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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历史上中、日、朝剑刀武艺交流考(转载)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10月25日09:37:04 星期五), 站内信件

【 以下文字转载自 History 讨论区 】
【 原文由 glees 所发表 】
『我看日本』 [我看日本]历史上中、日、朝剑刀武艺交流考 (转贴)


作者：westhigh 提交日期：2002-10-20 16:49:00

�牐牎　� 我之所以转帖这篇圈内人称道的文章，是因为我主观地认为还有不少中
国人对我国的刀剑武艺存在幻想，同时也想表达：交流和自强不息同样重要。
　　
　　（转载于马明达《说 ４ 稿》）
　　 历史上，中、日、朝三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领域十分宽广。在这部经常
为三国人民引为美谈的史册中，我们注意到，在兵器与武艺的交流方面，也写下许
多精彩篇章，其中尤以剑刀武艺的交流内容丰富，引人入胜。一般说来，中、日、
朝的古代武艺，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历史，民族风格上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但是
，由于长时间的相互影响，交叉渗透，使三国在武艺领域里产生了许多共生现象，
不少具有共同特点的东西一直遗存到现代。显然，这些共同点正是文化交流与融合
的结晶，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以 ５都家 为主体的所谓“短兵”体系，从来
都是中国古代武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日、朝武艺交流的重心所在。这个问
题的历史背景比较复杂，牵涉到许多尚待探索的史事，而我们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还有待今后的努力，特别有待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总之，历史上三国之间的武艺
交流活动，直到今天还在以体育文化的形式延续着，并且显现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从这一点着眼，研究这个问题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就自不待言了。首先对古代
中、日、朝剑刀武艺交流活动进行研究的，是已故学者唐豪先生。（1）步唐先生
之后尘，1980年，我发表过一篇研究中日 ５段湟 交流的文章，曾被译介到日本，
多少产生了一些反响。（2）忽忽二十年过去了，出于对此问题的特殊兴趣和责任
感，我不断搜求新的材料，认识也有所跟进，早就萌生旧作重写的念头。在这篇新
作中，我将把一些新材料和新认识补写进去；同时，为了扩大研究领域和学术视野
，又将中、朝武艺交流的若干史事也纳入其中。然而，既限于个人水平，又限于所
用资料毕竟以中国文献居多，论述恐仍旧不免于偏隘。
　　
　　 先父马凤图（健翊）生前对保存中国的日本双手刀法非常珍惜，不但要我郑
重保存因流传不广而幸未遭到流俗浸染的刀法，而且一定要下功夫去研究它的渊源
，认真清理明代以来我国出现的多家双手刀图谱，使这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显扬
当世，传存后代。我1980年那篇旧作，就是遵从先父的嘱咐起笔的，然而初稿完成
时先父已溘然作古，正式发表竟一直拖到“文革”恶梦醒来以后……二十年后的今
天，当我再度撰写这篇文章时，的确深深感觉我的研究进度太过滞缓，至今为止，
仍然还有很多问题说不大清楚，还有不少工作需要继续做下去。思之，真是愧对先
父遗教，不免为之汗颜。
　　
　　一
　　
　　 我国的武艺起源极早。它的内容和形式总是因时变易 ，时代不同，特点各异
。同时，在武艺形成和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曾产生了军旅武艺与民间武艺的分野，
还贯彻着技击因素与健身因素依存消长的矛盾。总而言之，武艺这一特殊的文化形
式，它的发展史同样也是相当复杂的。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在古代，在冷兵器
在战争中据于主要位置的历史条件下，武艺的社会价值首先决定于它在战争中和各
类社会冲突中的防身杀敌之效。因此，它的内容就不能不以临阵实用的兵器技术为
主体；它的发展变化也必然同兵器形式的发展变化相辅相成，密切关联。由此推之
，任何武艺形式的传播与交流，也必然以兵器的传播交流为先导，为载体。
　　
　　 一般认为，早在周、秦时代，我国制作的剑刀等兵器就已传入日本，其传入
途径主要是朝鲜半岛。日本的古文献和大量考古资料证明，日本与古代韩国之间存
在一条所谓“海北道中”的交通路线，历年来，在日本北九州发现了大量的先秦铜
剑和铸剑的铜范。在北九州发现的很多“是锋刃锐利，具备完整特色的中国产品”
。（3）而相同的兵器在韩国原属弁韩、辰韩的庆尚南北道也多发现。多年前，日
本著名学者木宫泰彦先生曾经指出：“这些事实说明，中国文化产品的铜剑、铜铎
，远在二千几百年前的古代，就经过弁韩、辰韩、对马等地，先传到博多湾沿岸，
然后传到筑后、丰后方面。因此可以推断，这条线是当时的主要交通线，恰好同《
书纪》中所说的海北道中一致。”（4）另据汪向荣先生说，日本列岛弥生时代，
其青铜文化分成两个文化圈，一是铜铎文化圈；一是铜利文化圈。所谓铜利文化圈
，就是指北九州地区发现的大量“铜利器”，其中主要是铜剑等兵器。在佐贺县的
瓮棺土葬的原始古坟地带和怡土郡的支石墓中，都发现了为当时统治者用于陪葬的
铜剑等兵器，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这些随葬品中，除了极少
数可以认为是当地仿制者外，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大陆或朝鲜半岛上来的舶载品
。”在铜利器传入同时，制作技术也随之传入，这为铸型（熔范）的发现所证明。
（5）在朝鲜半岛的许多地方，都挖掘到中国先秦时期的铜剑，进一步证明在中、
日、韩三国人民的早期交往中，剑已成为传递文化和联络感情的媒介物之一了。（
6）
　　
　　 到了汉代，中国制作的各类短兵器，尤其是铁制环首大刀，曾大量流入日本
，对日本短兵器形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环首大刀兴起于西汉初期，它是在
剑，特别长剑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一种新式短兵器。由于汉代铁制环首大刀刀形轻
便，锻造精良，战阵实用之效很高，因此特别受到日本武士的喜爱。1962年，在日
本奈良天理市栎本古坟的古墓中，发现了一柄东汉中平年间（184-189）中国制作
的铁制环首刀，刀身镌有“百炼清刚，上应星宿，下辟不祥”等金错铭文。（7）
这柄刀的形制、铭文格式及刀的质地，与1974年出土于我国山东苍山的东汉永初六
年（112）铁制环首刀基本相同。它们都是用反复加热、多层叠打、表面渗碳的工
艺制作的优质含钢铁刀。（8）中平刀作为殉葬品出土于日本古墓，证明墓主生前
喜爱之深，也成为汉刀传入日本的可靠物证。据《日本武器概说》的作者未久雅雄
说，日本各地曾有不少汉刀和日本对汉刀的仿制品出土。他认为，当时日本武士所
用的兵器，“特别是通过朝鲜半岛从大陆移入的”（9）。汉刀的大量流入日本，
对日本刀制产生很大影响，我们从日本古代兵器史著作中所看到的日本古刀，许多
都具有明显的汉刀特征。据《中国兵器史稿》的作者周纬先生说，汉刀的仿制品在
日本随处可见，“常有收藏至数十器者”。
　　
　　 可以肯定，古代中国的剑刀，主要是通过民间途径进入日本的，但也通过两
国间的正式交往进入日本。最著名的例证就是三国时日本邪马台国同曹魏之间的交
往。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载，日本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曾于魏明帝曹
睿景初二年（238）六月，派大夫难升米等来中国通好。魏明帝盛情接待这些友好
使者，并回赠了一批珍贵礼物，其中包括“五尺刀二口”。其后，两国互通使者，
多次来往，在魏国每一次馈赠日本的礼物中，也总是有刀。 证明到三国时代，中
国制作的刀仍然受到日本人民的珍视。日本九州熊本县玉名郡兰水町江田船山古墓
中，曾发现刻有汉字铭文的日本大刀，日本学者认为这是五世纪中期的遗物，约当
中国的南北朝时代。（10）这柄刀的发现，证明中国剑刀对日本的影响，一直延续
到了三国以后。日本考古学家小野胜年先生曾说，著名的日本正仓院里，至今还保
存着不少古代中国的剑刀；“献物帐”上还记有“唐式大刀”、“唐刀”等名目。
（11）所谓“唐式大刀”应指唐代军中盛行一时的陌刀，这种刀的样式在中国已无
实物可证，只有日本正仓院还保存有几柄唐代实物。（12）这些都证明历史上中国
剑刀对日本的影响是久远的，至少延至唐代，中国剑刀仍在继续传入日本。
　　
　　 早在秦、汉时代，就有大量中国人经由朝鲜半岛移居日本，他们融合成为日
本民族的一部分，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有很多贡献。据日本古文献《雄略纪》、《书
纪》等的记载，汉代的大陆移民往往以其手工技艺被分为“部民”，如手人部、衣
缝部、鞍部、画部、锦部、陶部等，这些“部民” 给日本带去各种手工技艺，受
到日本朝野的重视。没有关于金属锻铸工匠移居日本的记载，但有诸如弓削、矢作
等兵器制作者，可以肯定，中国的 ５ 锻造工艺必定也传入日本。魏晋南北朝时代
，北方中国兵连祸结，加上各族政权凭借武力互相吞并掠夺，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
，迫使不少中国人涉海移居日本，这些移民同样也是按其技艺分为部民。这时期，
因为传统的朝鲜半岛路线被阻断，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主要转向南朝，于是南朝文化
对日本产生很大影响。自春秋战国以来，我国南方，特别是吴越地区，以精美的剑
刀锻铸工艺闻名天下，同时楚地的长剑武艺独步海内，历久不衰，直至汉代还是“
奇材剑客”的渊薮。相信这些都可能随着日本与南朝关系的持续发展而传入日本。
（13）隋唐两代的遣隋使和遣唐使，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那时，日本每次派出
的遣唐使团的成员，除了各级官员以外，还有各种专业人员，其中总有占总数近半
的“射手”，实际就是使团的护卫武士；还有“锻生”和“铸生”。这些人员的配
备，主要是为了预防船舶漂流遇险，但他们入唐以后必定在本专业上学到很多东西
，并将其带回日本。（14） 我们注意到，入唐的日本官员和留学生也有对兵法武
器感兴趣者，如著名的遣唐副使吉备真备就是一位大唐兵法兵器的爱好者，然而他
每次带回日本的中国兵器中,只有马步漆角弓、平射箭、射甲箭等各式弓箭，却没
有剑刀。（15）这是否说明此时日本自产的剑刀已相当精良，再无须从唐朝引进。

　　
　　 日本人民是以善于吸取外来文化而著称的优秀民族。长期借鉴中国的经验，
结合自己创造性的劳动，使日本的剑刀锻铸工艺获得突飞猛进，并终于超迈中国而
后来居上。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花纹剑，特别是兴起于春秋末期、发达于两汉
的钢铁花纹剑刀，曾以其无与伦比的锐利精致而冠绝世界。考古发掘所得，往往在
深埋于地下千百年后，依然锋刃如新，绚丽夺目，使中外人士叹为奇观！然而，由
于遭受历代统治阶级的漠视、摧残，这种先进工艺 教扑我院 竟渐至衰退。与此同
时，日本的花 平５度 异军突起，大放异彩，“数百年来，在远东首屈一指”。（
16）大致自宋代开始，日本剑刀开始向中国输入，随着时代的推移，输入量愈来愈
大，对中国剑刀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据《宋史·日本传》记载，宋太宗雍熙二年
（985），曾经入宋求法的日本名僧奝然为报答宋朝对他的礼遇，谴弟子喜因奉表
来谢。在喜因 �献宋室� 方物中，就有日本制作的“铁刀”。实际上，� 代日本剑
刀已通过民间贸易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在中国享有“宝刀”之誉。请看北宋著名文
学家欧阳修写的《日本刀歌》：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
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鍮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
可以让妖凶。诗人说，中国古代传说中能够“切玉如割泥”昆吾之剑，早已渺茫难
求了，（17）而在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却造成了真正名不虚传的宝刀。从诗人的
咏赞中我们可以想见，日本刀不仅锻造精良，而且装饰也极考究，所以“好事”者
不惜重价购求，竞相佩带以炫耀利器。“百金”并非虚语。据日本《宇治拾遗物语
》中说：“以太刀十腰（把）为质，则可自唐人（指宋代中国人）借来六七千匹之
物。”（18）足见当时的日本刀确实价值昂贵。正由于此，日本剑刀终于成为日本
对中国贸易的只要出口品之一，这不仅在宋朝是如此，在元朝也是如此。（19）到
了明代，日本刀的制作臻于极精，传播日远，声誉日隆。从文献记载和保存到今天
的实物来看，明代的日本刀一般刀身修长，刃薄如纸，锐利无比，挥动起来十分称
手，确有穿坚断韧之效。从刀形上观察，不难看出日本刀继承和发扬了汉代环首大
刀的优点，尺度和分量都更加有利于格杀技术的发挥。与唐宋以来形制驳杂、刀体
厚重的中国短兵器相比较，日本刀无论外观上和实用价值上，都确实要高明得多。
 明代日本剑刀大量进入中国，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
　　
　　 第一，是日本王室和商家对明廷的进献，对此类进献，明朝一般都有超值“
回赐”，本质上是朝贡贸易。明初，明太祖鉴于倭寇侵扰和胡惟庸里通日本的罪行
，对日本进献的方物一概拒不接受，并实行海禁政策。据日本古籍《善邻国宝记》
记载，日本为了恢复日中贸易，于明建文帝三年（1401）派使者奉表通好，并“献
方物”，其中就包括“剑十腰，刀一柄”。明朝的诏书中还特别提到过这柄“宝刀
”。紧接着，永乐元年（1403）日本第二次“献方物”时，刀的数量就增加到了一
百把。以后所献方物中刀几乎成了最重要的物品之一，刀的品种也增加了。以有记
录可查的宣德九年（1434）为例，一次就“献”了撒金鞘太刀二把、黑漆鞘太刀壹
百把、长刀一百柄，总计二百零二把。保存下来的景泰十年和成化十九年的两份记
录上，所献刀的数量与宣德九年相同，说明二百零二把是定额。（20）由于文献记
载缺失，我们已无法得知以朝贡名义进入中国的日本刀究竟有多少。有人做过统计
，仅日本足利王室各朝进献给明朝英宗以前各帝的刀，有一千二百余把，这些优质
的日本兵器，主要供明廷的“御林军”执用，其遗存至今犹可见到。（21）当然实
际数量肯定远远大于一千二百把。
　　
　　 第二，勘合贸易。明初，日本商人往往假借“朝贡”名义，携带私物以进行
贸易。所带“私物”中尤以剑刀居多。对此，明朝政府曾一再加以禁限，要求每次
“入贡”携带剑刀“毋过三千把”。（22）永乐元年，日本贡使携带兵器在民间卖
买，礼部尚书李至刚要求禁止，并没收入官。而初登皇位的明成祖为了对“向慕中
国”的外夷表示“朝廷宽大之意”，主张由官方以市价收购。（23）但是，为了对
中日贸易有所控制，也为了区分倭寇船和贸易船，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与日本
正式签定了贸易条约，规定以后凡日本商船来华，必须携带明朝所颁发的“勘合”
，以进行朝贡名义下的贸易。规定十年一贡，人员二百，船只二艘。显然，这个限
额远远不能满足两国贸易的实际需要，特别是日方。宣德初，明朝稍有调整，增加
到人员三百，船三艘，但仍坚持十年一贡。实际上人船限额很难严格执行，勘合贸
易的规模、频率都大于明朝定额。日本商船循例向明朝“贡献方物”，所献刀剑就
是上面所讲的二百零二把。此外就是“国王附搭品”和使臣和随船僧俗人等的“自
进物”，实际都是商品。明朝不允许民间私鬻兵器，日本剑刀一般统由官方收购，
给价很优，“一把刀在日本售价八百文以至一千文，而明朝给价为五千文，可见当
时利润竟达四五倍。”（24）后来进口数量骤增，质量也明显下降，价格便跟着落
下来，但仍然有利可图。所以日船所带国王“附搭品”和“自进物”中，一直以剑
刀为主项，输入量也持续上升。据木宫泰彦所提供的统计数，第一、二次勘合船所
带剑刀还不过三千把，第三次就飚升到九千九百六十把，第四次三万把，第五次七
千余把，第六次竟达到三万七千余把！第七、第八次各为七千把，第十次是二万四
千一百五十二把。这只是所谓“国王附搭品”的数量，其中并不包括使臣“自进物
”的数字。如加上“自进物”，仅十一次勘合船输入明朝的剑刀，就应该不少于二
十万把。（25）
　　
　　 第三，走私。剑刀的丰厚利润不但剌激了勘合贸易，而且必然会剌激走私活
动。整个明代，中日之间除了官方所控制的勘合贸易外，沿海一直存在大规模的走
私贸易，这是无庸置论的事实。明代禁兵之律甚严，但民间私藏兵器者不少。特别
是日本剑刀，以其质量精美，“中国人多鬻之”，（26）成了人们喜好的收藏品，
这从明人的诗文题咏中可以窥见。可以相信剑刀同样也会成为走私贸易的主要商品
之一。日本宽永十一年（1634，明崇祯七年）五月以后，严禁输出兵器。（27）然
而，走私活动恐难禁绝。明末清初的广东，市面上就有“红毛鬼子”叫卖日本刀者
，因为有澳门这个特殊的商埠，日本刀在澳门随处可见，当然可以从澳门进入内地
。（28）总之，从走私渠道进入中国的日本剑刀必不在少，只是我们无从考知其数
量罢了。
　　
　　 在明代，国家兵器制作机构还仿制日本剑刀，这早在太祖洪武年间就开始了
。据清修《续文献通考》卷131《兵器》载，洪武十三年（******0）设置“军器局
”，所制作的各类刀中就有“倭滚刀”。明武宗正德年间，佞臣江彬用事，曾命“
兵仗局”制作“倭腰刀万二千把，长柄倭滚刀二千把。”嘉靖年间， 量 侵扰正烈
，经过俞大猷、戚继光等抗倭名将的积极推行，日本式的长刀、腰刀成为中国军队
的主要装备之一，后来又被引进到北方边防军队中。这样大量的使用，当然不可能
全靠从日本进口，得主要靠自己制造。所以，兵器史家周纬曾说，在中国兵器史上
，明代短兵以使用和仿造日本刀为一代特点，这个结论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29）
　　
　　二
　　
　　 宋代以后，日本剑刀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
响，至明代达到鼎盛。明代，与日本剑刀大量输入的同时，倭寇的侵扰给沿海人民
带来深重灾难，于是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日本的热潮，日本剑刀也成为一个
热点话题。参与这一话题的有文学家，还有军事家、民间武艺家和科学家。一种国
外物品在中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牵涉面如此之广，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
　　
　　 从北宋欧阳修《日本刀歌》发端创始，“日本刀”成了一个诗家特定的吟咏
题材，这一现象传到明清两代，一直绵延不断。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是明代政治家
、文学家唐顺之，他曾得到一把日本刀，挥笔写成一首《日本刀歌》。其中咏道：
 有客赠我日本刀，鱼须作靶青绿绠， 重重碧海浮渡来，身上龙文杂藻行。 怅然
提刀起四顾，白日高高天炯炯！ 毛发凛冽生鸡皮，坐失炎蒸日方永。 闻到倭夷初
铸成，几岁埋藏掷深井， 日陶月炼火气尽，一片凝冰斗清冷。（30） 唐顺之是明
代学人中出类拔萃的博学家，他精通武艺，也参加过抗倭战争，他的《日本刀歌》
不仅为这一传统题材注入了新的内容和特色，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明代日本刀的珍贵
资料。当时上乘日本刀的刀身都呈现各异光花纹，这正是汉以前中国优质剑刀的特
点，古代相剑家们的本领之一，就是根据这些纹理来判断一柄剑刀的质地和品位。
（31）“身上龙文杂藻行”，显然是指一种龙形配以藻饰的花纹。明末遗民学者屈
大均曾说，日本刀刀身的纹饰种类很多，有龙虎细纹、旋螺花纹、芝麻雪花纹之类
。（32）埋藏深井的说法未必可信，但一把出色的剑刀，往往需要长时间的锻炼，
并需经过一番特殊处理后才能成功，这一点，在中国的古籍中也不乏记载。唐顺之
以外，明代剧作家汤显祖也写过一首叫《 量 刀子歌》的诗，对一把据传是“倭王
”所铸造的日本刀备加称颂。（33）万历间文学家宋懋登曾有《日本刀记》一文，
文字不长，不妨录之如下，以见明代文人对日本刀的崇尚和寄情之深：“丙申秋日
，侍师於真州公署，时余年二十八矣，犹有不羁之思，从师乞日本长刀一口。师尤
之曰：泰宁之朝，安用三尺？余对曰：锋锷可仪。佩之几年，真成鸡肋，竟赠之武
人。此刀风雨夜，时飒飒有声，时晨离鞘常二寸许，亦灵物也。迨壬寅以先慈讣南
奔，值夜，复宿是馆，弦月积雪，风景凄然，回念壮心，恍如隔世。日月不居，老
将至矣，此英雄所以抚髀而泣也。”（34）宋懋登所表达的，其实是中国文人早在
先秦时代就已出现的书剑情怀，是一种以剑比德而寄志深远的精神境界，同类作品
在古代诗文创作中并不罕见。然则，不同的是，古人习惯于使用诸如太阿、湛泸、
青萍、龙泉一类宝剑名称，在宋懋登笔下却换成了“日本刀”。这是一个蕴义深刻
的变化，它包含着中日文化交流融合的成果，也是日本剑刀的综合优势所造成的文
化幅射力，确实使中国士人不能不为之折服，不能不对之产生敬重之情的显证。中
国文人对日本刀剑的题咏之作，在明末清初达到高峰。举例说，明末清初广东著名
诗人陈恭尹、梁佩兰、王邦畿等人都有《日本刀歌》传世；清初诗人李锴、周茂源
、马维翰等也有同名诗作。此外还有《琉球刀歌》，清初诗人陈午亭、顾河图等人
的集子中可以见到。这类诗数量不小，我们就不一一引录了。日本刀的犀利精美，
以及它的人文象征意义，使它必然成为受到普遍喜爱的收藏品。在明清时代，收藏
者除了上面例述过的汤显祖、宋懋登这样的文人外，还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嘉靖
年间主持东南抗倭战争的名将胡宗宪曾藏有一把所谓“软倭刀”，“长七尺，出鞘
地上卷之，诘屈如盘蛇，舒之则劲自若。”（35）这是日本刀中的无上精品，屈大
均在澳门曾多有所见，住在澳门的“澳夷”也都非常喜欢这种伸屈自如的软剑。（
36）有趣的是，就连明清之际以色艺志节冠绝一时的江南名妓柳如是的案头，居然
也有一柄倭刀。崇祯六年（1633），柳如是与华亭举人宋征舆（辕文）交好，二人
情谊笃深。后来，宋遭母亲斥责，柳又为地方官驱赶。于是，柳“案置古琴一张，
倭刀一口”，请宋来商议对策，不想宋竟怯懦退避。柳大怒，“持 俄 琴，七弦俱
断”，表示二人感情的了断。（37）这足以说明日本刀传播之广，亦见制作精美的
日本刀已经成了中国人雅俗共赏的把玩之物。
　　
　　 除了题咏、收藏外，还有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曾注意到日本
刀的制作工艺及其制度规格等，但深入研究者并不多。 阌 讳言，明人在这方面是
相当迟钝的，对日本剑刀的优良工艺，赞赏感慨者多，仔细考察者少，研究仿制者
更少，至今我们尚未发现明代人（包括清初人）关于日本剑刀制作工艺流程的调查
研究之作。就以杰出的科学家宋应星为例，他曾说：“倭国刀背阔不及二分许，架
于手指之上，不复倚倒，不知用何锤法，中国未得其传。”又说：“其 烈牡 剑，
有百炼精纯、置日光檐下则满室辉耀。”（38）仅此而已。武术家程宗猷（冲斗）
也曾说：“（日本刀）锻炼精坚，制度轻利，鞘把等物各各如法，非他方之刀可并
。且喜磨整，光旭射目，令人寒心！”（39）这类誉美之词，都没有多少实质内容
。真正对日本刀用心做了记述的，似乎只有两家，其一是嘉靖间东南御倭主将胡宗
宪的幕僚郑若曾，其二是明末广东遗民屈大均。郑若曾在《筹海图编》卷2《倭国
事略》中，有“倭刀”一节云：“（刀有高下，技有工拙。倭之富者，不吝重价而
制之，广延高师而学之；其贫者所操不过下等刀耳。善运刀者在前，冲锋可畏，颇
有限也。中国人不知，望之辄震而避焉。擒获倭刀，亦莫辨高下，混给士兵，故志
之。）大小长短不同，立名亦异。每人有一长刀，谓之佩刀；其刀上又插一小刀，
以便杂用。又一剌刀，长尺者谓之解手刀；长尺余者谓之急拔，亦剌刀之类。此三
者乃随身必用者也。其大而长柄者乃摆导所用，可以杀人，谓之先导。其以皮条缀
刀鞘，佩之於肩，或执之於手，乃随后所用，谓之大制。又有小裁纸设机刀，出长
门，号兼常者最嘉。上等：上库刀。（山城国盛时，尽取日本各岛名匠，封锁库中
，不限岁月，竭其工巧，谓之上库刀。其间号宁久者更嘉，世代相传，以此为上。
）次等：备用刀。（以有血漕为巧，刀上或凿龙，或凿剑，或凿八幡大菩萨、春日
大明神、天照皇大神宫，皆形著在外为美观者。）”这段文字万历年间又被李言恭
的《日本考》所全部照抄，故颇有传播，是嘉靖以后明人了解日本刀制度、类别的
主要依据。郑若曾（1503――1570），字伯鲁，号开阳，江苏昆山人。是一位深怀
报国之志的文武兼备人才，被茅元仪称赞为“古今一奇士”，（40）。《筹海图编
》是在胡宗宪的具体支持下完成的，而发凡起例则是受了唐顺之的启示。郑若曾留
心海防，对日本、朝鲜、安南等问题均有研究。他对日本刀的记述没有说明材料来
源，但可信度较高，不是一般文人的稗贩文字可比的。屈大均（1630――1696）是
明亡以后南北遗民群体中的翘楚人物，是著名诗人、史学家和博物学家。他在《广
东新语》卷16《器语》曾对日本刀有所记述： “粤多番刀，有曰日本刀者。闻其
国无论酋王鬼子，始生，即以镔铁百淬之溪中，岁凡十数炼，比及丁年，仅成三刀
。其修短以人为度，长者五六尺，为上库刀；中者腰刀；短小者解腕刀。初冶时，
杀牛马以享刀师，刀师卜日乃冶，以毒药入之，刀成埋诸地中，月以人马血浇祭，
於是刀往往有神。其气色阴晴不定。每值风雨，跃跃欲出，有声，匣中铿然。其刀
唯刻上库者不出境。刻汉字或八幡大菩萨、单槽双槽者，澳门多有之。以梅花钢、
马牙钢为贵。刀盘有用紫铜者， 物越 银者，烧黑金者，皆作梵书花草。有小匕在
刀室中，谓之刀奴。其水土既良，锤煅复久，以故光芒炫目，犀利逼人，切玉若泥
，吹芒断毛发。久若发硎，不折不缺。………其软者，以金银杂纯钢炼之，卷之屈
曲游龙，首尾相连，舒之劲直自若，可以穿铁甲，洞坚石。上有龙虎细纹，或旋花
纹，或芝麻雪花。 之以金 康则见，所谓绕指欝刀也。� 有鱼肠剑，屈曲如环，此
亦其类。刀头凡作二层，一置金罗经，一置千里镜，澳夷往往佩之。又有两刃如剑
，隐出层纹，可沾积毒药，然皆不可多得。”屈大均的这段文字，是明清人关于日
本刀的所有记述中最详细，也最具体的一家。首先，他的记述来自他在澳门和其他
地方对日本刀的考察，以眼见为据，自然比之那些以耳代目者的文字准确度要高。
其次，这与屈大均本人的学养识见有关，也与屈大均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理念
有关。大均是胸怀复明之志的杰出人物，他是文人，但非常注意军事方面的问题，
他写在《广东新语》卷十六中的兵器各条，每一条都很札实，很详细，反映出他用
心之深和用功之勤。这些东西虽然不多，但都是切实可用的军事技艺，比之明代一
般“捃拾陈言，横生鄙论”的兵书来，（41）相距何啻天壤！屈大均对日本刀的细
心考察，还有他对日本刀法的概括总结，与当时很多抗清志士对日本曾寄予希望的
心理是一致的，是有所寄托的。从远处讲，这是戚继光实学实用精神的继承；从本
人讲，屈大均不亏是一代博学通儒，他懂得兵器与武艺之间相辅相成的意义和价值
，这个道理似乎很浅近，然而真正懂得的人并不多，更不要说明代那些侈谈兵学的
无聊文人了。
　　
　　三
　　
　　 以“相击”为主要形式的剑技，是我国历史上出现很早的一种短兵武艺，其
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西周初。到春秋时代，剑的制作日臻精美，佩剑成为身份地位
和尊严的象征，剑术已经相当发达，击剑蔚为专学，特别是在东南的吴越地区。群
雄并立、战争频繁的战国时代，随着剑在战争中实用价值的显著提高，击剑活动更
为普遍。这时，社会上出现了以剑技为人效命的“私剑”、“剑士”一流人物，也
就是后来“侠”的滥觞。产生了关于剑术的专门论说和著作。这种风气延续到西汉
仍很兴盛，击剑风行朝野，有些人以擅长击剑“立名天下”，职业剑客奔走豪门。
（42）风气之下，甚至连东方朔、司马相如、田叔等一般文人也学习击剑，显然这
是一种时尚，是文人高自标置的表现。（43）
　　
　　 我国历史上，击剑活动大致从周秦一直延续到了隋唐。隋唐以前，古人常常
以文章、击剑相提并论，体现了一种崇文尚武的人文精神。诗人李白自称：“十五
好剑术，偏干诸侯；三十成文章，立抵卿相。”便是脍炙人口的一例。（44）在我
们看来，这种风气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尚武传统，是孔子文武不偏废的思想的发展。
然而，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强化，禁兵之法也日益峻密，民间习武自然受到越来
越多的控制。自宋代理学家倡言“主静”，以射御为“粗下人事”，“见人静坐，
便叹其善学。”这就使得重文轻武的意识社会化，以至“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
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45）加上古
代兵器和武艺也在不断演进变化，汉以后，剑在战阵中崇高地位让位于刀，剑逐渐
衰落了。于是，剑的存在形式也从“相击”慢慢地向飘逸典雅的“剑舞”蜕变，及
至明清，华而不实的“套子武艺”之类成了社会上剑的主要表现方式，古之“剑客
”也变成了侠义小说中半人半仙的超人。
　　
　　 可以推知，我国古代历久不衰的击剑之风，击剑的实践技术和理论，一定会
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滚滚长河流入日本。
　　
　　 在日本，人们至今把剑刀武艺的比试统称为“击剑”，这显然是对中国古语
的借用。日本人民在传统上称佩刀为“剑”，称日本刀的实用技术为“剑道”。又
称刀为“太刀”、“大刀”。这类术语也都源自中国，正透露出中国古代剑刀武艺
对日本影响之深。
　　
　　 《汉书·艺文志》著录了一部叫《剑道》的剑术专著，卷帙为三十八篇。这
部书应该是我国汉以前许多“剑论”的集粹，卷帙之多证明了古代剑论的发达，也
可证明“剑道”一词为中国所固有。这部书早在隋唐以前就已失传，（46）“剑道
”一词亦不复为后代沿用。日本武道至今保存并使用这个词，再联系到日本剑道的
许多古老特色，使我们相信，包括《剑道》在内的我国古代的剑术论著和有关技艺
确曾传到日本。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曹丕《典论·自叙》中，有一段
曹丕自叙学剑始末的文字，其中最称精彩的一段是讲他与奋威将军邓展以甘蔗代剑
进行比试的经过，这是大家熟悉的故事，更是我们研究古代击剑细节的珍贵资料。
已故的武术史家唐豪先生，曾以曹丕自叙比剑的动作名称与日本剑道做了一番比较
，他认为：曹丕的“中其臂”，即日本剑道的击中“右笼手”。曹丕的“中面”和
“正截其颡”即日本剑道的“击面”。曹丕的“突以取中”，正是日本剑道的“刺
喉”。此可证明日本剑道称刺为“突”，也来源于中国。（47）唐豪先生认为，这
些击刺部位及名称术语的谙然相合，反映了日本剑道与中国古代击剑之间一脉相通
的渊源关系。我以为唐先生的结论很有道理。
　　
　　 我们知道，我国现代武术中的短兵，举凡刀、剑、鞭、简之类，基本上都是
用一只手执器柄，练习者的功力水平主要通过完成“套路”来进行观察评陟，官方
将这种形式的评分确定为“竞技武术”，对抗性的器械竞技形式在我国久已寝废不
行。而日本的短兵主要是双手执柄，功力水平的高低主要通过有规则的竞技形式确
定。相比之下，日本短兵的代表形式“剑道”，更多的保存了实战性，内容质朴，
方法简练，有利于训练人们勇敢精神和顽强、机智等品质，自来是日本传统教育体
制中训练学生心理素质的重要方法。双手执柄的刀法，在日本历史久远、流传有绪
，应该肯定它是古代日本人民在短兵武艺领域里一项风格特异的创造。但是，如果
寻根求源，我们就会发现，日本早期的双手剑刀法也应该源之于中国。日本的剑道
体系，是在中国古代双手剑刀法的基础上，经过日本武士长期改进和充实后逐步形
成的。问题的关键是我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双手执柄的剑刀法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
的。这一点可以从文献记载或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只是过去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
意罢了。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作些必要的考辩。
　　
　　 前面谈到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剑的鼎盛时代。但是，从春秋到
战国，剑的形制却发生了巨大变化。简言之，春秋之剑短，战国之剑长，长短的变
化几乎是成倍数的。春秋青铜剑，以举世瞩目的越王勾践剑为例，通长55.7厘米，
柄长8.4厘米36。而战国铁剑的长度却常常在100厘米以上。解放初，湖南衡阳出土
了楚国铁剑14件，其中最长者达140厘米。（48）近年，在湖北宜昌发掘到的一柄
铁剑，通长120厘米，把长30厘米以上。（49）这类例证不胜枚举。剑的长短之变
，固然同当时金属  炼锻铸技术的发展和剑在战争中的实用意义的提高有关，但其
中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就是剑的实用技术也发生了变化。春秋时代的短剑，
基本上属于自卫武器，其把柄一般在10厘米以下，无庸说是单手执用的。战国到汉
代的长剑乃是进攻性武器，其把柄往往在20厘米以上，显然可供双手握柄，不然柄
长非但无宜，反而有害。剑身长，把柄也长，其剑的功效主要以“击”来分析，这
种长剑至少在用于劈砍（击）时，只有双手握着把柄，才能砍杀裕如，充分发挥其
威力。所以，《庄子·说剑篇》载，当庄子身着剑服，以剑士身份向喜好击剑的赵
王游说，时，赵王首先问他：“夫子所御剑（或作杖）长短何如？”正反映了战国
时长短剑的技术分野已很明确，人们的认识很清楚。
　　
　　 我们根据出土实物的分布情况及有关文献的记载来考察，战国铁制长剑首先
兴起于楚国。这种锐利的新式短兵器，加上与之相应的一套击刺技术，提高了楚军
的战斗力。所以，秦昭王曾经深怀忧虑地说：“吾闻楚之剑利而娼优拙，……夫铁
剑利则士勇……吾恐楚之图秦也。”（50）楚国之后，崇尚武功、勇于革新的秦国
也采用了这种长剑，《史记 ぞ 轲传》记载，秦始皇所佩之剑就是长剑。1974年，
临潼县始皇陵俑坑出土的两柄青铜剑，通长都在80厘米以上，其中之一达到91厘米
，也属于长剑类型。（51）在楚国， 长剑被称之为“长铗”，意即“长把剑”，
这个名称本身就足以说明长剑的技术特点。但是，由于对“长铗”一词的解释古今
学者不尽相同，认识上不免有歧异，还需要做些诠解。
　　
　　 “长铗”一词，见屈原《楚辞·涉江》及《战国策·齐策》。 为《楚辞》作
注的汉代学者王逸说：“长铗，剑名。其所握长剑，楚人名曰长铗也。”杨雄《方
言》也说：“长剑，楚人名曰长铗”可见，“长铗”是楚人方言应无疑义。然则，
“铗”到底是什么含义呢？本来为先秦古籍作注的汉晋学者们，早就有明确的解释
，如晋司马彪云：“铗，剑把也。”（52）依此顺推，“长铗”自然就是“长把剑
”。但到了清代，程瑶田、阮元等学者，囿于所见先秦青铜剑多是不同地区出土的
传世品，不能全面反映古剑形制，他们各自以所见古剑为根据，一反古训，别出新
义。程瑶田说：“铗为剑室，故称长铗。剑把安得称为长乎？”阮元又说：“长铗
即夹也，腊也。……以其夹剑身也。”（53）由于程、阮二氏在古器物的研究上都
有突出成就，阮氏又是一代学坛领袖，因此，他们的解说容易为大家所据信。至于
现代《楚辞》注家，多数人直接注为“长剑”或“剑”，这种解释虽然不算大错，
但也容易给读者造成“铗”是剑的一般代称的模糊概念。实际上《战国策·齐策》
写得清楚，那位弹铗长歌的冯谖，先是“依柱弹其剑”；“复弹其铗”；进而“复
弹其剑、铗”。可见这里的“剑”与“铗”是指同一柄剑的不同部位而言，“剑”
言其身，“铗”言其把。正表现了冯谖意气越来越疏狂。（54）另外，《庄子·说
剑篇》载庄子对赵文王云：“天子之剑，以燕奚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魏为脊，
周宋为镡，韩赵为夹。”此处“夹”为“铗”之通假字，与锋、锷、脊、镡同为一
柄的各部位。庄子在叙述一柄剑的各部位时，先言锋，未言铗，基本上自上而下，
叙述本身已清楚地表明了铗就是剑把。事实上，“铗”字的剑把含义是由“挟”字
引伸来的。《说文》：“铗……一曰挟持。”段玉裁《注》：“一谓读若挟持之挟
。”可知“铗”当读如“挟”音。
　　
　　 到了汉代，剑虽然仍旧分为长、短两种形制，但长剑已遍及海内，短剑则日
趋减少。同时在长剑的基础上，又脱胎出了环首大刀，也就是史书中所常见的“长
刀”。东汉以后，长剑终于渐渐衰退了，长刀成了军中的主要短兵器。近年，在安
徽阜阳西汉功臣夏侯婴之子夏侯灶的墓中，出土了通长120厘米、把长28.3厘米的
铁剑，这是西汉长剑的典型。（55）前几年，在云南大关、昭通曾出土通长125厘
米、把长23厘米的铁剑，这都是东汉长剑的典型。（56）西汉中期以后，通长110
厘米以上的长刀，考古发掘所获极多，这种长刀的把柄一般在20厘米左右，表明在
可供双手握把这一点上，长刀承袭了长剑的主要特点。在我看来，厚背薄刃的刀型
终于取代双刃锐锋的剑型，象征着短兵实战技术进一步向“击”的方向的偏重。因
为对普通士兵来讲，掌握“击”的技术显然要比掌握“刺”的技术来得容易，在群
体作战的状态下，特别是骑兵作战，用“击”的频率比“剌”要高，杀伤机率也往
往比“刺”要高。同时，这一改进也相应简化了兵器制作工艺，提高了兵器的使用
寿命。因此，长剑向长刀的演进在短兵器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进步，一个必然。
 我国历史上，长刀的使用期是相当长的。前面提到魏明帝赠卑弥呼的“五尺刀”
。合今制约120公分，自然也属长刀类型。大致到了魏晋以后，汉代式样的长刀才
逐步从军中退出，但至唐宋以后，关于长刀的记载仍然不绝于史书。当然，长剑的
衰退也不是说它就从此消声绝迹了，从史书中看，至少在五代和北宋初，长剑又曾
活跃在军旅中。五代时，后梁、后周都曾设置过长剑军，一般选用最骁勇的将领担
任指挥，似乎是军中最重要的“选锋”，这是五代兵制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原因何
在，犹待考求。（57）通过以上对名物的综合考察，我们可以确认汉代以前我国有
双手剑刀法的存在，而且我们相信，这种剑刀法一定会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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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棵秋天的樹 時時仰望天等待春風吹拂
  但是季節不曾為我趕路 我很有耐心不與命運追逐
  我是一棵秋天的樹 安安靜靜守著小小疆土
  眼前的繁華我從不羨慕 因為最美的在心不在遠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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