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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zpzheng (Thunder Rolls), 信区: Green
标  题: 列宁与国家问题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4月23日20:15:18 星期一), 站内信件

列宁与国家问题
国家问题，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易遭人诟病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建
成后，国家本应该日趋消亡，可是事实正好相反。例如前苏联，进入社会主义后，国家
不仅没有消亡的迹象，其势力反而如皮球一般愈涨愈大，对内动辄施以高压，对外动辄
示以霸权，完全与共产主义理想背道而驰。
    恩格斯曾对老欧洲有过这种描述：“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经把公共权力
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
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架于社会之上。……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
氏族社会的全部机关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1]这一描述不幸在苏联等社会主义
国家里应验了，这些国家内部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可是到头来“
国家权力”反而越来越大，乃至达到吞噬一切的高度——人民赋予的权力反过来奴役人
民，人民的公仆反过来成了人民的主人，更为不幸的是，大大小小的国家权力集中在缺
乏人民监督的个人或小集团手中，结果社会主义国家仿佛变成了这样：金钱不是资本，
权力才是资本。[2]
权力并不一定要化为经济资本才值得人追求。事实上，有很多“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在
滥用自己的权力时也并不一定获得了实际的好处，他们只是在耀武扬威中获得自慰而已
。但权力确实可以化为实际的利益，这些实际的利益并不一定以金钱的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下放知青返城的时候，干部子弟是最先受到照顾的。只有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权
力才可能转化为赤裸裸的金钱和资本。辽宁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个小小的公安分局
副局长（赵国利），不到250天就把2019万元吞到肚子里。腐败不是什么新现象，简单地
说，腐败就是以权换钱。从一个角度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权力主要体现为对国有
资产的支配能力。因此，一旦权力转化为资本，那么，被黑掉的只能是由千百万工人农
民创造出来的国有资产。有人说这是原始积累，可这笔不义之财往往并不用于扩大再生
产，它们要么被挥霍掉，要么被转移到国外。从国有资产的角度来说，改革开放史伴随
着一部国有资产流失史。根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统计资料、抽样调查和典型案例进
行初步分析，从1982年到1992年这11年内，中国平均每年流失、损失的国有资产达500多
亿元，每天流失国有资产达1．3亿元以上，这些资产有很大一部分进了国企负责人的腰
包，另外一部分要么浪费掉了，要么真的变成了脂肪：据《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称，中
国每年在公款吃喝上要挥霍将近2000亿元，在洗桑拿浴上要花掉100亿元！
发生这种情况，仅仅归咎于干部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生理想是不够的。追根溯源，其原
因还在于公共权力过于集中，长期处于不被人民监督的真空状态。这种真空状态被一句
俗语很好地说明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只有不被监督、不被制约的“权力”先生和
“权力”太太才敢说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种疯狂的话来。
按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强制力量本应该日趋消亡，官僚体制本
应该日渐萎缩才是，可为什么会一度发生这种公共权力的僭越和失控呢？社会主义为什
么会发展出专制主义呢？这仅仅是一小撮恶意的破坏者或资产阶级腐化分子造成的吗？
难道马克思主义本身不应该负有某种责任吗？
其实早在列宁那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了，在列宁的辞
典里，这些矛盾体现为“国家消亡”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矛盾，“党的领导”与“工
人自发运动”的矛盾，“民主专政”与“官僚体制”的矛盾等等。
列宁亲身领导并参加了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是马克
思、恩格斯国家理论的继承者、改造者和实施者，当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时
，怎么可能绕过一个如此重要的环节呢？不管列宁看问题的角度是否全面，他都以其显
赫的思想地位和政治地位矗立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发端的历史源头，列宁对国家问题作
出的回答，基本上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之前所走的政治路线同根同源，因此，回溯他的
思想、他的彷徨、他的困惑，将有助于我们搞清楚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失控的症结所在。

一、国家问题为什么成其为一个问题？
如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立刻取消国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那么国家问题对我们来说
是不成其为一个问题的。问题就在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共产主义实现之间有一个
漫长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国家依然是存在的。如何认识这个阶段依然存在着的国
家呢？以何种方式来组织和分配[高于个人和社会的]国家权力呢？这都是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在对他们的回答做出某
种评价以前，我们不得不首先重述他们的回答。列宁的回答基本上和马克思、恩格斯一
致，这些一致的部分，即使列宁做了复述，我们也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为主。本章
引用的马恩经典段落，几乎全是列宁引用过的，基本上可代表列宁的观点。列宁在国家
问题上的创意在于他的提问，列宁的这些提问不仅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走向，而且对于
我们当前所提出的问题也极具启发意义。
列宁的提问可以归结为两句话：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3]
“怎样用现在的人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呢？”[4]
第一个提问没有越出马克思、恩格斯的范围，马克思就曾问“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
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能保
留下来呢？……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
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
命专政。”（《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21页。）列宁所
问的，正是马克思所谓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其答案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
”。具体而言，如何进行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呢？列宁认为马克思在巴黎公社那里发现了
榜样。关于过渡时期的国家是什么样子，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有过一些设想，列宁的设
想基本上与之相似。
列宁的第二个问题提得很实际，恩格斯的提法是：“生产的社会管理不能由现在这种人
来进行”[5]列宁却说：“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们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人们没有
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6]列宁的这个提法充分显示了
一个政治家的现实态度。恩格斯的主要意思是，现在这种人不是全面发展的人，无法适
应社会化大生产，而将来的人则不受狭隘分工的限制，是较为全面的人，结合恩格斯和
马克思的其他言论，恩格斯头脑中设想的未来社会的人应该是不受强制的、自由发展的
人；列宁却是从社会控制这个角度来谈的，他的头脑中出现的是工人纠察队或民兵强制
执行生产的形象。列宁的这种设想一方面要为翻身工农的苦役劳动状态负责，另一方面
也揭示出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漏洞：不管将来的人怎样，现在的社会是由现在的人组成
的，政治家应该首先考虑现在的人（可实际上，在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现实人的
疾苦是被政治理论家们忘却了的）。虽然列宁并没有沿着这个思路前进，但他的提问至
少可以启发我们这么去想。
以下，我们将沿着列宁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来回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二、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的论述，可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在马克思主义史中，没有哪
部著作比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更为详尽地追述了国家的起源和发展
。列宁在写作《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时，恩格斯的这本书是其重要的理论资源。
在这本书里，恩格斯如此叙述了国家的起源：“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
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
，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
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
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7]在为《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写的导言中，恩格斯言简意赅地指出：“国家无
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
。”[8]
列宁也同样言简意赅地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
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
[9]
列宁的这种阅读绝对谈不上误读，早在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
就指出了国家隐秘的阶级本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互相保障自己
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10]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着重揭示的
是国家相对于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的非独立性，“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
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管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
）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
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
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11]而且，马克思
和恩格斯也注意到了国家的暴力性质，所以才会有“打碎国家机器”的说法。打碎国家
机器就是以暴抗暴[12]。
不过微小的区别也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更多的是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角度来理解
国家，也就是说，一定的国家形式是和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国家并非没有保存和
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
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
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从恩格斯的这段话里面，其实还
可以读出另一层含义，即国家乃是各种社会权力平衡的结果，国家作为最高权力机关，
对于各种社会权力起着制衡的作用。调节经济和权力制衡，这两大功能都是我们在考虑
国家时不应该遗忘的。民主国家的基本含义就是以民主的方式（而不是靠官僚、军阀的
相互牵制）来制衡和约束各种公共权力，防止不受任何制约的特权出现。如果连国家的
制衡作用都遗忘掉的话，那么民主是根本谈不上的。
列宁只读出了国家的暴力意味，这一点从《国家与革命》的书名上就能看出来。革命是
“非常时期”的现象，只有在非常时期，国家才有可能凸现为赤裸裸的军事机器。摆在
列宁面前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是打碎国家机器，不管是打碎沙皇的国家机器还是打碎新
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因为在专制主义的俄国，国家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具有非常多的暴
力意味。这使得列宁对国家的暴力解读顺理成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固有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对列宁的影响非常之大。
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
[13]“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4]

他早在毛泽东以前就懂得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他说：“恩格斯对于暴力革命
的作用的有历史意义的评价成了对暴力革命的真正颂扬。”[15]而这句话恰好说在十月
革命的前夕。
在苏维埃掌权前夕，列宁写道，“卡尔·马克思把这个真理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武装‘
起义’和战争一样，是一种艺术。”[16]“在目前这个时期不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
，就不是忠于马克思主义，不是忠于革命。”[17]这是一个政治家的真情流露，搞政治
就是搞艺术，革命的成败与否在乎千钧一发之间， “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
取决于这两天的斗争。” [18]“同志们，我写这几行字是在[俄历]24日晚上，情况已经
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真的就等于死亡。”[19]有什么心情能比一个政治
家目睹自己所领导的革命即将成功更激动呢？列宁在事后回忆说，“我当时已经拟定了
[国家与革命]下一章……的大纲。但是，除了题目以外，我连一行字也没来得及写，因
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2
0]这句“只有高兴”凝结了说话人多么大的喜悦啊！这是美梦成真的狂喜，这是险滩过
后的抒情。
确实，搞政治有时候就象是在搞艺术，或者说是一项技术活。在目标正确的情况下，发
展政治技术无疑是对一个政治家的基本要求。如果说革命更象是一种艺术（莫测因素太
多），那么治国则更需要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当然有可能是象“阴谋”、“阳谋”那样
的帝王之术，但也有可能是制定在法律里面能够保障所有人的政治权益的技术，例如一
整套民主程序。可惜的是，按照列宁已有的思想来看，他不可能在制定民主程序上走得
太远，这一点稍后再讨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掌权[21]后，“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
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
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2]这一时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
，因为阶级斗争还存在，资产阶级还会反扑，但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最终目的，“这个
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3]国家终究是要随着阶级
的消灭而消亡的。“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
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
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当国家终于成为全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
。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
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为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
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那时，国家政
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
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
消亡的。”[24]
    国家消亡的那一天，也就是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自然皆大欢喜。真正的问题在
于，既然“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含有如此崇高和美好的目的，那么就应该问
：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究竟有什么不同？专政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如果斯大林一直活着的话，专政的日子似乎永远没有一个尽头。当一切资本家丧
失了生产资料、当一切“反革命势力”丧失了军事力量，一切专政不过是权力机构为了
维持其权威而找出的借口。
       赞美专政，无疑包藏着危险。列宁自己对这个问题不是没有觉察的，就在大力宣
扬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同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也就是说，如果说旧有的国家机器是官僚
化的、军事化的、不民主的，那么新的国家机器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即使共产主义30年
后就能到来，新国家机器在这30年中也得设计得合情合理才行，否则在这30年中生活的
人民怎么办呢？如果说干脆立即废除国家，让一个社会在30年中处于无政府状态，那也
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要有某种高于社会的权力来维持公平合理的秩序。如何组织这一
来自社会又高于社会的权力实在是一门技艺。这门技艺是为现在的人而不是共产主义的
人而服务的。
  因速度问题，请转入下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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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初版（下同），第167-168页。
[2] 这倒真应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
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166页。
[3] 《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04页，第二个小标题。

[4] 参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12页。
[5] “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
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生产的社会管理不能由现在这种人来进行，因为他们
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
发展自己能力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中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
部门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工业也渐渐不能使用这样的人了。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
划地来经营的工业，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因
此现在已被机器动摇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
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的这种分工，将要完全消失。教育可使
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
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 《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1卷，第223页。
[6]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12页。
[7]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
[8] 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写的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
336页。
[9]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76页。
[10]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页。
[11]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页。
[12] 实际上，恩格斯也不是没有预见到另一种非暴力的过渡方式，
第十六个问题：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
[恩格斯]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清楚
，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预先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
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
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强力的压制，共产主义
者的敌人这样做无异是想尽办法引起革命。因此，如果所有这些最终把被压迫的无产阶
级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会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正象现在
用言语来捍卫它一样。” （《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219页。）也就是说，最好不用暴力，但也不排斥使用暴力。
不管怎么粉饰“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两样东西作为手段，和旧世界一切
血腥的政治手段都没有什么区别。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都得掌
握一个度，离开了这个度，只能残害无辜。事实上，在所谓的阶级斗争中，无数无辜的
党员和群众都曾受到过严重的伤害。
[13]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90页。
[14]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
[15]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87页。
[16] 《局外人的意见》，1917年10月21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342页。
[17] 《马克思主义和起义》，1917年9月26-27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282-283页。

[18] 《局外人的意见》，1917年10月21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344页。
[19]  《给中央委员的信》，1917年11月6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350页。
[20] 《国家与革命》初版跋，1917年11月30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276页。
[21] “共产党人的最近的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
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22]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21页。过渡时期的说法源
于马克思，而不是源于列宁、毛泽东。
[23]  1852年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页。
[24]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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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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