟的校园活动家，逐渐成为除美共以外的美国左派及工人运动的头号人物，并于1968年当
选美国社会党主席。

但面对六七十年代那种带有雅皮士色彩的“新左派”运动，本质上属于老派理想主义者的
哈林顿并不适应。于是“人们很快把他同令人恐惧的老左派等同起来”，而他也对新左派
感到失望井转向更为激进的立场。到1972年他因持激进的反越战立场而与不那么激进的社
会党决裂，并辞去主席之职，创建了更左的组织——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委员会。

1982年该会与左翼知识界的“新美国运动”合并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共和人民党，哈林
顿任全国主席。该党是社会党国际最重要的美国成员党，哈林顿因而也是国际的著名活动
家，参与制定该国际十八大的《原则宣言》。

他在1989年逝世前已是社会党国际的名誉主席。哈林顿不仅是美国左派运动的头号活动家
，也是当时美国理论界最重要的左派思想家，曾著有《另一个美国：合众国的贫困》(196
2年)、《走向民主左翼：新多数人的激进纲领》(1969年)、《社会主义》(1972年)、《资
本主义的黄昏》(1976年)、《决定性的十年》(1980年)等一系列名著，其中《合众国的贫
困》一书更是轰动一时，当时曾迫使约翰逊政府宣布发动著名的“向贫困开战”运动。该
书与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被并称为当代美国民权运动两大文献。

如果说哈林顿是美国“老左派”的代表，那末哈斯班兹则是在“新左派”运动的熏陶下出
现的新一代美国社会党史研究者。他曾长期求学、任教于历史上美国工人运动的中心芝加
哥地区，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讲师，并建立了位于印第安纳州
的美国社会党党史研究中心。

在译介桑巴特的书时他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讲师，对欧洲知识界的“桑巴特问题”讨论
也有很大影响。应当说，由哈林顿与哈斯班兹来评论桑巴特的书，实为美国“老左派”与
“新左派”、上一代与这一代、行动者与评论者、美国人与欧洲人对这一问题之看法的缩
影。

而这双方的看法却惊人地一致。哈斯班兹与哈林顿都对桑巴特的美国工人生活“资产阶级
化”之说即所谓“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发动了集中的批评。哈林顿指出，决不能假定
贫困使人激进而富裕使人保守，因为相反的情形倒似乎更为真实。

典型的例子是：60年代在美国一度影响很大的新左派运动就不是以穷人、而是以那些“幸
运的青年”们为基础的。而在德国，从《反社会党人法》的废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段
时间正是工人阶级在经济收入上的“幸运年代”，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恰恰是
在这个时代获得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成长”。

哈林顿与哈斯班兹都对桑巴特所谓美国工人比德国工人富裕的统计学依据提出了质疑。哈
林顿引证德国学者斯腾塔尔(A．Sturmthal)的研究，指出桑巴特关于美欧生活水平的统计
只考虑“一次分配”，而忽略了俾斯麦的(在英国是劳合.乔治的)社会保障纲领的作用。

由于当时欧洲(主要是德、英)社会福利性质的二次分配远比美国发达，欧洲工人生活未必
糟于美国。哈斯班兹更认为桑巴特给出的“美国工人普遍富裕的图景是十分牵强附会的。
它无视移民出身与本土出身的美国工人阶级人口的实体部分存在着严重的贫困。”

即使从统计学上，桑巴特也不能证明美国工人比同一时期的德国工人更富有，而美国工人
内部的经济分化更远甚于同时代的德国工人。哈斯班兹还指出，桑巴特不是这种解释的头
一人，上个世纪就有人以富裕化解释19世纪下半叶英国工人中社会主义倾向衰退的问题，
事实表明这种解释并不成功。

实际上，70年代以来对桑巴特上述统计的批评性考证者不乏其人。看来，“烤牛肉与苹果
馅饼”的作用至少没有桑巴特说的那么重要，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哈斯班兹还对桑巴特关于“新边疆”对社会主义的阻抑作用之说进行了批评，他问道：“
如果像桑巴特所言，美国工人‘爱资本主义’并‘为它奉献全部身心’，人们就不能不奇
怪为何他还想从这一乐园里‘逃入’到寒冷的边疆去。”

这样的反话当然有些简单化。不过笔者可以补充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美国西部的空旷和
移民潜力是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的，如果它对社会主义有碍，其作用也应递减。然而美国
社会主义运动却没有因此而高涨，而是自本世纪头十年以来日益衰落的。“新边疆”说显
然不能解释这个事实。

在批评桑巴特的同时，哈林顿等也对他的另一些说法加以肯定乃至发展。哈林顿认为桑巴
特提到的“公民整合”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比桑巴特已强调的更
加重要”。哈斯班兹也有类似看法。

这样，70年代后的人们在否认了“富裕使人保守”的理论的同时，却对“民主使人保守”
之说表示了认同。

哈林顿指出，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运动与其说是围绕经济问题，勿宁说是围绕公民权问题
开始的：工人在政治进程中受到排斥或系统性的歧视一开始就是抗议的对象。

“在几乎一切情况下，反资产阶级斗争的心理与情绪基础都是对资产阶级平等(bourgeois
 equality，或可译为‘市民平等’——笔者按)的要求。甚至在有些例外的英国，最早的
有组织的工人政治运动即宪章运动也是如此。”

而在美国，几乎从一开始就有了普选权。这导致萨姆松(Leon Samson)在30年代最先概括的
现象：“‘美国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替代物。”所谓“美国主义”(Americanism)在这里
并不是指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而是指美国式民主包含的自由、平等之类观念。


在萨姆松看来，这类观念与社会主义实质上相通，所以他说：“美国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
的社会主义形式”，即它传播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否定等级社会的现实，这与英
、法等欧洲国家不一样。

哈林顿同意萨姆松的看法，他认为这里包含着“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主
要答案，即：“美国工人可以用优势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的语言，而不是用该形态的反
对派的语言，来表达他的平等要求。”

这里必须指出，萨姆松讲的“美国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都是在罗斯福新
政之前，它显然不是指常被人称为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政，不是指那种以国家干预限
制竞争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结果平等”(或限制结果不平等)的意义上的公平，而是古典
自由主义“公平竞争”意义上的公正。

作为社会党人拥护社会福利政策的哈林顿，对美国的税收一福利政策不像欧洲“社会市场
经济”国家那样“照顾穷人”是深表不满的。他愤然写道：“在美国，最具返还性的税也
就是最普及的税。社会保障费用的征收不允许(对穷人)减免或考虑家庭规模，这是对富人
的荒谬的照顾。他们公开地以比其他人更便宜的代价获得受津贴的退休保险。”

然而哈林顿又看到，这种(与欧洲相比)更缺少“抑强扶弱”色彩的政策因其符合“自由竞
争的公正”，居然比欧洲式的福利主义更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替代物”；“对待有美国主
义、个人主义与自助意识形态的公众来说，他们对高返还性的税制是很热衷的。”

当然哈林顿也指出，美国的税收一福利制度也不是一点“抑强扶弱”的二次分配成份都没
有，“事实上社会保险体制中有大量的福利成份，但这事实仅为统计学者与专家所知。”
公众并不是对这种“抑强扶弱”感兴趣才认同这一体制的。

相反，由于自由主义的公正观接受那种自己出钱保障自己的观念，使美国的“社会保障制
度仍然维持着作为—个保险纲领的神话，即它给领受者提供了福利”。

哈斯班兹则从另—个角度即移民的态度涉及了“美国主义”替代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指出
桑巴特忽视了美国工人阶级内部在那个时代存在着比德国工人更大的经济不平等。

主要原因在于土生的美国工人(他们其实也是早期移民)把外来廉价劳动力的涌入看成对自
己的威胁，因此19—20世纪之交的大多数美国工会是排外主义的和有行会倾向的，并且对
新的移民工人群体造成了严重损害。

但这一点本身未必谈得上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有利还是有弊。因为工人的分裂与工会的行
会倾向固然不利于社会主义运动，但移民群体如果长期处在受排斥的低下地位，这本身就
会促使社会主义或“某种激进主义”在移民群体中蔓延。在欧洲大陆，移民与犹太人中的
社会主义倾向远比本地民族活跃，就是这个道理。

而事实上，19世纪后期的美国社会主义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当时一些有激进倾向的移
民从欧洲带来的。(反过来说，正如笔者前已指出，从欧文、卡贝到列宁、托格茨基的几代
欧洲社会主义者也都特别看好美国，而且不仅19世纪后期为然。这或许也增加了当时移居
美国的欧洲人中社会主义者的比率。——笔者按)

以至于产生如下说法：“那些在美国传播社会主义的人是一些无人追随的潦倒的德国佬。
”19世纪8O年代的美国社会主义工党(社会党的前身)甚至往往到德国召开它的会议。

然而恰恰是美国式的自由竞争、机会均等体制，使本土工人对移民工人的行会式排斥只起
到了有限的作用。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国资本家对本土工人与移民工人“一视同仁”地
予以“剥削”，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相对于欧洲而言更为公平的竞争机制，大大加速了移民
工人的“经济整合”进程。

在桑巴特时代，移民抵美一代人之后便一般可与土生工人具有同样的“经济特征”。P．罗
伯茨引1911年工资数据证明：当移民本人处境还十分糟时，他的儿女的工资结构便已与土
生工人基本持平了。

正是这一机制，使美国移民中的“社会主义平等观”很快为“自由主义平等观”所取代，
从而消解了“移民社会主义”，甚至使移民工人从(母国人口中较多的)社会主义偏好者，
变成了“对社会主义杆菌的免疫者”。

进入20世纪后，美国社会党在移民工人中已比在土生工人中更难得到支持。这决不是说移
民工人更加逆来顺受地任人“剥削”。相反地，移民工人在与雇主的斗争中往往比土生工
人更有战斗力，但这却是一种“反对资本家而非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正如罗伯茨描绘
的美国斯拉夫移民工人的状况。

“斯拉夫人参加工会并为更高的工资与更好的条件而战斗，……他们会以宗教般的献身精
神追随一个劳工领袖，他们在战斗中有耐力，能吃苦。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经济动机而做
的。斯拉夫人爱美元，并在冲突结束时要保有它。让人们试图领导他走社会主义道路吧，
他是不会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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