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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ugemouse (爱谁是谁), 信区: Green
标  题: 谈汉奸 (1)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9月09日11:07:53 星期天), 转信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一架专机从重庆珊瑚机场起飞，下午一点抵达昆明。云南军
政首脑龙云率领僚属到机场迎接，彩旗乐队，把冬天的春城烘托得热烈、欢快。舱门打
开了，由空军司令周至柔陪同，一位梳理穿戴得整整齐齐、相貌英俊的中年人出现在人
们的视线中。看到欢迎的场面，他有些意外，又有些感动、不安和苦涩。他尽量显得从
容，招手致意，拾级而下，与几张熟悉的面孔略事寒暄，便登车直驱龙云官邸。
　　当晚，他与主人谈至深夜。
　　出逃的第二号领袖
　　第二天下午，他又带着十几位随行人员，乘坐由龙云向欧亚航空公司包租来的飞机
，直飞法属印度支那的首都河内。傍晚时分，这一行人住进了市区高朗街二十七号，一
栋西洋式公馆内。他们脱下从中国穿出来的一身厚重衣服，换上轻简的夏装。但他们心
中并没有随之松快，反而感觉这片原为中国属土、现在的法国殖民地空气过分闷热和凝
重。窗外薄暮垂临，城市轮廓渐渐模糊不清，似乎也预示着他们前途的莫测。
　　没几天，一条重大新闻令中国和世界为之侧目：
　　“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重庆出逃”。
　　汪精卫，一个神话的名字，忽然成了惊险小说中的人物。接下来的情节，有夜半刺
客，日船北光丸号秘密接应，上海密谋，赴敌国日本首都东京媾和，还都南京成立第二
个国民政府…… 　　就这样，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领袖，孙中山的忠实臂膀及其
事业的首位继承人，脍炙人口的《总理遗嘱》起草者，当年谋刺清摄政王事败被囚、视
死如归的少年英雄，拖着他那支令世人瞠目的人生败笔，一步一步走向耻辱的纪念碑，
成为二十世纪最大的汉奸。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最著名的汉奸。
　　一九四○年，由各党派代表组成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五次会议在重庆发出通电，回
顾中华五千年历史，虽也偶有叛国通敌之事，然尚未出过“视降敌为救国，称亡国为和
平，助敌进攻而有理论，代敌招降而讲主义，颠倒黑白，丧尽廉耻，如汪逆兆铭其人者
。”
　　在朝野一致的愤怒声讨中，汪精卫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几年，终于日本战败投降前
几个月枪疮复发，赴日治疗。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一场美机空袭的第二天，受防空
洞的阴湿迸发肺炎，客死于名古屋。
　　汪精卫的卖国罪，早已盖棺论定。甚至在他出走河内，公开发表呼应日本近卫首相
第三次对华声明的《艳电》时，就注定要被中国人唾弃、痛恨，罪责难逃了。用一句俗
话说，叫做“永远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浙江萧山县海门镇，当地人把汪精卫夫妇
雕刻成两个真人大小的裸体跪像，围以石栏，唾迹斑斑，任人羞辱。这是仿造杭州岳飞
墓前，铁铸秦桧夫妇跪像的故事。日本投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筑
于梅花山中山陵旁的汪墓给炸开，焚尸扬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土地上几经沧桑，许多陈年往事从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
去。当年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日本，摇身一变为最大的投资商，又到中国开发经济
来了。虽然总还有人，对几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对沦为慰安妇的凄惨经历、对细菌部
队残忍的人体实验、对钓鱼台岛的纠纷、对日本政要一次次推卸战争罪责、对供奉在靖
国神社战犯亡灵前的香火，耿耿于怀，时起抗议和争执，但毕竟掀不起太大的波澜，无
法阻止中日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朝着“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方向发展。民族仇恨
可以如此轻易地淡忘，恶邻可以迅速地变为睦友，一切都可以转换、变化，唯有民族的
叛徒绝不能原谅。汪精卫仍然无形地跪在那里，接受世人的无情嘲骂。
　　恨叛徒甚于恨敌人
　　中国人从来都是这样，仇恨自己营垒里的叛徒，远远超过仇恨敌人。也许并不只是
中国人，也许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都是如此。这要具体比较，不能一概而论。但中国
人的这一特点，我们是有深切体会的。三十年代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
，曾下令处决叛徒顾顺章一家八口，老幼皆不放过。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周恩来嗜杀成
性，那就错了。他只是对叛徒执行党的纪律，虽然叛徒的家属并没有义务要服从纪律，
也并没有违反纪律。
　　文革中的刘少奇，是被当做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打倒的，但中共中央文件中，正式罪
名不是走资派，而是“叛徒、内奸、工贼”。这就给他定了死性，罪无可赦了。走资派
顶多是党内矛盾，可以改正，可以悔改，可以东山再起，甚至三落三起。即使是死不悔
改，如邓小平，也仍然可以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叛徒则不然，只有死路一条。内奸、
工贼也差不多。中共党内的整人专家康生，深知这一招的厉害，他不像其它中央文革小
组的书生那样，只会傻傻地以“跟毛”还是“跟刘”来划线，他是发动“抓叛徒”，一
抓一个准。康生的老谋深算也不是天生的，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成熟的，延
安整风时他只是“抓特务”为主，那就差远了。文革后期，江青也学会了此招，要整周
恩来，挑来挑去挑了一顶“投降派”的帽子。为什么单挑这一顶？因为投降派一“投”
过去，结果就是叛徒。经历过无数风浪，以善于在任何情况下沉着应对着称的周恩来终
于沉不住气了，推进手术室前拼力大叫：“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
　　康生一生以抓叛徒为业，自己也有一块“叛徒”的心病，据说一九三○年在上海被
国民党逮捕，旋即放了出来。直到去世前夕，他已经当上党的副主席，宠幸未衰，在昏
迷中犹喃喃有词：“一九二○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三
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四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五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
六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七年，我绝没有……”惊恐之状，不亚于周恩来。及至“
四人帮”倒台，他们最大的罪名也是叛徒：江青、张春桥曾在上海被捕入狱变节，姚文
元是叛徒姚篷子之子，只有年纪最轻的王洪文才实在与叛徒扯不到一起去。当然，还有
那位文革小组长，在林彪事件中首当其冲被抛出来的陈伯达，以及被陈伯达整倒的最后
一位高层人物陶铸，也都被证明当过叛徒。只不过陈伯达整人的时候不是叛徒，挨整的
时候就发现是叛徒了；而陶铸挨整之时发现是叛徒，平反之时又不是叛徒了。
　　投降派=叛徒=最坏的敌人，已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一条公式。
　　“正常的”敌人固然可恨，倒还情有可原，因其立场、观点、利益与自己相左。叛
徒则不然，叛徒照道理应该是咱们这一边的，或原本就是咱们这一边的，却经不起威逼
利诱，熬打不过，竟然屈从敌人的意志，倒戈相向，教“自己人”防不胜防，起到了敌
人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叛徒干的就是从内部攻破的事。
这里至少有两点，说明叛徒比敌人更为可恶。第一，叛徒没有气节，人格上可鄙。如果
敌人是狼，叛徒则是“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第二，叛徒知悉内情，危害性更大。敌
人是明摆着的狼，叛徒则是“披着羊皮的狼”。
　　敌友定理与叛徒定理
　　政治学有一条重要的定理：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条定理，只概
括了“敌”和“友”对于“我”的关系，可称为敌友定理。朋友和敌人，都不是“我”
，即不是“自己人”。对于“自己人”而言，政治学应该有另外一条定理：如果不是永
远的自己人，那就是永远的敌人。这条定理，可称之为叛徒定理。
　　敌友定理从感情上不大好接受，道理上则无法反驳。叛徒定理恰恰相反，感情上是
没有什么问题的，逻辑上却不大说得过去。敌友定理符合现代宽容精神，与灵活、妥协
、理解、纵横捭阖的政治艺术一致。叛徒定理则毫无宽容可言，僵硬、刻板、偏执、狭
隘。可以这样认为，敌友定理是理性定理，叛徒定理是情绪定理。鲁迅说：“倘有同一
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
的。”
　　(不光是政治，在一般人际关系中，这两条定理也是成立的。说到底，人际关系也是
一种政治。有一种说法，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是指女人在人际关系的应对上，常
表现得比男人技高一筹。)
　　问题是，“友”与“我”怎么区别？
　　国共合作，国与共是“友”，共产党内部或国民党内部是“我”。但许多人一开始
就拥有国共双重身份，怎么分得清楚呢？是不好分，所以要清党，你到底是国民党还是
共产党，赶紧拿主意吧。拿定了主意，我才好下手，杀谁和不杀谁。从此以后，国是国
共是共，分得清清楚楚了，再投过来或投过去，哪怕对方又成了朋友，也要拿你当叛徒
。张国焘就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从延安溜出来跑到国民党那边去的，照道理当时应
该是投友而非投敌，但张国焘却被当做叛徒。王明也是一个叛徒，他投了苏联“老大哥
”。老大哥本来一点都不是敌人，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友；但根据敌友定理，它总有一天
会变成敌。你从“我”变成“友”，说明你迟早会变成“敌”，进而说明你最终是永远
的敌人。也就是说，投友几乎等于投敌。总而言之，都叫做投降派。
　　彭德怀上《万言书》，讨论的只是经济问题，后来一吵一吵，就当成野心家了。野
心家其实也没什么，不想当领袖的元帅绝不是好元帅；但另一顶帽子就可怕了：里通外
国。这顶帽子一扣，很多年以后，就连一些西方学者也觉得他活该被打倒。如撰写周恩
来传记的韩素音教授，仍然认为打倒一个里通外国的彭德怀，比打倒一个不懂经济的毛
泽东要好得多。里通外国本来是捕风捉影，就算是通，也是通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
阵营，但这就有张国焘、王明之嫌。彭德怀的罪状虽多，致命的却是这条罪嫌。因为谁
都不会反对：里通外国的领袖是最坏的领袖。
　　另一位帅林彪，不仅“想当领袖”，而且还真当成了副领袖。他的结局是“叛国投
敌”，投苏联。其时苏联已按照敌友定理，从朋友变成了敌人，从最好的朋友变成了最
坏的敌人。为什么最好和最坏？因为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共产党是天下一家的。苏共
与中共的关系，不仅是友党，更是兄弟党。也就是说，是“亦友亦我”的关系。所以苏
联修正主义被称为叛徒，一举取代头号敌人美国帝国主义，成为最坏。林彪深知此一去
，自己一世英名不仅毁于一旦，死后也永无翻身之日。被妻儿叶群、林立果怂恿挟持出
逃之时，内心是极不情愿的，宁可坐等毛来收拾，或者逃到广州去另立中央。他眼噙泪
花说：“我至少还是个民族主义者。” 　
　“民族主义者”，是林彪企图守住的最后底线。他知道无论干过什么，没干过什么，
只要守住这条底线，就还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否则便堕入万劫不覆的深渊。蒋介石被共
产党封为“人民公敌”，到头来其民族气节仍为毛泽东所赞叹。中共与苏共亲如兄弟，
为了坚持民族气节，毛泽东不惜与赫鲁晓夫公开翻脸，不吃肉也要硬顶下去。一位西方
记者问周恩来：你身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哪个比重大？他想了想回答：我首先是一
个民族主义者。
　　最坏的叛徒：汉奸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所有的叛徒中，最糟糕的是民族的叛徒。道理很简单
，没有比“我族”或“我国”更大的“我”了。如果你背叛的是“我党”，至少敌党还
可能拿你当回事；你背叛的是某阶级，比方当了工贼，至少敌对阶级会喜欢你；而你要
是竟敢以本民族为敌，这世界上恐怕没人能原谅你了。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党派、信仰、
阶级，却无法改变自己的民族种属。
　　中国对于本民族的叛徒有一个专用名词：汉奸。汉奸，英文译作“traitor(to Chi
na)”，即“(中国的)卖国贼”。这样翻译有些别扭和累赘，不如原中文词那样简洁。英
文本来只有“卖国贼”一词，至于卖的是哪一国，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要到时候再说。“卖国贼”的定义很清楚，那就是必须犯了叛国罪。“汉奸”一词，看
起来简洁，但是究竟如何定义，却不那么清楚。如《语言大典》这么解释：“投靠侵略
者，充当其走狗，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败类”。这样的解释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有点
只可会意，不可言传的意思。“投靠”、“走狗”、“败类”，都是含义模糊并且带感
情色彩的词。比方怎样才算“投靠”？投降算不算？为人家工作呢？在那边定居呢？娶
了人家的公主呢？再反过来，如果没有发生战争，对方也不是侵略者，你向它出卖国家
民族的利益，就不叫汉奸了吗？ 　汉奸一词在中国十分流行，因其词义的模糊，常常造
成滥用之势。结果到处是汉奸，一不小心就可能当了汉奸— 　　乒乓球运动员何智丽自
嫁到日本，随俗改为日本姓氏再与中国球员交手，因其仍奋力拼搏毫不手软，被中国观
众大骂为汉奸； 同样是从国家队退下来的乒乓球运动员陈静，代表台湾在百年奥运会力
战前队友，差点夺走中国队计划稳拿的女单金牌，也被骂为汉奸；外国公司驻中国的代
理，以前上海滩称做“买办”，只要他们在与中方洽谈生意时一心维护本公司的利益，
就被指为汉奸；外资或合资企业内部发生涉外纠纷，中方高级主管批评、惩罚中国职员
，也叫汉奸；偷越国境，尤其偷越到与中国关系紧张的国家；在海外发表言论，批评中
国，揭露中国的黑暗面，有损国家的“整体形象”；因各种原因要求得到外国的政治庇
护；被敌国军队生俘不喜欢中国，或者喜欢外国超过喜欢中国…… 　　还可以列举许多
。有人会说，他们被骂为汉奸，可能带有戏谑的成分，当不得真。那么好，在这些可能
的戏谑后面，隐藏着一种怎样脆弱的情感和心理？而戏谑过后，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看出
了其中包含的荒诞？
　　关于“汉奸发生学”
　　一九九五年七月号的《读书》杂志，发表了陈建功、王蒙、李辉的一篇三人谈《时
代变化与感觉调整》，提到“汉奸”一词，王蒙认为：“在洋场上我们的一些同胞也有
丢人现眼的，一味地迎合人家，或做出一些很不得体的事情，失格失态。……我们的一
些朋友就大骂‘汉奸’，我相信这种情绪和态度是非常正义的，但‘汉奸’这个词还是
有特定含义的，如果不是处在被侵略占领的情况下，即使我们说这个人有点儿奴颜婢膝
，有点儿丢份儿，有点儿失格，但与‘汉奸’的罪名距离还是很大的。”李辉认为：“
对那些到中国来工作生活的外国朋友我们抱有好感，他们对中国越亲近，我们越感到他
们可爱；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思路对待那些出国谋职谋生或求学的同胞，以致轻
率地斥之为‘汉奸’，要按这种逻辑，那些来华的外国人不就变成‘美奸’，‘英奸’
了吗？”
　　《读书》是中国文化界享有声誉的杂志，以敢于发表有胆有识的文字着称，这三位
作家也都以思想和文笔活跃见长。然而直到接近世纪末的时候，才由他们出面在这样的
刊物上，代表中国的思想界为长期以来蒙受‘汉奸’罪的数十万“出国谋职谋生或求学
同胞”平反。这个玩笑实在开得也太大了。
　　同样是这家杂志，同年的十月号又发表了一篇李零的《汉奸发生学》，专门讨论“
汉奸机制”，即汉奸是怎样被逼无奈而产生的。他举了历史上几个著名汉奸的例子：伍
子胥引吴兵灭楚，申包胥请秦军复楚，越王勾践尝吴王夫差之粪，李陵兵败而降匈奴，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这几个人除了吴三桂，都是历史上的“正面形象”。伍子胥灭楚，
是因为楚王无道，听信谗言，夺媳杀子，株连忠臣伍子胥的父兄，逼得他出逃吴国，引
兵灭楚，掘墓鞭尸。他连夜过昭关的故事，早已改编为名满京城的京剧剧目。申包胥是
伍子胥的好友，为了实现“子能覆楚，我必兴楚”的诺言，竟如秦乞师。人家不答应，
便倚廷而哭，七天不吃不喝，终于哭来了救兵，完成了复国的大业。幸好秦军功成即退
，没问他要土地要劳务费。越王勾践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他屈膝求生、恭谦事敌、丧
权辱国，乃至尝仇人的大便以取媚，如此“卧薪尝胆”其实是恶心丧胆，都成了“笑得
最后”的必要代价与铺垫。伍子胥、申包胥、勾践都是汉以前的人物，严格地讲不能算
“汉奸”，那时还没“汉”呢。拿他们举例，是为了说明“汉奸”发生的原理，即动机
的正义性：讨伐暴君、光复祖国、忍辱复仇。
　　第一个真正的汉奸是李陵，他身为汉朝将军，被俘，投降，娶匈奴公主为妻，终身
不归汉。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崇高的、正义的动机，作为人们往后为他翻案
的借口。他走上这条不归路，是被逼出来的：武帝任人唯亲重用无能、发给的兵马太少
而不得不以步卒五千对抗匈奴主力八万、友军拒不救援坐视其全军覆没、公孙敖谎言其
叛致使李陵全家被诛……所谓“汉奸机制”，李陵一案最为典型。虽然没人说他不是汉
奸，但总觉得情有可原。加之李陵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嫡孙，又有太史公司马迁为
他讲公道话而惨遭腐刑，而且他只老老实实做人家的驸马，并没领兵前来攻汉，因而还
能获得相当大的同情。如作家张承志在散文《杭盖怀李陵》中评说：“当他无家可归，
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据《汉书．匈奴传》，公元前九六年，即汉武帝太始元年，亦即李陵全家被诛不过
两年，匈奴使大将与李陵领兵三万馀骑追击汉军，在浚稽山转战九日。此役以“伤奴甚
众”，匈奴退兵告终。)
　　最后一个吴三桂，是导致清朝入主中原的关键人物。历史学家对他大都是贬，也就
是“反面形象”。同样是当汉奸，动机一点都不崇高：“冲冠一怒为红颜”；脑袋也不
清楚：说好了只是联清平闯，打到后来却变成了投清灭明；操守则更谈不上了：投了一
次就算了，好好地当你的汉奸，还能做成个洪承畴、范文程一类人物，也不失为一种功
名，偏又要再反，叛了再叛。近年有李治亭着《吴三桂大传》，将这个人们印象中“贪
生怕死、寡廉鲜耻的末流汉奸”作全面、公正的分析，发现以前的很多误解。他引清兵
入关，本想当申包胥，不料却当了个伍子胥。不论是什么胥，总之他这汉奸当得也是事
出有因，身不由己，甚至还有些悲壮和负责任，不能简单归为“反面人物”一类。何况
今日之中国，早已是胡汉一家，当年的“汉奸”， 其实是站在“历史的正确选择”一边
，为优秀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取代昏庸无道、腐败无能的汉族统治者贡献力量。拿吴三桂
来说，如果不是他引狼入室，充当侵略军的马前卒，领着中国人打中国人，一个有史以
来最好的朝代怎么可能那样迅速地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这到底是他的功还是他的过？
硬要以“功过”来评定，那他最大的过应该是最后对侵略者的背叛，即反叛清朝，破坏
新秩序下的安定团结，而绝非当汉奸这档子事。
　　《汉奸发生学》当然没说到这些，只是举了这些“好汉奸”的例。这些汉奸既好，
当汉奸又实出无奈，所以我们不能过多地指责他们，要指责也只好去指责迫使他们当汉
奸的“机制”。此文一出，引起反响。上头怪罪下来，追查《读书》“替汉奸开脱”的
责任。发生在三年前的“汉奸发生学”，遂无法再发生下去。
　　李陵有没有投降的权利？
　　中国的历史上，值得讨论的汉奸当然不止这几位，作者单挑了那些好说的说，不好
说的都避开了。让人觉得，汉奸的发生大致有两种，一是出于正义，一是迫于无奈。这
都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从长远的历史观照，甚至是应该肯定的。至于其它的机制
呢，可惜没能说下去。
　　我们再来讨论李陵，不妨就从发生机制着手。假设他不是教匈奴闻风丧胆的名将李
广之后，假设司马迁没有因他受施腐刑，假设汉武帝不搞任人唯亲，假设拨给他的兵马
充足强壮，假设没有小人谗言致使他全家被诛，假设没有这一切“机制”，他只是兵败
被俘，可不可以向匈奴投降？依汉律当然是绝不可以，就是所有的假设都是反的也不可
以。我们讨论的不是汉律而是道义。不允许自己士兵、将军失败后向敌人投降，从人道
主义的角度来说，未免太残忍了。投降无疑是一种耻辱，但如果你尽了最大的力量和勇
气，陷入重围和绝境无法解脱，那就虽辱犹荣。李陵正是这样的情况。
　　战争也是一种“游戏”，有一定的游戏规则。中国古代就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
的惯例。现代战争更有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禁止杀害和虐待俘虏、禁止攻击红十字救护
人员、禁止攻击平民等等国际条约。固然现实中常有违约的暴行发生，如南京大屠杀之
类，但它作为国际间公认的准则是不可动摇的。军人的职责是战斗，而不是白白送死。
在无法取胜和解围的情况下，他有放下武器的权利，他有投降后保持尊严的权利，他有
不被自己的同胞歧视和迫害的权利。美军飞行员遭敌方击落生俘，被迫在电视上供认自
己的罪行、指责自己的政府，一旦释放归乡，他仍然会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欢迎。五十年
代，在朝鲜战争中被俘虏的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经过反复斗争、谈判交涉回到
中国，却受到二十多年的歧视、审查、迫害。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异？这差异到底
是制度使然，还是文化观念的不同造成的？在长期的战争年代，中共一直享有“优待俘
虏”的美誉，包括优待“双手沾满共产党鲜血”的国军将领，优待顽固凶恶的日本士兵
，即使在敌己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江西苏区时代也是如此。能优待俘虏，却不能原谅当
过俘虏的自己人。这大概不能说成是一种严以待己、宽以待人的美德吧？ 　
　一般学者认为，中国的汉民族，基本形成于汉代。秦统一诸夏，融合四方各族，即所
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经两汉约四百年而有汉族。后来又不断融进北方各族的血
缘，才有今日的“大汉族”。汉族的第一个心腹大敌—匈奴，大部分终于融入汉族。以
至于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据平阳建汉称帝，竟以汉朝皇室刘氏子孙自居，口口声声“
昔我太祖高皇帝”、“我世祖光武皇帝”，要为汉家的列祖列宗光复丢掉了数十年的江
山社稷。既然迟早是汉一家，指责当年的李陵为“汉奸”，又有何意义呢？
　　石敬瑭．张邦昌．刘豫
　　五代时的石敬瑭，是另一类汉奸。他向契丹乞兵灭后唐，建后晋称帝。为了达到目
的，许诺事成之后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并以父礼事契丹主耶律德光，也就是当“儿皇
帝”。其部将刘知远劝谏：“称臣足矣，何必称父；赠以金帛可矣，何必割地。”石敬
瑭求兵心切，竟不听从，接受耶律德光册封的中国皇帝，国号晋。史称后晋。十六州既
失，中国北方的门户大开；每年还要向契丹输绢三十万匹，造成国力衰弱。石敬瑭在位
仅六年而死，侄石重贵即位，两国关系终于破裂，耶律德光大举进兵，灭后晋。
　　割地是丧权，称“儿皇帝”是辱国，石敬瑭的汉奸罪主要是这两条，再加上纳贡这
条较轻的罪。身为一国之主，竟认他国元首为父，固然有失体统，但实际上并不如纳贡
这一条直接影响国计民生来得严重。也就是说，辱国是虚的，交钱(货)是实的。中国一
贯重面子不重里子，所以讨论历史往往避实就虚，颠倒轻重，以此为第一奇耻大辱。其
实石敬瑭以前，大唐曾与吐蕃订立过“甥舅之盟”，即唐天子为舅，吐蕃赞普为甥。“
舅甥”比“父子”好听一些，却也有辈分之差。人家吐蕃就不觉得有什么耻辱。既然后
来同为中国人，为什么只能听少数民族称汉族为“舅”、为“伯”，就那样饶不得汉人
尊别的民族一声“父”？何况石敬瑭也不是汉人，是沙陀人。沙陀人本为西突厥的一个
部落，先投吐蕃，后归附唐朝，逐渐汉化。所以称他为“汉奸”，也有些牵强。
　　耶律德光灭晋后，在中国建立大辽，因水土不服，只呆了三个月便北返，行至滦城
突发病死。其侄兀欲被将士拥立于镇州，称天授皇帝，是为辽世宗。他这个帝位来之不
易，首先就遭到其祖母述律太后的坚决反对。当年述律太后宠立次子耶律德光，迫使长
子东丹国王突欲愤投世敌南唐，为唐明宗赐姓李并更名曰慕华。“慕华”，仰慕中华也
，彻头彻尾地当了“契丹奸”。这种人的儿子，怎能承继契丹之大统？他居然深得人心
，一仗而打败其祖母。辽朝虽为外族政权，后来却努力汉化，二百多年后为金所灭时，
辽人几乎已全部成为汉人。辽史也与宋史、金史并列，为中国的正史。如果不考虑动机
，只从历史发展的结果来看，当初石敬瑭割让中国大片土地予契丹(面积、人口皆超过契
丹本土)，使之日益强大的同时，加速并彻底被汉化，最终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未尝不是
一件好事。
　　金朝灭辽，有宋朝的参与。从宋的角度，要恢复“中国”的版图；从金的角度，则
要趁机扩展势力范围，而不满足于只做一个关外藩邦。于是金宋开战，靖康二年四月，
金人攻陷汴京，掳徽钦二帝、后妃、宗室、大臣共三千馀人北返，北宋乃亡。金军走之
前，特地立了一个中国皇帝，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又一个著名汉奸张邦昌。
　　石敬瑭虽是“儿皇帝”，毕竟还建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朝代，为残唐五代之一。张邦
昌接受册封称帝的“楚国”，却只存在了顶多个把月。金人前脚走，康王赵构即在应天
府登基，是为南宋朝廷的“开国之君”宋高宗。张邦昌甩下“楚帝”不当，亲到应天府
谒见高宗，伏地恸哭请死。他本是宋朝的廷臣，并不想当皇帝，接受金人的册封实在是
不得已。高宗赵构问中书侍郎黄潜善如何处置？黄答：“邦昌罪在不贷，然为金人所胁
，今已自归，唯陛下谅而处之。”于是以张邦昌为太保，封同安郡王。
　　但张邦昌终于没有被原谅。不久，高宗起用因阻挠和议贬至江宁的主战派朝臣李纲
，他认为张邦昌身为国家大臣不能临危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更号，宜正典刑。遂将
张邦昌流放至潭州，旋诛死。至于接受金人官职、俨然以“楚国佐命大臣”自居的一班
朝臣，如王时雍、吴开、莫俦等人，也都遭流放。历史学家称张邦昌为“伪帝”，金人
所封官职为“伪官”，所谓“楚国”亦被称为“伪政权”。“伪”字与“汉奸”一词联
系到一起，就是从这里开始。张邦昌的“伪帝”与石敬瑭的“儿皇帝”最大的不同，不
是存在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他是外国侵略军册封的，与自己邀请来帮忙的外国“友军”
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张邦昌“伪”，而石敬瑭不伪。“伪”者，假也。也就是不为咱
们自己承认。
　　张邦昌的节操当然不值得称道，不过倒不是一个为虎作伥、有意出卖国家利益之徒
。仅这一点他就比石敬瑭要好。他如果不出面当“皇帝”，侵略军肯定会另选一人来当
，如后来金兵大举南侵，册立前济南知府刘豫为“齐帝”。这是金人“以华制华”的政
策。当然不是说，“我不当反正别人也会当，那还不如我当”。重要的是看他怎么当。
张邦昌至少做了两件好事。第一，促使金人退兵；第二，将政权主动交还给中国的合法
政府。他手下出任“伪官”的吕好问故意同金人说：“天生南北风习不同，北兵在南不
习水土，且少留兵无济于用，多留兵反而不便。”本来准备留兵实行长期占领、监卫的
金军乃全部撤离。而后，张邦昌又依从吕好问等人的主张，迎接因废居私第幸免于难的
元佑皇后入居延福宫，并遣使往谒康王劝进，最后自己跑到应天府请罪。照我看，黄潜
善的处理意见是对的，有利于人心的归附。李纲“正典刑”的主张则失之苛严，断绝了
所有因迫于情势而暂时委曲求全的人员归路。及至金兵再次南下，建立第二个伪政权，
也就再没有张邦昌的故事发生，而是一心一意奉金朝为正朔，与南宋为敌了。伪帝刘豫
有心报效金人，又打不赢南宋，最后金人嫌他无能，派兵捉住，废为蜀王。这个死心塌
地的汉奸，比迫不得已的汉奸下场还是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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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国虽大  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  忘战必危

我是一只大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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