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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ugemouse (爱谁是谁), 信区: Green
标  题: 谈汉奸(2)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9月09日11:10:59 星期天), 站内信件

议和与“拼死一战”
　　辽是宋的世敌，如果宋能不计前嫌，联辽抗金而不是联金灭辽，北宋也就不会轻易
覆亡。辽再坏，毕竟只是屡犯边关，远不及金之陷京掳帝来得恶劣。金是南宋的世仇，
如果南宋能不计前嫌，联金抗蒙古而不是联蒙古灭金，南宋也不会轻易覆亡。金再坏，
毕竟还允许议和，留给你偏安的辽阔空间与长久时间，远不及蒙古人 赶尽杀绝来得凶残
。两宋在国家生死存亡关键时刻的重大失策，在于不懂得政治学的敌友定理，以狭隘的
民族复仇情绪代替理性判断与抉择，因而一错再错，一亡而再亡。
　　有人会说，与其屈辱偷生，不如拼死一战。所谓“宁为玉碎，不做瓦全”。听起来
慷慨激昂，也符合英雄的做人准则，但套用在国家、民族上，却是毫无道理。国家既亡
，整个民族都沦为亡国奴，岂不是在更为屈辱的环境中偷生？难道你要整个民族都像日
本武士道那样“玉碎”，都拼死，都遭屠杀，致使种族灭绝？只要不是这样，那么国家
的苟安就比打不赢也打要好，保全半壁江山也比彻底沦亡要好。秦桧与金人签订的“绍
兴和议”，虽是不平等条约，却为南宋争取了二十年的和平，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平
心而论，秦桧是一个不错的经济人材，在他的治下，宋朝迅速修复了战争的创伤，再现
北宋时的繁荣景象，奠定了一百五十年的国运基础。
　　汉奸的大批产生，自然是在外国入侵，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第一个高潮是宋代
，第二个高潮是明末，第三个高潮则是日本入侵。中国自从出了个秦桧，以后所有的汉
奸都相形逊色—不是他们的罪行，而是他们作为汉奸的知名度。秦桧简直就成了“汉奸
”的代名词，直到再出了个汪精卫。
　　汪精卫遭到各方的一致痛恨，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领导抗战胜
利，如果不跟汪划清界限，有损党和领袖的形象。汪精卫是蒋介石在党内的最大的竞争
对手，双方曾为夺取孙中山继承人的位置明争暗斗；抗战八年，蒋介石对日秘密和谈一
直断断续续。彻底否定汪精卫，即确定了蒋的合法性及历史上的地位。从共产党方面，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汪精卫是国民党著名左派，共产党的有力支持者，蒋介石发动“清
共”，汪的武汉国民政府一度站在共产党一边，表示要讨伐蒋介石，后来居然宁汉合流
，一致反共。这种感情上的伤害，已足够符合叛徒定理的条件，而不仅仅是敌友定理了
。及至国共第二次合作，全国抗日，汪的南京政府打出的旗号却是“和平、反共、救国
”。旧恨新仇，集于汪氏一身，何况国民党已给 他定性在前，正是一条可以任意鞭笞的
死狗，绝无再为他讲话之理。从一般民意方面，“汉奸说”本是中国特产，无论文化传
统、历史镜鉴、道德观念、民族情绪，都不会认为汪是一个好东西。从国际舆论方面，
汪属于战败的日本侵略者阵营，从未得到过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承认，到日本对美发动
的太平洋战争已呈败相、日首相近卫向汪表示进一步交还中国(沦陷区)主权的时候，汪
居然主动提出向英美宣战，近卫劝都劝不住。因而在即使民族观念较为豁然大度的西方
民主国家眼里，他也不值得稍予同情。 汪精卫当汉奸的动机
　　史学家们对汪精卫的汉奸罪认识较为一致，唯在当汉奸的动机上看法各有不同。一
是对权力的追求，即所谓“领袖欲”；二是贪生怕死，患了“恐日症”和软骨症；三是
与蒋介石达成默契，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中国无论是胜是败都不至于亡国；四是
确信中国打不赢日本，迟和不如早和，反而主动；五是一贯亲日，死心塌地投靠日本；
六是与蒋介石内斗失利，负气出走铸成大错，只好一错到底。
　　这六种动机，最为恶劣的是第五，最不可能的是第二。想当年汪精卫参加革命，谋
刺清摄政王事败被捕入狱，尝作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
头！”其大义凛然，可与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并美于世。说他是贪生怕死
之徒，实在毫无根据，也不令人信服。在沦陷区，民间曾流传过这样的故事：汪赴日和
谈前夕，交卫士一把手枪，“如看到我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即拔枪把我打死！”这个
故事不论是真是假，都说明“怕死”是站不住脚的。他要是坐在大后方跟着大伙儿高喊
抗战，则中国是赢是输，总也轮不到他汪精卫有生命之虞。倒是他选择的那条路，处处
埋伏着杀机、险情，非软骨者敢走。第五条也难以成立。汪精卫固然亲日，但毕竟是中
国人。他的日本情结，与孙中山一样，源自在日本鼓吹革命、组建同盟会的经历。这种
亲日情结，不但汪氏有，蒋介石也有，其它国民党元老也几乎都有。汪氏的亲日，为他
对日议和提供了坚实的背景，却未见得一定要站到日本的立场上，死心塌地与中国为敌
。否则，他完全可以“代表中国”向日本投降，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出卖中国的利益
、主权，而不至于跟日本讨价还价，力争中国的领土完整、要日本无条件撤兵。从最基
本的人性角度来说，仇恨自己民族的人实在反常和罕见。也许汪精卫正好是这种人，但
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
　　至于“负气出走铸成大错”，从他秘密出走河内，到成立南京政府的整个过程来看
，其周密和审慎，绝非起于一时的意气用事。他到河内发出主和的“艳电”，仍不是没
有退路，蒋介石派人送来护照和经费，希望他到欧洲游历，或干脆回重庆再任要职，可
以说是仁至义尽，实在劝不回头才让特务暗杀。就算是出于负气，如果没有深思熟虑作
底，亦即没有其它更深刻的动机，断不至如此。而“领袖欲”，他已贵为国民党副总裁
，其言行举止足以影响中国的政局。他一生几经浮沉，深知政治的无常，尤其战乱中的
领袖难为和难当。就在他离开重庆前不久，和蒋介石最后一起用餐时，他还提出要对南
京、上海的失守负责，国民政府应总辞以谢罪天下。蒋忿极，认为这才是最不负责任的
行为，起身拂袖而去。汪氏与其说是“领袖欲”，还不如说是“表现欲”，即以“我不
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向世人表明他要不顾一切救民于水火。这与他当年谋刺清摄
政王的行为动机是一致的。
　　第三和第四种动机，两相比较，“默契说”太牵强，不合整个事件发生和发展的逻
辑。最能说得过去的是第四种动机，即固信中国抗战难以取胜，不如早和，以争取主动
，免遭更大的损失。当时的情况是，东北早已为关东军所据，成立“满洲国”；蒙古建
立了独立的亲日政权；华北经过“特殊化”自治阶段，亦被日军占领；华东、华中和华
南，除长沙以外的几乎所有大城市皆沦为敌手；中国的海上信道全部被封锁；国军精锐
部队在抗战初始就已经将老本拼光，中国军队无论从装备、素质、供养等方面皆远不及
日军，中国正规士兵对日本兵的战斗力是三敌一；国共两党既合作又矛盾重重，暗伏着
将来决一死战的危局；苏俄及西方自由世界对中日战争持观望态度，英美各国即使参战
，似乎也难以抵挡穷凶极恶的日军攻势，中国是孤立无援地对付日本；中国社会结构涣
散，国库空虚，前清及军阀混战时欠下的大量赔款、债务无力偿还，经济随时可能崩溃
……总而言之，“它很像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与一个羽量级拳师比赛。……这次的战争，
中国不能打，也不应该打。但是，却不能不打，由于被日本逼迫得别无选择。”(黎东方
《细说抗战》)
　　“不能打，也不应该打”，这是历史学家在抗战结束五十年后的客观评论，如果放
在当时，则属于彻头彻尾的“汉奸言论”。汪精卫出走前，虽在公开场合“同党中央保
持一致”，一再表示要抗战到底，私下却对抗战前景极为悲观，也就是“不能打，也不
应该打”。
　　汪精卫是一个爱国者
　　国民党高层有一个被胡适戏称为“低调俱乐部”的沙龙，汪精卫当然是这个“俱乐
部”的灵魂。但“不能打”还不是动机，只是一种认识和判断。毕竟这个“低调俱乐部
”的人并非个个走上了汪的道路(如胡适)，毕竟“不能打”后面还有一个“却不能不打
”。我认为，汪精卫对日议和的动机是很复杂的，不可能简单地归结为哪一类。根据其
人的经历、性格、地位、信仰，及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毋宁取其所言，动机中包含有
救国救民之心。有意思的是，在国民党内，真正的主和派原是蒋介石，而汪精卫是对日
主战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
役，他都主张和日本人打。倒是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三年
出卖华北的塘沽协定，摧残察绥抗日武装，一九三五年华北特殊化的何梅协定，都是其
一手导演的杰作。不料后来倒转过来，蒋介石成了抗战到底的英雄，汪精卫却走上主和
的道路。陈公博回忆，汪始有主和倾向，实为长城古北口之役，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
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
太远了，我们官兵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及至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
后，汪更加认为，中日应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否则一旦开战，只是便宜了苏联。
　　我相信，汪精卫是一个爱国者。至于卖不卖国，怎样卖，那是第二个问题。
　　有人会说，都到那样一个地步了，还侈谈什么爱国？说得好，对敌妥协不言爱国，
败军之将不言勇。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数百上千年以来，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说到
底，动机并不是最重要的，也永远争论不清。再崇高的动机，如结果一团糟，也不能拿
“好心办坏事”开脱其咎。反之亦然。何况所有的推断，都只是推断而已。对于历史人
物的评价，关键要看其所为，究竟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具体到汪精卫
，主要应该讨论第二个问题，即卖不卖国，而不是爱不爱国的问题。
　　汪精卫发动“和平运动”，其负面效应显而易见，几乎所有涉及这一议题的文论都
做过分析，这也正是定其汉奸罪的根据。大致有：签订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成立傀
儡政府及伪国民党中央，分裂抗战阵营，打击了民族士气；为逃兵尤其是降将提供了“
合理”借口；粉饰了日本侵略军的亡华阴谋；积极反共，而共产党当时是抗日不可或缺
的重要力量；协助和维护日军对沦陷区的统治，镇压地下抵抗运动；提供日军侵华的物
资资源；让日本腾出手来，发动太平洋战争，等等。
　　这些指控都没错。所有这些负面效应，都是汪氏“和平运动”必须付出的代价，因
为他是作为“战败一方”与敌议和。抗战的最后胜利，推翻了汪氏付出这些代价的合法
性和合理性，其最大的代价如承认“满洲国”之类都是可以收回的；万一抗战不能取胜
，那么中国至少可以守住已经签约的这条底线。事实上，谁也无法断言中国将取得最后
的胜利。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对当年那场战争的惨胜感到侥幸， 如释重负。在国家生
死存亡的危险时刻，以战为主，以和为辅，和战并用，这是一种明智的抉择。既要有“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义勇，也要有以暂时的妥协保全实力留有退路的灵活。
即连领导抗战到底的蒋介石本人，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日和谈的可能，这不是他的动摇
和软弱。延安的共产党与日军暗中交涉，也不能说是通敌和叛卖。正如历史选择了蒋介
石作为抗战的领袖，能够担当议和重任的人选，遍观当时之中国，也非汪氏莫属了。
　　“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
　　汪精卫在对日议和中，其个人表现的勇气和一定的原则性，连日方都为之敬重。据
胡兰成回忆，当时任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的清水重三，曾参加多次汪精卫与日方
的重要会见，私下叹道：“我在旁看着，这边是战胜国，坐着我们的大臣，大将与司令
官，对方是战败国，坐着汪先生，但是比起来，只见汪先生是大人，我们的大臣大将司
令官都藐小了，惟有近卫公与汪先生坐在一起还相配。汪先生的风度气概，如山河不惊
，当时我嘴里不说，心里实在佩服。”(《今生今世》)
　　日汪和约，当然是不平等条约。中国人对于签订不平等条约者，一概斥之为汉奸，
如秦桧，如李鸿章。汪精卫就更不用说了。苏俄逼使中国允许外蒙独立，时任国民政府
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借故推脱，乃至辞去外长，为的就是不担汉奸罪名。南京失陷时，日
本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份“和约”，汪精卫劝行政院长孔祥熙签字，
孔不敢签：“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了两颗子弹。”
　　汪精卫虽有“胆子”，也不敢贸然签字，他知道这一笔下去非同小可。他不怕“引
刀成一快”，却害怕当卖国贼，留下千古的骂名。一份“和约”，往往复复逐条讨价还
价好几个月才出台，按说是毫无意义的。日本最后投降，这份条约成了废 纸，而汪氏亦
未能逃脱卖国的骂名。但他的几番坚持达成协议，还是尽可能地争得了国家的尊严和利
益，甚至赢得了对方的敬重，及一部分日本官员的同情。而这份和约，至少在沦陷区，
在日本投降前的数年时间内起了作用。
　　汪精卫一方争的是哪几条呢？一，中华民国国号、首都南京、青天白日国旗、 三民
主义国策不变；二，日军必须从中国撤退；三，日军占领区的中国法人以及个人所有的
铁路、工厂、矿山、商店、一般住宅，应迅速归还；四，不承认满洲国。如果这几条完
全得以实现，平心而论，那就不是不平等条约，而是平等条约了。日本政府方面自然不
会同意，提出：一，由于三民主义是排日抗战的根源，应当修正这一理论；二，青天白
日国旗仍为抗战的重庆政府使用，并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为避免混淆，图案应予修改
；三，日军占领的住宅、工厂、商店可以归还，但铁路在战争期间由日方管理，待全面
和平后立即归还。这三条，第三条可以理解；唯第一、二条，连日本专门派做对汪工作
的“梅机关”主要成员犬养健也认为过分，“因为自古以来，无论什么样的战胜国，还
没有连对方国家的建国原理及国旗图案都加以干涉的先例。况且，这又是超越胜败的两
国间的和平运动。”(犬养健《扬子江今天仍在奔流》)
　　这两条虽然过分，却都是虚的，也与前几次日方提出的“和平条件”不一样。这是
因为日方内部对中国问题一直有较大分歧，日本政府迭次换届，其政策波动、摇摆，有
时不免生疏和荒唐，或节外生枝。总之，汪精卫遇到的对手是十分难缠和蛮不讲理的，
远远超过了他预先的估计。但他走到了这一步，已无可回头。经过大半年的苦争，一九
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精卫在上海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主要内容为： 承认
满洲国；确保日本在中央政府的外交、教育、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利和合
作关系；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中下游、厦门、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政治、经
济以及对地下资源的开发利用权利；承认在以上地区的防共和治安的驻兵权；中国对于
日军驻扎地域及其与此有关地域的铁路、航空、通讯、港口、水陆等应适应日本军事上
的需要；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机构中聘请日本军事、财政、经济、技术顾问，确保《纲要
》及其秘密附件中所有条款的执行。
　　此《纲要》简直就是一份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占领宣言，令许多主导此次“和平运动
”的日方和汪方人员大感意外。最早秘密潜往东京，与日本取得和谈联系的国民政府外
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立刻退出汪集团，离开上海回到了重庆，并在香港《大公报》披
露《纲要》的全部内容。与他同时返回重庆的还有陶希圣。汪精卫本人也既忧且惧，草
案签字后流着泪说：“这个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
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为什么“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因为上述地区为日军所占领已成事实，你签不签
约，反正是拿不回来的。用汪氏集团第三号人物周佛海的话来说，“沦陷区是蒋先生把
它丢掉了的，不是我们把它丢了的，我们今与日本交涉，只有收回多少的问题，没有丧
失多少的问题。”(为《中华日报》撰写的社论)这话有漏洞，因为蒋先生虽然把它丢了
，但始终没有同意给人家，还要坚持打回来。但汪氏“和平运动”与蒋介石的政见分歧
就在这里：我认为打不赢，所以才同意把你丢掉的给人家；如果你打得赢，那我同意给
人家的也丢不掉。即如台湾，是清朝把它丢掉了的，抗战胜利，不是仍然要回来了吗？

　　当然，汪精卫的观点与周佛海还不一样，他认为“凡中华民国的事，即无论是蒋先
生作的或谁沦陷的，我们皆应负责。”他甚至表示：“我们做和平运动是为使抗战有终
之美，不是为与抗战敌对。”(胡兰成《今生今世》)
　　事实上，东北不是打不打得赢，而是根本就没让打给丢掉的。满洲国的成立，中国
也没向日本宣战，差不多是默认了。西方各国，直到今天出版的二次大战世界地图集，
仍将满洲国划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一个国家。汪精卫只是无可奈何承认既成事实。就在
此密约签署前四个月，汪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统计出缺席代表
人数名单上，赫然印着“东三省代表”的字样。汪政府成立后，汪曾到“满洲国”访问
，在盛大的欢迎会上，他满含热泪地说：“我们以前是同胞，现在是同胞，将来还是同
胞！”一言既出，令在座的日军司令官为之瞠目。
　　承认满洲国，同意以日占区的物资资敌，是汪政权的底线。也就是说，他的卖国，
他的坏，基本上到此为止。
　　密约的披露，产生了间接效应。原持观望态度的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开始支持
中国抗战，包括贷款、向远东地区增兵，中国孤立无援的局面终于打破。因为它们看到
了，坐视日本侵略中国的可怕后果：西方国家在华利益亦将受到威胁。
　　汪政权对中国有无好处？
　　付出了如此代价的汪精卫政权，究竟对中国有没有好处呢？我以为，这是评说其功
罪的关键所在。
　　汪政权的建立，使中国的沦陷区有了一个“合法的”中国政府。这个“合法”，是
对日本而言，并为日本所承认的。至于它为不为全中国人民所承认，为不为国际间所承
认，那倒没关系，不承认反而更好。事实上，除了日本、伪满洲国，先后承认汪政权并
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及政府还有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丹麦、西班牙、克
罗地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及法国维希政府。由汪精卫的“伪政权”取代梁鸿志的“
维新政府”，及名义上统括华北的伪政府，代表中国的沦陷区向日方进行交涉，可以最
大限度地赢得对方的尊重，及中方的权益。有人会说，充当人家的走狗，人家还有什么
尊重可言？话不能这么讲，就算是走狗也有其尊严和权利。至少，你得尊重它的生存权
，尊重与它的合作关系，尊重它对你的态度，尊重你自己对它的承诺，一定程度地尊重
国际间公认的外交准则。就沦陷区的人民而言，也必须接受日本占领的事实。敌人来了
，你可以跟他打，打不动的可以去逃难。而绝大多数的人是逃不走的，没法逃也不知往
哪里逃。他们注定要留下来，在侵略者的统治下生活，他们注定要当“良民”。有幸生
活在大后方的人，有幸逃出来的人，也许可以理直气壮，可以同仇敌忾，誓死与祖国山
河共存亡；今天的人们，也可以高喊“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但如果你不幸生活在当
年，又不幸身陷敌人的铁蹄之下，沦为亡国奴，你是不会轻易去死的。即使不是你自己
，而是你的亲人，你的好友，你会希望他们以血肉之躯去拼死反抗，作无谓的牺牲吗？
如果是我，我希望他们都千万别死，好好活着，至少也得“赖活着”，活到抗战胜利的
那一天。
　　既然如此，沦陷区最好有一个中国人的政府，而非直接由日本人来统治。你可以说
，有时候中国人比日本人还坏，也就是走狗有时比主子还坏。但这情况毕竟不多，如果
这是一种通常现象，那咱们还要抗日干什么呢？让日本人占领整个中国岂不是更好？中
国人对中国人，有时比日本人对中国人还坏；但日本人对中国人，永远不能像中国人对
中国人那样好。这道理我想应该很好懂。
　　日本侵占香港三年又八个月，没有建立一个由英国人或是中国人组成的傀儡政府，
而是以日中将矶谷廉介为香港总督，直接进行统治。香港居民的日子，就比汪政权领辖
的沦陷地区及“满洲国”更为艰难。一年之内五十万居民被遣送内地，发行军票以完全
取代港币，实行搜刮和大批征用民工，导致经济崩溃、长期饥饿，民生苦不堪言。直至
七十年代，香港人对日本人的憎恨，仍能使偶尔被认出来的日本游客自况为过街老鼠，
随时准备拔腿而逃。
　　汪政府成立后再无大屠杀
　　比较之下，被日本侵占时间超过香港两倍的上海，情况却反要好得多。除了军 事占
领、政治控制、异族统治的屈辱感之外，基本上维持了社会和经济秩序，生产活动如常
，市场活跃，“戏院依然高堂满座，酒楼门庭若市，笙歌处处，虽似商女晚唱，毕竟无
门前冻骨，这便是张爱玲小说的社会背景，虽无爱国主义洋溢其间，但楼台春梦，也是
另一种真实，真实到在一定期间遭到排斥，但在更长时间内却深深感染人心，受到喜爱
。”(徐宗懋《日本情结—从蒋介石到李登辉》)
　　在完全由日本人统治的香港，是绝无产生像张爱玲这样出色作家的环境的。如果说
张爱玲曾嫁给汉奸胡兰成，自己也有汉奸之嫌，因此其小说可能“粉饰太平”的话(我以
为现在持这种偏颇观念的人已不多了)，那么与汉奸全不搭界的作家钱锺书笔下的《围城
》，描写沦陷后上海市民的生活画面，大抵也都是“正常”的。更先沦陷的东北，在另
一些作家的笔下，也有不少“承平时代”的景象。台湾辅仁大学教授梅济民回忆学生生
活的小说《哈尔滨之雾》，主人公成天沉迷在学校之间的游泳、划船、和球赛中，还有
与日本高校女生情感游戏。我接触的许多在“满洲国”生活过的人，至今私下还说：“
日本人不坏，他们到村子里来，还给小孩吃糖。”日本人还不坏，谁坏呢？“苏联人坏
！苏联红军来了，烧杀抢奸无恶不作！”
　　苏联红军绝不可能比日本鬼子还坏。它是“解放者”，而日本人是侵略者。但我相
信在一定的情况下，二者的坏和“不坏”会发生逆转。“解放者”和侵略者都是外国人
，都对中国领土怀有野心。历史证明，它们都不是好东西。日本人“不坏”，是因为有
一个中国人的政府在起著作用；苏联红军坏，是因为没有一个中国人的政府管着，哪怕
它是一个傀儡政府。在战争后期，大部分中国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甚至超过日本本土许
多。日本由于穷兵黩武，缺乏资源，生产能力及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加之遭到盟军
的海上封锁和空中攻击，其危机感日盛一日。反而是沦陷区的生活值得他们羡慕。当然
，满、蒙、华北及华东、华南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也不能一概而论。但由中国人出面
组织“伪政府”，比没有这样的政府更符合中国人的最大利益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就汪精卫而言，他的政府成立后，日军再没有发生过类似南京大屠杀的公然暴行。
这个历史事实，谁也无可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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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国虽大  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  忘战必危

我是一只大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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