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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haoxl (小刀), 信区: Green
标  题: 第一章“半岛现象”的基座2--艰难的蜕变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ue May 20 21:24:00 2003) , 转信

二、艰难的蜕变
蝴蝶是世界上种类最多、最漂亮的飞行昆虫。我们每人小时候都喜欢追
赶蝴蝶玩耍，羡慕她们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舞
可是一只蝴蝶是怎样出世的呢？孵卵后生出幼虫。幼虫长大时要脱皮，
从小到大不知要脱掉几次衣服。脱掉旧皮，长出新皮，以保护自己。幼虫多
次脱掉衣服以后，用坚硬的外壳裹住自己，变为蛹。硬壳裂开后飞出蝴蝶，
软弱的身躯和翅膀不久即变得坚实。一只美丽的蝴蝶就这样高高地飞向天
空。
特利那·坡罗斯在寓言《给花朵以希望》中，将蝴蝶这一小生命的漫长
而痛苦的出世过程描写得非常感人。一只美丽的蝴蝶直到飞上天空，要历尽
艰难的逆境。不脱掉外皮就无法成长。脱皮伴随着痛苦。最后，由蛹成为蝴
蝶，完全是变为另一种存在。若不否定到目前为止的自我，是决不会促成大
变革的。
幼虫在问：怎能抛弃仅有一次的生命？非冒险不可，这里需要勇气。要
想占领顶峰，不能爬上去，而要飞上去。坡罗斯对蛹变为蝴蝶的最后一瞬间
是这样描写的：
黑暗逐渐逼近了，
幼虫愈益害怕了。
它感到该抛弃了，
抛弃一切⋯⋯
然后黄色的幼虫等待着，
⋯⋯直到那一天的到来⋯⋯
爬在地上，被踩来踩去的幼虫，想要爬上顶峰，非成为蝴蝶不可。
新韩国，她是一只新出世的蝴蝶。被踩来踩去，历经磨练的幼虫变成了
一只蝴蝶，她就是新韩国，崛起后的韩国！当雅典的命运处于危险关头时，
苏格拉底号召雅典人“了解你自己”。这就是说，“从你们国家苦难的历史
中学习和发现力量的源泉”。现在，就让我们来追述一下韩国崛起的历史上
留下的艰难的痕迹，以及这些痕迹中所蓄藏的力量吧。
1.在中国文化的摇篮里
当东亚有迹可查的历史序幕徐徐拉开的时候，蒙古人种已经居住在这一
固定的区域内。在东亚文明的发祥地中国北部，据考证发现，有一部落居住
在中国朝水（今潮河）与鲜水（亦称龙鲜水，今唐山陡河）。这个民族因久
居其中而得名朝鲜族。后辗转移居朝鲜半岛，遂有“朝鲜”国名之称。
在朝鲜建国史研究上，有一种流行的“箕子朝鲜”的观点。中国古代商
周时的周武王即位，封箕子于朝鲜，于公元前1122 年建立了古朝鲜国。这充
分反映了公元前十世纪汉文化影响古朝鲜的过程。
随着汉人的扩张，大量人口涌入朝鲜，农业、铸铜和炼铁技术也随之传
入朝鲜。这种与汉文明的接触对于朝鲜人创造自己的文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
七世纪时，新罗统一了韩半岛。它进一步仿效了汉式政治机构和文化模
式，其统治模式几乎是唐朝中央集权制的翻版。它每年向唐朝纳贡，大批学
者和佛教僧侣也长期留学唐朝。恰在这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达到鼎盛时期。
到中国取经的部分朝鲜佛教僧侣则把中国佛教的诸多派别传入了朝鲜，其中
以传播通过对宗教信仰的虔诚来拯救自己的“净土”派最为普遍。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借助佛教教义，新罗出现了“花郎道”，一种强调对内融合，对
外抵御异族入侵的民族精神。
新罗时的朝鲜半岛居民深受中国汉文的影响。他们不仅将地名和人名全
部改成了汉式名称，而且，从新罗开始，朝鲜人的名字就一直由单姓构成，
其中金、朴、李三姓最为普遍。
由于大陆和朝鲜地理相连的便利条件，佛教的传播不会有鉴真东渡日本
时的艰辛，因而至公元十世纪，高丽王国统治了韩半岛，当政者即把佛教定
为国教，僧侣享受与文官同样的待遇。佛教一时在朝鲜达到鼎盛，并在贵族
的文化和生活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同时，高丽的佛教艺术也表明了这
一点。高丽时期，学术和文学活动也有所增强，12 世纪编纂了《三国史记》。
约一百年后，一位名叫一然的和尚编纂了《三国遗事》，这部著作记述了史
书上没有记载的重要史实和传统。
佛教的传播，更大的意义在于中国文化的对外扩散。伴随僧侣往来的，
还有大量的学者、工匠。中国的文学、艺术、史学、雕刻、政治思想一直输
送往韩半岛。
十四世纪，李氏王朝统一了韩半岛。太祖李成桂即位后不久即于1401
年与明朝建立了藩属关系。此后5 个世纪的时间里，李朝一直保持着同中国
的密切关系，互派使节，中国影响的浪潮不断波及李朝，从而进一步加强了
业已确立的汉式政治和文化模式。
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在朝鲜达到鼎盛。李朝初期，朝鲜人之所以接受儒
家思想，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其主要制度和社会习俗都是仿效汉模式重新
确立的，而且较以往更完善。由于李朝相对于中国来说要小得多，更易统治
和保持凝聚力。实际上，李朝在许多方面都几乎变成了儒家社会的典范。
李朝时期，有一位国王应当特别提及，他就是世宗（1418—1450 在位）。
世宗以精通儒学而著称，出于对儒家人本主义的重视，他做了许多有益于人
民的事，比如召集学者在中国农业方面的代表作《齐民要术》的基础上写了
《农事直说》。这些事更大的意义在于强化了朝鲜民族的独立性和发展。
其中意义最大的是谚文的发明。而当时，朝鲜使用的文字是中国汉字，
汉字学起来十分困难，并且为贵族所专用。人民大众在无知的深渊中越陷越
深。但世宗了解普通人民的生活，他想使他们受到教育。他说：百姓“有所
欲言，而终不能伸其情，我很怜悯他们，因此创造了二十八个字母，称之为
‘适于教给人民的字母’。”至今，韩国不仅有了自己的语言，而且有了自
己的汉字。
写到这里，我们似乎已经可以说，韩中两国的文化根源本来相当不同，
但韩国古代国家成立以后，一直大量接受中国文化。韩国文化在吸收了铁器
文化和佛教后，在融合了既存佛教文化与后来的儒家文化后，一次次大幅度
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准，抗击了东北亚其它少数民族的入侵。比如，在高丽
时代，先是辽国派遣80 万大军于公元993 年入侵，此后，辽国又先后四次入
侵。1231 年，蒙古族开始入侵，此后又相继有六次入侵。
毫无疑问，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对李氏朝鲜五百年的影响，在朝
鲜民族文化中已经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种儒家文化在韩国的崛起中究竟起
到了怎样的作用，本书以后还有专门论述。
但是，勿庸讳言，儒家文化对李氏朝鲜也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由于
引进了严格的儒教身分制度，李朝规定了“士农工商”的等级。由于对商业
发展的极度轻视，以至李朝建国250 年内还没有货币。
当历史的车轮逐渐驶向近代，儒家文化在李朝，一如在它的故乡——中
国一样开始衰落了。尽管中国文化曾经帮助朝鲜民族发展了自身文化，并在
相当长的时期内表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但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邦的
强烈冲击。
2.东瀛西侵超波澜
李朝后期，国王同儒家学者之间，统治阶级内部在尊从儒家规范上发生
了斗争。这些基于儒家哲学思想和道德、礼仪的斗争，在十六世纪末期演变
成韩国历史上有名的“四色党争”。党争一直连绵不断，主宰着脆弱和动荡
的朝廷命运。
在此内部纷争之际，李朝又遭受了一次来自日本的灾难性入侵。丰臣秀
吉1590 年重新统一日本后，派遣16 万大军人侵李朝。李朝腐败无能，日本
人长驱直入，攻陷汉城并席卷了朝鲜半岛，唯有西南角幸免于难。
丰臣秀吉之乱给朝鲜造成的后果包括政府记录、文物、档案、历史文献
和艺术品被毁，田地荒芜，人口减少，工匠和技术人员流失。耕地仅为战前
面积的三分之一。工匠流失造成手工制品以及陶器和书籍印刷等质量下降。
自王辰倭乱（文禄、庆长之役），又发生了丙子胡乱（满人的入侵），
经济陷于崩溃边缘，民生调敝。对李朝来说，危机在一步一步地加深。
空前的危机导致了人们的反思，批判精神日益盛行，新儒学（朱子儒学）
的准则和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动摇。于是，在17 世纪前后，一种极为重要的“实
学思想”应运而生。
“实学”即实事求是之学，来源于《前汉书》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一语。这批具有“实学思想”的学者抨击被偶像化了的朱熹体系，批判僵化
思想。他们认为教条主义懦学的发达不仅无助于现实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而
由于追求过于严格的纯粹性，而使其思想体系陷于僵化。他们认为，人民的
生活状况比新儒教政府机构的士大夫极为珍视的合法性和礼制问题更加重
要，“若农民民不聊生，任何国家都无法生存，而即令没有君主，人民却能
照样兴旺发达。”这就是实学的基本理念，“生民”、“为民”。它认为“利
用”与“厚生”比以往的“正德”更为重要。
实学思想有三个派别。
第一，经世致用学派。他们从16 世纪中叶至17 世纪中叶形成了自己的
理论。柳馨远、李瀷、丁若镛等是核心人物，他们以经世济民为基本理念，
继承了“修己治人”的传统，但重点不在修己而在治人，并由此提出了土地
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革方案。
柳馨远在他的《磻溪随录》中提出了下列措施：（1）建立一种利益能由
大家公平分享的土地制度；（2）实行推荐制，代替科举制；（3）为所有人
确立均等机会；（4）改革政府机构；（5）采用新学。
丁若镛著有《经世遗表》和《牧民之书》。在书中他批评了随波逐流、
得过且过的生活方式以及那种坚持朱熹派哲学的两班阶层的生活。他强调了
实用主义的生活方式，宣称“没有人能超过尧舜”。他对趋炎附势的特权阶
层浪费他们的生命表示惋惜。
第二，利用厚生学派，该派产生于17 世纪中叶前后，存在了约一个世纪，
以朴趾源、朴齐家为代表人物。他们属于经世致用学派的一支，但更重视致
用即利用与厚生，在此基础上展开其理论。该派提出开发科学技术，振兴工
商业和革新生产工具等相当具体的改革方案。
第三，18 世纪中叶以后的实事求是学派。金正喜等考据学家以博学、实
证和实用的精神探讨现实的学问。这与其说是一个学派，毋宁是指李朝后期
实用学的态度。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实学，可以说到此时达到了顶峰。李朝在
这个时期（英祖、正祖时代）在历史、地理、语言、农业和医学等广泛领域
内都展开了实用之学。
实学对儒学的一大批判，抓住了儒学的两大弱点：一是忽视经济，二是
热衷于空洞的理论。实学提出生民、为民思想，要求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
术；摆脱空洞无用的道义之争，解决实际问题。这些主张都明显地带有近代
化色彩，很好地克服了儒学自身的弱点。而且，由于实学家关注现实问题和
实用学问，超越“华”“夷”，不参与朋党之争，因而在华夷观上，已打开
视野，走出盲目自大的“小中华”意识的象牙塔，产生“华夷一也”的世界
观。
实学思想对韩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之大，使韩国的儒学恩想有了别于中国
儒学的一大特色。韩国后来的总统朴正熙在他的著作《我们国家的道路》中
论及历朝有价值的传统时，就专门提到了实学思想。
从儒学到实学，韩国学者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毕竟，这两种思想还同属
一个体系。当历史的车轮驶进十九世纪，从地中海崛起的工业文明开始走出
它的摇篮，越过太平洋来叩响东方国家大门的时候，韩国的文化又面临着第
二次冲击。
3.西风东渐再起波澜
18 世纪下半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土地私有化进程的加速，朝鲜的
资本主义已经萌芽。但是，这个进程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所打断，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朝鲜开始沦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
1866 年、法国、美国先后入侵朝鲜，但皆被朝鲜军民击退。第二年，日
本侵略者终于用军舰和大炮轰开朝鲜的大门，迫使朝鲜封建政府签订了第一
个不平等条约《朝日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从此，朝鲜开始沦为日本的
半殖民地。
继日本之后，欧美列强也加紧对朝鲜的侵略。朝鲜封建政府被迫先后与
美（1882 年）、英、德（皆为1883 年）、俄、意（皆为1884 年）、法（1886
年）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使朝鲜封建统治阶级妄图使朝鲜与世隔绝的迷梦
化为泡影。外国哲学和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朝鲜，国内保守思想方式日
益动摇。这个时期，试图以民族独立精神改革封建王朝政体的新思想出现了。
这就是著名的“开化派”思想。
“开化”一词，源于中国儒家经典《易经·系辞传》的“开物成务”和
《礼记·学记》的“化民成俗”。具有开化思想的学者发出了“东道西器”
和“自强洋务”的时代强音。
“开化派”思想可以从以下四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中略见一斑。金玉均。
他在“致高宗王的信”中，提出了改革封建朝鲜的计划。
金玉均在信中指出，在外交事务中，我们必须接受欧美各国的友谊，与
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国内事务中，我们必须改革政府，以技术方法指
导愚昧的人民，鼓励商业，改革政府财政，建立一支近代军队。当今世界把
商业看成是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世界各国竞相生产物品。现在我们必须放弃
两班制。从速放弃陈旧无用的官僚政体和社会等级制。利用社会有才之士，
建立中央集权政府，倾听人民呼声，获取人民信任。兴办学校，开发智力，
教育人民，接受外国宗教，并扶植其传播。这是建设近代国家的一条途径。
概而言之，我们可看出三种不同的思想。第一，就像外部世界诸国所实
行的那样，必须通过鼓励商业，增加生产，为国家奠定经济体制。第二，确
立中央集权政体，废除封建主义和社会等级制。第三，输入外国宗教，发展
人民精神智力生活。
金玉均的进步思想是旨在建立一种启蒙气氛——唯有在这种气氛中才有
可能建立一个近代国家——的开拓性尝试。换言之，他不仅反对因管理不当
和教条主义造成的各种限制，也反对使人误人歧途的思想，他试图为一切朝
鲜人确立自由和自主精神。他的一系列思想直接涉及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
思想自由。
朴殷植。他深受英国实证主义和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这种东西方思
想的综合，清楚地表现在他的下述一段话中：“西方学者说，生存斗争乃进
化基础。故最适者、最强者生存；最弱者、最劣者则被淘汰。这是唯一的自
然法则。这种思想并非违背仁慈、博爱之美德，因为唯有聪明、智慧、坚强
和勇敢的人才会完全拥有这样一种美德，而弱者和愚者则不可能拥有这种美
德。通过竞争之力，难道不是优胜劣汰吗？”
考虑到这一点，他把先进的科学知识与完美的民族伦理结构（即道德体
系）看作是建立一个强大而独立的国家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他尤其强调先
进知识的发展在社会发展及消灭封建主义中的主导作用。从历史观和世界观
出发，他认为，国家兴亡强盛、民族存亡，皆取决于有无知识。
朴殷植是民主政体的热情支持者，他的政治思想彻底拒斥封建政体的极
权主义独裁。他说，“既然所谓国家乃是公民的集合，那么人民的技术、财
富和力量便构成国家的技术、财富和力量”。根据这个观点，国家政府不只
是少数精英的责任或所有：而是为全体民众之所有。如果每个公民各尽其责，
那么国力就不至于衰弱到目前这种状态。
申采浩。他是一位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力图把民族自豪精神灌输给朝
鲜人民。在《朝鲜史》序论中，他把“历史”界定如下：
历史乃是处于相互竞争中的人的心神状态之时空发展的记录，因而世界
史必须记录人性状况，同样，朝鲜史必须记录朝鲜民族人性状况的发展。他
说到，在撰写朝鲜历史时，必须研究各种条件，例如，食物、服装、住所、
农业、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土地分配、货币体制以及其他经济因素。这种历
史观避免了奴才主义、殖民主义弊病，牢固地植根于调查研究人民的丰富精
神之中。
总的看来，他的历史观强调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这种爱国主义和民族
精神成为民族特性意识的基础。
周时经。他是朝鲜语言学者，也是启蒙思想家，为朝鲜语言的复兴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
周时经认为，语言之“理”是他自身语言研究活动的必要法则。“不生
不灭，无始无终”，他的这一能动之“理”相应于朝鲜思想中的“韩”概念。
“韩”，这是朝鲜独有的思想，其含义为“大的”、“高的”、“首要的”
和“统一的全一”。
周时经以其统一、全体或“韩”概念确定了开化派的意识形态基础。政
治上，形而上学的统一意味着政府与人民不应两极化。从全体或“韩”的观
点来看，人民的财源与其政府的财源并非是两种分离的东西，而是相互关联
的东西，从而也就避免了长期存在的一种悻论：人民过得好，管理者就过得
不好；反过来，管理者过得好，人民就过得不好。
在伦理学上，局时经要消灭以君臣关系为基础的陈腐伦理体系，发展一
种平等主义的伦理哲学。基于君臣关系的伦理学，其显著特点是无条件的服
从，至诚维护封建等级社会中的生存秩序。在这样一种体系中，个人的权利
遭到全盘否定。为了恢复人的本性，周时经强调以全体或“韩”为基础的价
值论，这一概念相当千“伟大的”意识形态。
这些就是当时开化派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个时期，许多学者都拥护启蒙
和维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受到了欧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
思潮的影响和鼓励。这一时期欧洲的流行思潮是达尔文主义、斯宾塞的实证
主义、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以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
欧洲思想对朝鲜启蒙哲学的影响是深远的。那些引进的社会学、政治学
思想最初被认为是借以根除封建主义最后遗迹的良方妙剂。当时的启蒙思想
家们遵循这些进步恩想，从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能够完全消除过去的旧意
识形态，提出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
4.沙吹尽头始到金
事实上，韩国思想文化的变革到这里还未结束。经过二战，朝鲜半岛的
分割，韩国人民又对自己的文化进行了反思，尤其是自朴正熙总统以来。朴
正熙总统著有一本书，名为《我们国家的道路》。在这本书里，朴正熙总统
结合时代特点，对民族文化再次作了深刻的反思，并将这一系列反思贯彻到
具体的国家政策中去，从而为韩国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作为对韩国历史文化的考察，写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一般的
结论。
首先，韩国属于“中国儒家文化圈”（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是日本、北
朝鲜、台湾、香港、澳门和越南），民族文化中有深深的儒家文化的印记。
我们知道，直到19 世纪初叶以前的数百年间，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存在着
一个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长期以来，周边邻国的统治者为了
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都与中国的统治王朝建立并保持一种特殊的封建依
附和“朝贡”关系，他们各自对本国的统治权必须经中国朝廷的“册封”加
以确认。这种封建的宗藩关系，构成所谓的封贡关系，朝鲜是这个体系中最
重要的一环。在宗藩关系中，经常地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在朝鲜
民族文化中，常常提到“边陲意识”和“事大主义”。尤其是高丽和李氏王
朝，把全部力量和热情都倾注于模仿。朝鲜与中国的这种特殊关系，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里促进了它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儒家文化是它的底子。
其次，韩国文化有两次很好的改造。一次是实学运动，一次是开化派运
动。
实学运动使韩国的儒家文化变得更积极、更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实学运
动克服了儒学的两大弱点：不重视商业经济活动和坐而论道。这次改造是对
儒学的一次发扬光大。它使韩国批判地吸收了中国式儒学，取得了精髓，抛
弃了一些不必要的形式。
开化派运动使韩国完成了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开化派运动采纳了西方社
会民主、平等、自由、法制、人民主权、重商主义等等精髓内容。它给韩国
的东方文化注入了新的文明因子。而这些文明因子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是必
不可少的。
所有这些，都使韩国人在文化上学会了吸收、改造、借鉴。当韩国民族
完成了儒家文化的完善和发展，完成了注入西方文明的新鲜血液之后，韩国
的崛起已经是注定无疑的了。内因已经具备，外因只需等待时机。在70 年代，
韩国人抓住时机，一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在人们的惊呼声中成为“日
本第二”时，这一切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奏好了序曲。
这样看来，韩国的文化既充分地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又明显地保存
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具有宽广的兼容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在总体上受儒家文
化浓烈熏陶的同时，又面向世界，不断地适应时代的步伐，在古老传统的基
础上又不失灵活的生机。韩国的诸种文化交融，在推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
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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