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en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ersy (Green Mouse), 信区: Green
标  题: 何新——影响重大而最具争议的学者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05月19日18:22:09 星期天), 站内信件

【 以下文字转载自 HITComment 讨论区 】
【 原文由 kavans 所发表 】

  一、影响重大而最具争议的学者
记者：您好。您是著名人物。但近几年很少在媒体上看到关于您的消息。
何新：有一些年我曾经是西方媒体的追逐对象。(微笑)但近几年来我有意回避媒体。与
媒体周旋太累了。
记者：我们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何新：谢谢！
1、家庭与家世
记者：首先，可以先探问一下您的家庭情况吗?
何新：可以。
记者：您父亲是高干吗?
何新：不是。我父亲1995年已故世。他生前是一位中级知识分子干部，文革前级别是行
政14级，不算高干。
记者：您是北京人吗?
何新：不，我出生在浙江温州苍南的一个小镇(钱库)。五岁才被大人接到北京。
记者：您父母那时在北京？
何新：是的，我父亲当时是光明日报记者。
记者：您祖上是务农的?
何新：不是。我祖上薄有田产，是当地的士绅(地主)。我的祖父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
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但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乡，因此他没有参加第三次国内
战争。
记者：您的父亲何时参加革命?
何新：他在大学(前中央大学)中参加了左翼学生运动，1948年在华北加入共产党组织的
新闻训练班，负责人是胡乔木。
2、专职全国政协委员
记者：您现在的职务是什么?
何新：我的职务是专职的全国政协委员，到本届已连任第三届了(第7、第8、第9届)。除
政协委员之外，我没有其他公务。所以我不是公务员。
记者：您的工资是政协发吗?
何新：是的。
记者：那么您是什么级别呢?对不起，如果可以问的话。
何新：我的工资及供给关系都在全国政协，级别相当于正研究员或者正教授。此外，国
家给予专职的政协委员一些特殊照顾。
记者：是体现在工资上吗？
何新：例如用车、医疗、住房、休养等等。
有一件事令我一直很感动。1992年我患脑病，当时主持政协工作的王任重副主席知道后
，指示政协向卫生部联系为我办理高干看病使用的"蓝卡"。卫生部回复不行。因为根据
有关文件，对享受这种蓝卡的干部在年龄和资历上有限制，我不够条件。王任重先生当
时已患大面积心肌梗塞而住进北京医院。他在病榻上口授一信签发给当时主管中央办公
厅的杨德中同志。（1992年3月17日《人民日报》新华社稿"最后的时刻"一文曾报道此事
：在王任重同志病重的最后几天，他仍关注"有位政协委员在医疗上遇到困难，他一再叮
嘱：这个委员是个人才，在医疗上要给予照顾。"王任重的原信全文如下：
"杨德中同志：何新同志是全国政协委员，是有才干的人，因身体不好，请给保健局说一
下，给予特殊照顾。王任重（1992，3，10）"此信收录于《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
社，1999版第424页。）
几天后，他就去世了。后来经杨德中同志特批，卫生部保健局给我办理了这张蓝卡。
医疗蓝卡是一种特权。这些年里我虽然享有，但几乎没有使用过。但是此事仍然令我深
受感动。
3、我追求精神的自由
记者：您这种地位在知识分子中似乎是很特殊的。这是一种特殊安排吗？
何新：这应该算是一种特殊安排。国家还为专职的政协委员提供了一些生活待遇和照顾
，但近年来我基本上都主动放弃了。
例如，国家为专职委员每年提供一个月的公费避暑休养（可以选择北戴河或其他风景名
胜地），我自1996年后，没有去过。国家为我提供公务用车。但我开的是自己的车，汽
油费也是自己出。我每年有公费视察的机会，可以申请公费出差、开会、调研，所有这
些待遇，都是有正式文件的。但所有的这些，我都放弃。
记者：您为什么要放弃呢？
何新：我这个人不仅追求精神的自由，而且也追求物质的自由。古代有一种游士寄人篱
下，为"出无车食无鱼"而弹铗悲歌，作摇尾乞怜状。我认为这是士之奇耻。我欣赏历史
上那些功业成就即远离权力中心，弃富贵如敝屣而浪迹江湖的隐者。这是真正洞彻达观
的大智。
得志则行其道而兼济天下，不得志则志于学而独善其身，这就是我的抱负和理想。
既然已经是市场经济的时代，既然这个时代存在很多机会，那么我还是宁愿自食其力，
依靠自身的智能和才艺去养活自己。
记者：您写了那么多书。您令人不可思议。请问全国政协有多少专职的委员?
何新：在两千多位全国委员中，好像只有二、三十人是专职的。其中主要是离退休老人
，像李雪峰、王光美。还有一些较特殊的知名社会人士，如过去的溥仪、梁漱溟。十年
前我担任专职委员时，才40出头，是当时唯一比较年轻的专职委员。
记者：政协为什么对您作这样一种特殊安排呢?
何新：这是中央领导根据我个人的某些特殊情况，而作出的一种工作安排。
记者：冒昧问一句，港台一些报刊上有文章说您是江泽民、李鹏的顾问。您的工作是否
他们安排的?
何新：1990年我准备离开中国社科院时，关于我的工作当时曾受到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关
心。当时小平、陈云、先念、江总书记、李鹏总理、丁关根同志都以不同的方式对我表
示过关心。对此，我是很感念的。
确切说，我后来在政协的工作是1990年经国家副主席王震提议，由全国政协李先念主席
和王任重副主席斟酌我的特殊情况而特殊作出安排的。后来第8届、第9届全国政协领导
虽然换届，但对这种安排并没有作改变。
记者：您所说的关于您的特殊情况是什么?
何新：(笑)那就是我比较自由放任的性格与作风。我是一个狂狷之士。由于我过去写过
很多政论性的文字和政策建议，有人认为我会以此作为仕进之阶。
应该说，确实有过这样的机会，而且不止一、二次。但是我有自知之明，我都避开了。
我了解自己的天性不适合从事政治活动。
4、狷者有所不为
记者：这的确有些矛盾。你写了那么多有关政治经济的论文和政策建议，但你又说你无
意于政治……
何新：我关心政治。政治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我认为政治是一个男子汉值得从
事的伟大使命和事业。但是，这不意味着每个人都适于从事，我这个人就很不适合。
但是，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被文革抛入政治激流的。当时人人都不得不关心政治。在文革
时代我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方向。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号召青年人去承担一种对
国家、对民族前途命运负责任的使命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因此，每当国家面临大的政治方向性选择的时候，就想站出来讲话。不是为了个人仕途
的求进，不是为了谋取什么一官半职，而是作为一个"匹夫"的这种"天下"感、责任感和
使命感使然。
记者：您说您有过从仕的机会，请谈谈是什么样的机会？
何新：我讲其中两次给你听。1989年初，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受上面委托，
找我长谈一下午。那次交谈的范围很广，从历史文化到当前政治。
在此之前，我有一个好朋友，当时担任中国社科院的副秘书长，他曾向我打过招呼。这
位朋友告诉我，他曾列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会上听到一些领导谈论我。
他还关照我，近日可能有院领导受上面委托找我谈话，实际是对我作考察。他建议我出
言谨慎，只要谨慎就可能得到重用。但我告诉他，我这个人在重大问题上不善于掩饰自
己的观点。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我的个性不适合于从政。
当李慎之与我谈话时，他果然试探性地谈到一种假设：如果邀请你参与某种与政治有关
的工作，你怎样考虑？我明确地对李说，我不适于从事政治性的工作。我难以接受一些
政治纪律的约束。因此，我宁愿作一个自由思考的学者，以学术来为国家服务。
1991年春，国务委员马洪同志受李鹏总理委托，找我谈话，准备安排我调入国务院经济
发展中心。我说，我不愿坐班（每天上班），不能开会，等等。他说这不行。我说那么
最好还是不去。此前此后还有一些别的重大的机会，我也都一一放弃了。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以不同身份出过多次国，遨游走访过不少国家，包括日本、美国
和欧洲。我也遇到过一些可以留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机会。但是，我都拒绝了。
孔夫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梁漱溟说："狂
者，志气宏大。狷者、狷介。"（《梁漱溟问答录》第46页。）狷介即耿介，即刚劲，即
强健。君子志气宏大，劲节刚健。我这个人有很狂的一面，但也有有所不为的一面。
5、为国家的长治久安
记者：那么，政协对您作出目前这样一种安排，您认为对您合适吗？
何新：非常合适。我不需要上班。不需要开会。
我能够集中精力做政治经济文化及国际问题的思考和调研。并且有一种比较通畅的渠道
把我认为最重要的研究结果直接上报到最高层。
记者：您准备干一辈子吗?
何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目前我已经连任了三届。我现在的工作是中央安排的。我以
后也会听从中央的决定。
如果下一届我退休，我会很愉快地缩进我的书斋，但是继续会作我有兴趣从事的研究。

记者：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代中，您认为是否胜任了你自己的职责呢?
何新：自从1990年以来，我每年至少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呈2-3篇有关国内外形势及问题的
研究报告，提出我个人的分析和政策建议。
回顾起来，这些年来，我为国家致力的工作主要是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政治社会大局的稳定，为对抗来自西方的颠覆性意识形态，为国家提供积极的
意识形态支持。例如，面对西方的人权攻势，我在1991年提出人权内容不仅仅是个人政
治权利，还有社会成员整体的生存权、温饱权。
第二、在近年复杂背景的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将我所看到的危险倾向和失误，及时提
出警报，为国家献计献策，提示某些具体且可操作的对策与建议。
第三、面对近年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动摇，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寻求支持国家大局
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新的建设性的理论基础。
并没有人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我是自觉地、也是自主地做这一切的。
记者：您工作忙吗?
何新：忙，也不忙。我不用上班。对我的工作没有硬性的规定、约束或工作要求。我的
工作方式是相当自由和自主的。我日常活动主要是在家读书看材料，有时到外面走走。

但是，"书有不可胜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想读的书，想读取的信息太多，每天还是
觉得时日匆匆。
记者：您研究问题的范围是什么呢?有硬任务吗?
何新：我的时间安排很自由，非常自由。我的研究面很宽，从古代文化到当代经济、政
治。没有人给我限定任何硬课题或任务。
据说这也是一位老同志的提议。他认为，对我这种人，"不要约束，不要管他。让他自由
思考。"
记者：但您对自己是否有自律、自我约束呢？
何新：当然。我的自律原则就是国家利益。
6、坚守一种价值
记者：海外一些报刊及媒体认为你是"御用学者"。
何新：(笑)御用，对。因为我领的是国家的俸禄嘛。受国之托，则勤国之事。应该说，
能为国家服务效力是我个人的无尚荣幸。
这里涉及到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学者的责任的理解。
有人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似乎首先是某种抽象道义的责任，似乎只应该为某种抽象的
价值（如"民主、自由"）而工作，而奋斗。似乎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这是一种假清高。

问题在于，在现实中，一切道义和价值并非纯粹抽象的，而总是具体的。我认为国家利
益，社会公众（最大多数的民众）的利益，才是最重大的利益、最重大的价值。
忠实于这种利益，这种价值--这就是忠诚，对国家的忠诚。这意味着自觉地、自为地承
担一种道义的责任。这种承担、这种承诺并不一定是总有回报的。得到回报是幸运的。
得不到回报也无足抱怨。关于这一点，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已经为我们作出榜样。试问
屈原要什么回报？文天祥要什么回报？岳飞要什么回报？司马迁要什么回报？闻一多要
什么回报？有人说这是愚忠。忠就是要愚，忠就是誓守一种价值。不仅是衣带渐宽终不
悔，而且必要时甚至要求个人甘愿为之付出一切以至生命。
回顾我的过去，我认为我是极其幸运的。在我的智慧和学识最成熟的时期，在80年代末
、90年代初那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有幸际遇邓小平、陈云、王震这一代杰出
的政治家，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竭忠进言而竟不被见弃，从而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国家
、民族效力。
我目睹国家大局如何摆脱了一个至为艰难危险的时期，有幸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并
曾在一定的意义和范围内参与了这一段历史。
这种历史契机，在人的一生中只要遭遇一次就是莫大的幸运。
在那些对我的指责中隐涵着一种贬责，似乎认为我是一个逢迎当局的谄媚者。在这十几
年中，我曾经反复自省，也曾经回头重读我自1988年以来所写过的那些政论、政疏（所
谓"密折"）和政策建议。我的结论是问心无愧。无愧于这个国家，无愧于生我育我的这
个民族，也无愧于我自身的良知和良心。
事实上，我常常是反潮流，反主流的。一直以来，我对一些现实问题和政策尖锐的剖析
和坦率的批评使很多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都会感到震惊甚或害怕。
王安石讲过"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畏，祖宗成法不足畏"（大意）。我也有
三不畏：学术上的权威不畏。政治上的威权不畏。社会上的人言汹汹不畏。惟真理是从
，惟国家与民族之最高利益是从。
好在我的这些东西大部分已结集出版，已经存留在历史中了。就让后人去评说吧！（参
看《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
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为中国声辩》，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致中南海
密札》，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新战略论》（政治/经济/国际战略），四川人民出
版社，1999。）
7、忧患意识
记者：您说您常反潮流，您可以举几个事例吗?
何新：1988年赵紫阳主政准备"闯关"提出"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时，我曾上书中央
批评他倡导的经济政治方案可能将国家引向混乱以至动乱。
1990年当政府工作报告中认为国内经济主要问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我向李鹏总
理进言中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原因是由于"生产过剩"，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为此我曾
被李鹏总理约见而面陈我的观点）。
当主流观点认为冷战后世界已进入"多极化"以及"和平与发展"局面时，我向中央进言认
为真实的国际政治图象现实是美国正在谋求一极化的超强霸主地位，试图以美国一极主
宰世界，因此未来的世界局面不会很太平，等等。
我的许多不同意见是直接陈报到最高当局，包括邓小平、陈云、王震、赵紫阳那里，也
包括第三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那里。多年以来，我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充满忧患意
识。我绝不是那种歌功颂德的人。
我现在所持的许多观点，我下面将向你们表述的许多观点，仍然是非主流而且违背多数
的。但是我不会轻易放弃，除非未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我确实错了。如果是那样，那我情
愿"披发入山、埋琴焚书、永不复言"。（笑）
8、关于"保守"
记者：知识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你的观点是保守的。认为你是"新保守主义"的代表（美
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评论）（美国《基督教科学
箴言报》记者史艳华（Ann Scott Tyson）对何新的采访，收入《东方的复兴》。）安排
你的几位老一代领导人，通常也被认为是保守派。你是否知道这些说法？
何新：我知道。当今存在两种力量，两种舆论，两股趋势。一种是力促天下乱，这股力
量来头不小。外部有国际根源，内部则利用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矛盾、困难、问题，以
及部分民众的不满情绪。在这些问题中，包括国家政策的某些重大失误。
当前社会最尖锐的是四个问题：一是大批国有企业破产及数千万人的下岗。二是政治腐
败。三是农村中存在大量的无业、无机会的人口。四是尖锐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
当今社会不稳定的根源，社会矛盾的根源，无非是由于这四大问题。不错，若这四大病
症一齐发作，是足以导致社会动乱的。
我个人对此常常深感痛苦。为什么呢？十几年来，在我写给高层的信中，在我的书中，
曾不断地大声疾呼，呼吁人们警惕。我曾不断呼吁和告诫。我希望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
避免这四大问题的发生，至少不会如此严重地发生。但是，回天无力。这些情况还是发
生了。它们是否不可避免的？当然不是。政策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不可选择，就不会有
美政之誉和失政之讥了。
今天面对这四大问题，还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变乱，就是一些内外势力所鼓吹和期待
的，以"加速改革"的名义而推翻这个制度，粉碎这个国家。所谓"经改"不成转而"政改"
。
但是如果"政改"不成而失败呢？一些人鼓吹模仿美式"民主"以改造中国。
但如果竟是画虎不成反成犬，没有改成美国的模样，倒改成菲律宾、印尼、南美那些国
家的"民主"模样呢？
在外夷的扶持下产生新的儿皇帝（"总统"？），在乱中会有人得利。也会有人向火中取
栗。那些今日流窜于外的"民运"、"法轮同修"即可以趁乱夺取政治经济资源，成为统治
者。但是老百姓会如何，国家会如何？难道不是四分五裂、如水益深、如火益热？！
霍布斯说，在一切政体中，最坏的政体并不是专制而是无政府状态。（《利维坦》）今
日一些人鼓吹的所谓"民主自由"，实质就是无政府状态。其结局，是不言而喻的。
9、"民主"的真谛何在？
记者：霍布斯是什么人？
何新：此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太重要了。他是现代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理论奠基人。
今日士人喜侈谈民主，心目中所谓民主，无非是美国总统选举"一人一票"的伪形式民主
。还有的人所主张的民主，实际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之乱局，有利于小盗窃利，大盗
窃国也。
民主的真正妙谛，绝非某些人所幻想的那种"无限自由"。卢梭说："究竟是什么不可思议
的艺术，使人类找到一种法，通过强迫人们服从，从而使他们获得自由？"--这是民主。

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构建之前，有霍布斯、洛克、哈利法克斯、休谟、卢梭、孟德
斯鸠等大师，以自然法、社会契约、国家主权、公民责任、三权分立等为论题，做过百
年以上的政治哲学的理论探讨，又在社会改革中对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反复修正和调整，
直到19-20世纪，才形成比较完善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
而中国那些所谓"民主派"和"新自由主义"，除了西方理论的皮相学舌，有谁对民主问题
真正作过研究和深思？西方势力利用中国士人的这种无知，极力鼓动无政府状态，目的
是欲削弱中国的力量，达到分化治之从而遏制中华的战略目标。像英国这样的女皇国家
也有资格向中国人灌输民主政体。他们向中国人灌输伪自由主义、伪民主主义，真正的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中国乱，要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要中国土崩瓦解。

--
※ 来源:·哈工大紫丁香 bbs.hit.edu.cn·[FROM: 61.164.227.198]
--
※ 转载:．哈工大紫丁香 bbs.hit.edu.cn．[FROM: sparkle.hit.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