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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邓小平文革岁月--1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0年07月05日12:35:02 星期三), 站内信件
邓小平文革岁月
毛毛
1999年8月22日,是父亲九十五岁诞辰纪念日。
父亲八十岁生日时,我送给他一篇《在江西的日子里》,以为贺礼。
十五年後的今年今天,我写此文以寄托缅怀之思。
十年‘文革’,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场浩劫。其影响之深,涉及之广,破坏之大
,史无前例。凡经历过‘文革’的人,无不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时光流逝,岁月如梭
,回首往事,诸事淡薄,唯有心中的感知,仍旧萦绕於怀,不能磨灭。
父亲是‘文革’十年所涉及的重要人物,写‘文革’,不能不写邓小平。而‘文革
’十年又是父亲人生中跌宕起伏的重要一页,写邓小平,也不能不写‘文革’。写下父
亲的‘文革’经历,既是对他不平凡人生的回顾,也是对那蹉跎岁月的回顾。
我所写的,不能称作父亲的传记,也不是我个人的回忆录。一时茫然,不知归类,
在此权称‘感情流水账’吧。
愿人们随着这感情的流水,回溯往事,在对‘文革’的回顾中,感悟一二。
多事的1966年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
《五一六通知》,以此为标志,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的爆发,并不偶然,它是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
。
建国以後,经过七年多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践,在国际国内诸多因素影响
下,我们党内开始滋长一种集胜利、自信与头脑发热泪存的喜悦与骄傲。对现实和成就
的过高估计,对及早进入共产主义的急切,使得不切实际的想法滋生膨胀,违反经济规
律的冒进措施大行其道。经过几次反复,‘左’的理论逐步升级,最後终於在党内占了
上风。
与此同时,在党内民主日益削弱的基础上,个人崇拜和专断发展,党内生活已不正
常。对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使此时已树立绝对权威的毛
泽东,对不同意见日渐不满和不容,开始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并最终下决心在人事上,
采取非常措施,排除一切阻力和障碍,以确保他认定正确的革命路线畅通无阻,顺利进
行。
1966年的开年,似乎与往年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三九严寒,一样的北风凛冽,冬
日的阳光照耀大地,给万物带来生机和活力。
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後,由於从中央到地方的多方努力,经济形势大大好转,自
然灾害及其他原因带来的巨大困难得到克服。人民沉重的负担已经减轻,紧锁的眉头也
开始舒解。党中央正在放眼未来,开会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虽然还是食有定量,物资
不足,毕竟人们已可以基本吃饱肚子,可以以较为轻松的心情生活和工作。人们以善良
的心,期盼着新的一年里,日子过得更平静,生活过得更有意义,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
更好。
但是,事物的发展,常常超出人们的预料,更常常有悖於人们善良和单纯的愿望。
人们没有注意到,在上一年———也就是1965年年末,发生了几件後来影响深远的
事件。
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姚文元(当时在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
室工作)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批判了撰写戏剧《海瑞罢官》的
历史学家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并借此批判所谓彭德怀(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错误批判)的‘翻案风’。这篇文
章是由江青(毛泽东的妻子)和张春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秘密策划,姚文元
执笔写成的。
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支持下,与张春桥共同策划,
由姚文元捉刀写成上述批判文章。文章报经毛泽东前後三遍审阅,而後批发表。
这篇文章具有极强的政治批判目的,对未来‘文革’运动的爆发产生了重大影响。
该文章的策划出笼,经过了一个长期而又缜密的过程,并且是在对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
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篇批判文章於上海发表後,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因不明就里,并未引起太
大注意。
对於该文,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和保留的态度。父亲作为总书记,对批判吴晗很
不赞同,当彭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兼北京市市长)对他说吴晗心理有负担时,他说:‘马连良(著名京剧演员)演的那个
海瑞的戏我看过,没什么错误嘛。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对别人一知半解
,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你告诉教授,没有什么了
不起,我们照样打牌嘛。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会堵塞言路
。’
父亲照常和吴晗打桥牌,并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
吗?我今年六十一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
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
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父亲不赞成这种批判,想保吴晗,却没料到,事态的发展很
快脱离了正常轨道。中央书记处在了解到姚文元文章的背景後,不得已让北京的报纸进
行了转载。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件不经意的事情,但是,却正是这件事情引起了毛泽东
的不满,并进而演变成为掀起一场政治大风暴的导火线。
山雨欲来风满楼
也是在这一年的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职,
‘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杨家与我们家一向交往甚密,当毛泽东作出处理
杨尚昆的决定时,父亲却认为杨尚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後来在被迫‘检讨’时,
父亲曾说过,他曾长期不认识这是一种‘特务’行为,作为总书记,他对此事处理得‘
既不及时,又不认真’。这个‘检讨’,说明了他对批判杨尚昆的不赞成和不以为然。
杨尚昆从中央降调广东工作,父母亲还专门安排他在北京上学的女儿妞妞在我们家住了
一段时间。
如果说,批判杨尚昆还可以算作一个相对独立的事件的话,那么,在此以後发生的
事情,意义就不同寻常了。
是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军队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怀着不可告人的
目的,诬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有篡军企图。毛泽东听信了林
彪的诬告,在上海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背对背的揭发
和批判。
据我的母亲回忆,那次在上海,会议的气氛非常而又紧张,所有与会者均没有了往
日的和谐与谈笑,会议文件连秘书都不能看。母亲觉得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不敢问
。父亲也是什么都不说,整日沉着脸,少有的严肃。12月10日,中央用专机把罗瑞卿夫
妇接到上海後,毛泽东派周恩来和邓小平找罗瑞卿谈话。那天,父亲叫母亲,说:‘今
天我们去看罗瑞卿。你也去,看看郝治平,劝劝她。’在汽车上,母亲看见父亲和周恩
来都沉着脸不说话,她虽不明就,但心中甚感紧张。到了罗瑞卿被隔离的地方,周恩
来、邓小平与罗瑞聊在楼下谈话,母亲与郝治平上楼。母亲对郝治平只说了一句:‘你
放宽心些。’便控制不住地哽咽起来。後来批邓时,造反派曾抓住此事,说邓小平包庇
罗瑞卿,说卓琳与郝治平抱头痛哭。
父亲说过,他对林彪向无好感,因此,对林彪的恶意诬陷根本就不相信。对於批判
罗瑞卿,父亲是消极和抵触的。後来在‘文革’中‘检讨’此事时,他说:‘对於这个
斗争的严重性质一直没有理解’,坦言‘实际上是在开脱罗瑞卿’。此後军队在北京开
会批判罗瑞卿时,毛泽东指定邓小平等主持会议。父亲的态度仍然消极。他後来说:‘
我是被指定为主持者之一,但我在开始後即到西北三线去考察了,交由彭真一人去主持
,这也表明我对这个斗争是不积极、不热情的。’批判罗瑞卿,是林彪一手造的。父
亲对林彪的这一恶行,反感而厌恶。他同情罗瑞卿,却又无回天之力,到外地视察工作
,是他当时唯一能够?取的回避方式。
批杨批罗,已使党内相当多的高级部感到震惊和不解。但此时,他们还不知道,
一场更大的更具灾难性的批判,已在酝酿和准备了,而且事发之紧之急,让人不容思索
也不容回避。
1966年一开年,一系列事情令人目不暇接地连续发生了。
1月,林彪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大讲‘突出政治’,为觊觎权力做理论准备。
2、江青在林彪支持下,於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3月,该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亲自修改?批发全国,为借用军队力量进行‘文化
大革命’奠定了基础。
3月,罗瑞卿被撤销职务,後被投入监狱。
同月,河北省邢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三十馀万人受灾。
同月,毛泽东多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说如果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
造反,?说,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从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回看,恐怕任何一个人,仅从以上这一简单的时间表,就可以
充分感觉到那已经十分浓烈的火药味道。可是,在当时,绝大多数党内领导部,却都
还没有从中品味出暴雨欲来前那满天狂风的气息。就是有些人对一些事情不甚赞同或心
存疑虑,也绝对想象不出今後事态的发展,竟然会演进到那样一种疯狂、混乱而最终无
法控制的局面。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邓小平,与当时几乎所有党的高级
领导人一样,对於此前发生的一些事情,虽有不同看法,却没有引起更高的警觉,而对
於今後将要面对的局面,更没有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
4月8日,康生打电话叫邓小平即刻回京。其时,邓小平与李富春、薄一波率国务院
各部委领导部正在西北视察工作,一路之上,他们讨论和思索的都是如何发展西北经
济和建设三线这些问题。接到电话,紧急从延安坐专机直飞北京後,邓小平才知道,彭
真出问题了。
毛泽东一怒天地惊
事情的起因,是彭真不同意上海《文汇报》姚文元等人对吴晗进行的政治性批判。
昊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北京市副市长,作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
彭真,当然要查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北京打招呼。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背
着中央,到上海向毛泽东恶意告状,说这是‘查到主席头上了’,从而引发了毛泽东的
怒气,决定批判彭真。
4月9日到12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接连几天开会。
康生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对彭真的批评,说彭主持拟的《关於当前学术讨论
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线,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说陆定一主持的中共
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并指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包庇坏人(指吴晗)。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的怒气远远不止於此。
4月16日至22日,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所谓的‘
反党罪行’进行了批判。
批判罗瑞卿,父亲不能接受。批判彭真,父亲同样不能接受。父亲与彭、罗不但在
工作上相处甚密,私交亦很好。对於批判他们,父亲从内心里到行动上,都是相当抵制
的。但是,这次的批判显然来势更凶,毛泽东的怒气显然已经不可遏制。在当时那种党
内民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像父亲这样党的高级部,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可
能公开提出。
後来,他在回忆时说:‘彭真的问题本来不大。我没有附和,送了半筐桔子给彭真
,表明态度。’
不附和,送桔子,以当时的形势,父亲只能用这种方式表示他的态度。
他说过:‘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以反对。’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
会议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行,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联在一起,批判他
们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会上,林彪骇人听闻地大讲政变问题
,危言耸听地说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会议通过了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
改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提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
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
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物。
《通知》还富有预示性地警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
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
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
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在我
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以振聋发聩的严词厉语向全国宣告,一场旷世的政治大风暴,即
将来临。
在完成以上一系列政治和舆论准备之後,声势浩大的、以政治批判和政治动乱为基
本要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帷幕。
毛泽东不在北京,奉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
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
刘少奇并没有想到,毛泽东所做的一切,以及他的许许多多的不满和怒气,绝对不
仅仅是简单地、就事论事地针对彭、罗、陆、杨四人的。
1958年‘大跃进’失败以後,特别是在60年代对‘左’的冒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调
整以後,毛泽东对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和他的想法不相协调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已开
始不满。当然,对居於首位的刘少奇,怒气就更多。此时的毛泽东,为了维护他的‘无
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了防止在中国产生‘修正主义’和发生‘资本
主义复辟’,作出决定,由竭尽能事表示‘忠於’他的林彪,代替刘少奇作为党的接班
人。这一点,刘少奇没有觉察,邓小平没有觉察,党的高级部们也都没有觉察。
对於将要发生的各种迅雷不及掩耳的事件,对於毛泽东超越常规常理的一系列想法
做法,刘少奇、邓小平和各级部们先是未能觉察,察觉後又不能理解,这种政治上的
‘迟钝’,注定了他们将从一开始的‘跟不上形势’,到必然地犯‘错误’,到更进一
步地被‘革命’的狂流所淹没和击倒。
暴风雨突然袭来
5月25日,也就是批判彭、罗、陆、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前的一天,北京大学哲
学系党支部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的授意和策划下,贴出一张大字报,攻击北大校
党委和北京市委。这就是那张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
此大字报一经贴出,整个北大即刻哗然。二姐邓楠那时在北大上学,看到大字报後
,马上打电话给妈妈询问大字报的事情。妈妈当时就说:‘聂元梓这个人不好,在延安
就表现不好。不过你不要对别人讲啊!’妈妈的态度,是代表爸爸的。显然,对这张突
如其来的‘大字报’,父亲是持反对意见的。
风暴既来,便无人可挡。当日,北京大学内各种意见的大字报已逾千张。北京震动
了,给校领导提意见及各种形式的造反,立即像狂风一样吹遍了北京的学校。6月1日以
後,大字报更是像雪片一样在北京的校园中纷纷飞落,一股强烈的躁动的气氛,像瘟疫
一样不可抗阻地流动着,北京大中学校顿时全面陷入混乱局面。造反行动不断扩大升级
,一些学校出现了批判揪斗校长、老师,甚至体罚打人现象。
5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部署,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
组长,姚文元等任组员的中共文化革命小组———即‘中央文革’宣告成立。此前一直
在暗地策划活动,而日後则要登扮演重要角色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
文元等,正式披?上阵,粉墨登场。
毛泽东一向信奉‘不破不立’基本原则,他的立意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此时的他,身在外地,遥看着北京的这一番大破大乱的局势的发展,当觉甚合其意。而
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面对眼前这突如其来的混乱,则陷入极其
为难的境地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有
关部门开会研究运动问题,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称率工作
组去北京大学。周恩来将会议决定电话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并取得同意。30日,刘少
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联名向毛泽东正式发电报进行请示,毛泽东当夜批示:同意这
样做。
正当中央一线领导忙於部署领导运动事宜时,形势发生了突然变化。6月1日,毛泽
东作出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指示新华社全文播发,在全国各报刊发表,?说‘北京
大学这个反对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
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
、“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这篇社论是由陈伯达主持
连夜起草的,发表前没有报告中央。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
字报。
一天之间,风云突变,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甚感惊愕。此
後几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大量煽动性的社论、报道和文章,形势急转直下,运动
迅速席卷全国。
刘少奇於6月3日紧急召集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应
付局势。在大部分人一致的认同下,会议制定了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
、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连、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
人污蔑人等八条规定;决定派出工作组以控制首都大专院校近於瘫痪的局面;?决定,哪
里出事,哪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快。
邓小平在会上说,中央的八条传达要快,开个十万人大会,一竿子插到底。
会後,北京市委根据会议精神,向一些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由於有人背後支持造
反运动,工作组进校後,不但未能阻止混乱的发展,事态反而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刘
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频繁开会,研究处理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毛泽东不在北京,许多重大政策定不下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於6月9日赴杭
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10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两次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
问题,会议内容涉及‘文革’的方方面面。会上谈到运动可能要进行半年时间,但并未
对当前运动应该怎样进行提出具体意见。关於派工作组问题,毛泽东只是在议论中表示
:派工作组太快了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从杭州回京後,由於周恩来要出国访问,指导运动的责任落在刘少奇、邓小平身上
。从6月4日起,北京市委仿效向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经验,向部分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
派出工作组。
刘少奇和邓小平想通过派工作组进校,达到保持党对运动领导的目的,同时制止混
乱恢复秩序。他们对工作组的工作既支持又关心,还分别直接接见工作组人员了解情况
和指导工作。
邓小平在6月4日接见驻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在谈话中,针对学生批判老师‘资产
阶级学术权威’的问题,邓小平说:‘如果(老师)真有学问,还要团结他们。女附中
数学、物理都不错。好的学校热火朝天,名气大,有一套。如果没有好教师,也就教不
出好学生,要善於分析。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打人没有?打人是没有本
事的,是没理的。斗争要讲道理,事实要核对清楚,要充分讲道理。有些人是真黑帮,
有些不是黑帮。讲错了话都是坏人,那就没有好人了。材料不够,不要轻易开斗争会。
不要搞变相肉刑,戴高帽子也不好。有些搞错了,将来赔礼都赔不完。政治问题要用政
治方法解决。(党的)总支部中总有些好的嘛,校长、副校长总有些好的嘛。把党都搞
垮了怎么行?把团搞垮了怎么行?如果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倒,是胜利了吗?总
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嘛。教师大多数是好的。说老师都坏,我不同意。’
详细抄录这篇讲话,是为了说明两点。一是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思想上和原则上都
不认同‘造反’的理论;二是可以看出,到了这个时候,他对毛泽东发动这场政治运动
的意图依然毫无意会,更不要说在思想和行动上紧跟。作为中央一线领导人,他和刘少
奇一样,於不自觉之间,在运动的问题上,已经落伍,已经跟不上,已经远远脱离毛泽
东的步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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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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