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en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pippen (fox), 信区: Green
标  题: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四)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at Sep 14 14:12:08 2002) , 转信



四、“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与“美国例外论”的双刃剑

综上所述，70年代的美国社会主义者否定了桑巴特解释中的物质替代(“烤牛肉与苹果馅饼
”)理论，而肯定并发挥了这一解释中的价值替代(“美国主义”替代社会主义)理论。这除
了学理上与历史上的依据外，也是以60—7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为背景的。

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的许多人都感到，对于作为一种价值的社会公正而言，美国人其实比
欧洲人更敏感。但美国人更多地在竞争过程中(即竞争的起点与规则中)发现这一价值并以
此取代了那种否定竟争的(在桑巴特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如此)价值理想。

而美欧间的这种区别，原因首先在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比欧洲更早、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公
民整合”，即有更多的民主，更少封建特权传统，美国人可以要求公平而不反对竞争。而
欧洲人由于受封建遗产影响，多数人从—开始就没有得到过公正的竞争机会，因此他们的
公平要求是与反对竞争的主张相联系的。

至于说到“物质替代”，看来，不仅桑巴特时代的“烤牛肉与苹果馅饼”，就是当代的汽
车与洋房也末见得能够消解人类的崇高理想、对社会主义进行“替代”。因为人们对社会
公平的渴求从本质上说是不能用物欲来简单替换的。

如果说蒸汽机时代的人们在公平诉求方面并不比石器时代的人们更麻木，那末电脑时代的
人们在这方面怎么会比蒸汽机时代更逊色呢?

到80—90年代，关于“桑巴特问题”的讨论又得到了新的推动。这次不是来自哈林顿那样
的社会主义者，而是来自一批自由主义思想家。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

李普塞特在当代美国政治学与社会学领域可说是泰斗级的人物，他1922年生于纽约，l949
年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后任教于哥大。1956年起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
学教授，1962一1966年兼任该校国际研究学院主任。

以后又陆续担任过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国际事务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斯坦福大学政治科
学与社会科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在学术界以著作等身著称，迄今已出版了
23部专著与难以计数的论文，还与人合编了10本文集。

其名著有：《农业社会主义》(1950年)、《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动员》(1959年)、《政治人
：政治的社会基础》(1960年)、《第一个新国家：历史与比较背景中的美国》(1963年)、
《一致与冲突》(1985年)、《美国例外主义：一把双刃剑))(1996年)等。

1962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授予他麦基佛奖，1980一1982年他当选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此外
他在哥伦比亚、加州伯克利、哈佛与斯坦福等名校都培养了一批学术精英，这使他的学派
更显得势力强大，影响已超出美国而达于世界。

李普塞特的思想倾向与哈林顿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但两者对“桑巴特解
释”的评价却惊人地相似：都反对“物质替代”说而赞成“价值替代”说。由这些自由主
义思想家主导的讨论的总趋势也成了70年代的继续。

1977年，李普塞特就写过一篇与桑巴特之书同名的论文《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表示赞同W·伯纳姆在1974年提出的命题：“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而在80年
代出版的《一致与冲突》及90年代的《美国例外主义》两书中，这一命题被发展为“桑巴
特问题”的主流解释模式。

强调封建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联系的说法在80年代改革时期的东方国家(包括我国)
也常常听到，但在这些国家，这一说法主要是认为那里现实的社会主义模式受到封建残余
的影响，因而似乎不那么“纯粹”。

而李普塞特等人的“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则完全是对桑巴特一哈林顿解释的一
种发挥，其含义并不是说现实社会主义中有多少“封建残余”，而是把本来意义上的社会
主义看作是封建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面(而非继承者)。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继承、对立关系以及共产党国家中的某些民
主派强调社会主义对封建主义的继承关系不同，李普塞等人把社会主义的“阶级政治”看
作是封建遗产基础上的不公正“竞争”所激起的一种反竞争的“公正”诉求。

“社会主义的阶级政治尽管产生于欧洲，但与其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倒不如
说是前工业的封建社会(它是按照一成不变的，几乎是世袭的社会等级关系直接构成的)产
物。工人阶级的出现是对这一条件下的政治世界的反映。”

或者用90年代该学派另一学者的话说：“在英国与欧陆，社会主义是作为对专制王权、土
地贵族与货币权力的联合势力的否定而出现在19世纪的。”而在没有这种对立面的“纯粹
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自然难以存在，即使这两种条件是有同样的“文化”背景。

应当说这种论述的逻辑是不难理解的：“反竞争的公正”不可能作为“公正竞争”的对立
面而存在。这不仅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不同，尤其与把一切不同的发展道路都归因于
不同的“民族性”或“文化基因”的文化决定论观点相冲突。

文化决定论者往往假定似乎有那么两种先天地具有不同“文化基因”的人群：一种人生来
就好竞争，爱冒险，由此决定了他们适宜于发展自由制度；而另一种人则天然地倾向于“
和谐”的生活，由此决定了他们需要有个大家长来保护他们，而自由竞争则与他们的“文
化”格格不入。

这样的假定实在是过于武断，且不说它的历史学依据能否成立，起码它是有违于生活中的
常识的：公平的体育比赛能为当今各民族的人们所接受，而无理犯规则受谴责，这并不以
“文化”不同为转移。

而我国农民能够主动冲破公社的束缚、发展相对自由的个体农场经济，国企工人却不愿在
“穷庙富方文”的状态下两手空空地脱离“大锅饭”而“下岗”，这也不是因为中国的工
人和农民在“文化”与“民族性”上有什么不同，更不是说“农民文化”比“市民文化”
更富于自由竞争精神。

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土地的平均分配作为家庭农场市场竞争的起点，而是开张就宣布全村
土地转为队长或书记的私人庄园，你想农民能接受这样的“市场改革”么?

当然，文化传统的因素并非不起作用，但它不应使我们无视更重要的常识：通常人们之所
以厌恶竞争，主要并不是因为这种竞争太“自由”以致为某种“文化”所不容，而是因为
“竞争”的起点就不公平，也不讲规则。

因此尽管美国的“文化”本来就源自欧洲(尤其是源自前宗主国英国)，然而美、欧的人民
大众对“竞争”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用李普塞特的话说：在那些“从封建主义那里继承
下来一种泾渭分明的地位界限并存在着流动障碍”的地方(欧洲)便特别容易出现激进的反
竞争运动。

而那些“‘天生现代化’并且没有封建和贵族历史的国家”(美国)“其成员共享一个相同
的市场”，便不大可能产生这种运动。而“阶级意识”这种东西，与其说是“自由竞争”
之后“分化”出来的，勿宁说是封建时代“等级意识”的延续：“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
国家，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发展需要有一种智力上的想像力。而在欧洲，等级体制把工人
们置身于—个共同的阶级之中。”

与桑巴特、哈林顿一样，李普塞特也强调了美国民主的早熟对公平竞争观念的影响，他引
述列宁、考茨基等人的话说：欧洲许多工人阶级政党是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形成的，而美
国就缺乏这一因素，在那里，工人们从“投票的免费馈赠”中获益。

欧洲19世纪的市场竞争基本上在专制政治下进行，如思格斯所说：整个19世纪的欧洲“政
治秩序仍然是封建主义的”。而熊彼特则指出，在许多欧洲国家，贵族仍然“作为统治阶
级行使职能”，“直到自由资本主义末期，贵族才不再当家作主”。而这时早已没有什么
“机会”留给平民大众了，他们凭什么喜欢“竞争”?

民主滞后导致“起点”不公平，“机会”被垄断，因而产生了反竟争运动。李普塞特认为
这不仅可以解释美、欧之别，也可以解释欧洲范围内国与国的不同。

例如德国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首屈一指就与当时封建容克贵族的机会垄断有关，而
瑞士与丹麦的社会党在欧洲一直是最温和的，这是因为这两国在前工业时代就是小农国家
，少有封建特权遗产，因此产生了“与美国相同的问题：为什么丹麦没有社会主义?”

总而言之，与关于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或自由竞争的固有弊病的假定相
反，“规范化的”资本主义关系中几乎不可能生长出社会主义运动。而一个社会的利益结
构越“保守”，保留的封建遗产越多，其所产生的运动就越“激进”。在这里，“保守主
义”非但不是“激进主义”的克星，反而还是培育后者的温床。

另一方面，“政治保守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联系决不是无条件的：它必须以经济竞争
的“自由”应当有个公平的起点为前提。

不公正的“竞争”导致了反竞争的“公正”。然而正如机会垄断下的“竞争”实际上只是
“伪竞争”一样，那种否定个人的自由发展权利而由大家长所赐予的“公平”实际上只是
“伪公平”，因为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总是以共同体的人格化体现者(大家长)与其保护(束
缚)下的共同体成员间的极端不平等为依归。

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成为“狭隘人群的附属物”，总是与“以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
分配”相联系的。它必然要产生普列汉诺夫形容的那种“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者的个人
”。这也就是李普塞特讲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中的不平等”、“社会主义社会中的
‘新阶级’”。

而有趣的是：与封建时代一样，这种不平等比公平竞争更能促进“阶级意识”的成长。于
是正为“发达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因政治上的相对消极而导致人们对其丧失信心”之时，东
欧工人却表现了强烈的阶级意识与政治积极性：从1953年东德的“起义”直到80年代波兰
的工潮。

尤其在这种社会再次转向市场竞争之时，权钱结合导致高度的机会垄断，有可能重现不公
正的“伪竞争”激起反竞争的“伪公正”的一幕，造成“权贵资本主义”与“人民专制”
的“怪圈”式循环。

“桑巴特问题”在80—90年代重新引起关注正是基于此一背景。与70年代“哈林顿讨论”
起因于当时的新左派运动高潮相反，80—90年代的讨论是在全球“向右转”的背景下进行
的。

这似乎有些奇怪：本来这一背景似乎应当使桑巴特问题失去意义的，因为“为什么美国没
有社会主义”这一“美国例外论”命题的弦外之音本来是：社会主义是全球性的大趋势，
而美国何以“例外”地落后于潮流才成为问题。

而今天，用韦伦兹(Sean Wilentz)的话说，这样的提法“似乎已显得滑稽”，“美国，远
非例外地，现在显得很前卫，而社会主义现在倒像是个临时的历史阶段，许多国家在达到
向资本主义民主的大转变之前曾经历过这一阶段，而对这种转变的最大挑战已经不是来自
社会主义，而是来自种族和民族的特性”。在这种背景下还有必要讨论“美国例外”吗?

然而这一讨论的确又热闹起来，不仅李普塞特1995年出版的新著《美国例外主义：一把双
刃剑》引起了很大反响而且桑巴特的那本书作为“经典之作”(李普塞特语)再次引起关注
，90年代又出了新译本。

其中1992年法译本(Pierre Weiss与Gabrie11e Srezdorm合译)距l988年巴黎版(Jean HSef
fer与Jeanine RCovet合译)仅四年。与当年哈林顿、哈斯班兹一样，这两个法国版本也附
有编、译者的研究性导言。

为什么90年代的人们仍然热衷于讨论“美国例外”?原因之一显然在于这个问题的“双刃剑
”性质。如上所述，公平竞争的主张一方面针对“反竞争的公正(伪公正)”，另一方面也
针对“反公正的竞争(伪竞争)”。

如果说80年代以前的讨论中人们心中的主要背景是前者，那么80—90年代随着“前计划经
济国家”大规模地“转向市场”，一场空前快速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席卷而来，“反竞争
的公正”固然在退潮，“反公正的竞争”却再度成为严重问题。

尤其是在国库看守者没有受到正常监督的情况下，“权贵私有化”中的机会垄断现象远远
超过19世纪的欧洲。而严重的不公正又使社会中的民粹主义潜流在积聚，它是否又将导致
一场“反公正的竟争”引发“反竞争的公正”的循环?在这种背景下，“桑巴特问题”再度
引起关注，就毫不奇怪了。

更重要的是，在“反竞争的公正”退潮之后，社会主义在世纪之交还有复兴的前景吗?这不
仅是狭义的社会主义者或“前共产党人”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每个关心人类前途、社会主
义的理想主义者所不能忘怀的。

而“美国例外论的双刃剑”在这方面也能给人以启示。如前所述，在美国与社会主义的关
系上本来就有“社会主义者爱美国”与“美国不爱社会主义”这两个方面。如果说在社会
主义成为全球大潮的时代，后一方面使美国显得“例外”，那末在社会主义处于全球性退
潮的时代，前一方面便使得美国仍然显得“例外”。

这就是1995年韦伦兹等人提出“为什么美国有社会主义?”这样的“新美国例外论”的由来
。这与当年唐因所谓“社会主义形式的美国化”、萨姆松所谓“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
”是一脉相承的。

韦伦兹甚至认为美国是社会主义伦理原则的发样地：“早在‘社会主义’一词进入公共英
语词汇之前，(北美殖民地)宗教的契约思想、美国革命关于反抗压迫性权威是(人的)自然
权利的宣言、早期州宪法中关于共同财富的超验的认同、建设无阶级国家的思想——所有
使得新的共和国的主导政治文化不同于世界其余部分的激进思想、以平等为中心的思想”
都可以归入社会主义之列。

韦伦兹指出了美国与社会主义的两大悖论：一、“社会主义在美国表面上的失败部分地应
归因于它的某些关键内容被广泛接受。”二、“尽管社会主义(在美)难以实行，但美国由
于它的民主特征，使它成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实验场。

这个社会主义之家很可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实践社会主义方案。移民们(其中很多是
从专制压迫下出走的受迫害者)带来五花八门的马克思主义、拉萨尔主义、共产无政府主义
与宗教社团主义。

而在移民未进入的地方，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与积极分子则试图建立各种舶来的、美国化
的社会主义，并产生出一系列的杂交品种：从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式傅立叶主义到20世纪
6O年代的美国式毛主义。

而其他的美国人，土生的世俗派与宗教传统论者，则建立了几百个社会主义营地与社区：
乌托邦宗教社会、劳动合作社、自由性爱社区以及政治叛逆社团。从某个角度看，美国可
以看成最少社会主义的国家，但从另一角度看，它又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实验温室。”

于是也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全球性退潮的时代，美国会“例外”地成为社会
主义的未来所寄吗?


--

※ 来源:．哈工大紫丁香 http://bbs.hit.edu.cn [FROM: 218.8.2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