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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Brainwashing (北冥有鱼), 信区: Green
标 题: 何新谈话(三)：我曾试图阻遏私有化和下岗运动
发信站: BBS 哈工大紫丁香站 (Sat Jun 18 20:11:12 2005)
何新第三次谈话：我曾试图阻遏私有化和下岗运动
问：在国务院更换新的经济领导人以后，您还提过建议吗？
何：新的领导人在主持经济工作之初，对原来的一些经济政策仍然是坚持的。
但是，我注意到新领导关于经济问题的某些“新思路”，从政企分开到产权改革，主张砸
“三铁”、消灭养“懒汉”机制。特别是提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后来承诺在三年
内解决国企问题等。某些新政策的背后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思路。对这些问题，我都有不
同意见。
后来的所谓“新政”，其主要大端有四项。一是实现“产权革命”，使多数国企私有化了
。二是改革了原来由中央统管的财政税收体制，建立了分灶吃饭的“分税制”。三是实现
了入关即加入“WTO”。四是改革全民教育和全民医疗卫生系统，将其市场化了。还有一项
，就是原准备全面改革金融、会计及汇率制度，使其与“国际全面接轨”。但1997年爆发
了亚洲金融危机，后来未能改下去。
对于国企产权私有化问题，我注意到领导人多次公开讲过反对。但正是在这时，有经济学
家提出了要搞所谓“现代企业制度”，于是各地开始大搞所谓“法人治理”，“让管理者
变成业主”，从而发起了使国有产权大规模私有化的运动。然而，新领导对此并没有进行
有力的干预。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同时，新政之初即发起了鼓吹积极推动“入关”（“WTO”），为此要寻求在一切方面与国
际接轨。我预感到，中国经济将会经受一番大折腾。
1992年邓大人在首钢的讲话中称赞新领导“懂经济”，香港有报章称颂新领导是“经济沙
皇”。我当时曾写了一封信送给邓大人，我说我认为新领导未必真懂经济。（香港有报刊
报道过此事。）
问：您居然敢给邓大人写这样的信。
何：1994年2月台湾《中国时报》知名撰稿人何频先生打电话提出想采访我，我要他将采访
提纲传真过来。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有一个是：“最近中美财长会谈，中国已
同意金融与国际并轨。国内金融市场将走向开放，人民币将走向自由汇兑。”他问：“您
如何评论此事。”
我回答说：这表明，美国赢了。我讲我担心，如果这样走下去，国家会失去主导金融的自
主权，那么本世纪末中国金融将会走向崩溃。（参看《何新经济政治论文集》，第10页。
）
［采访问答原文如下：
“何频：对目前中国金融改革的走向，您有何看法？
何新：我持保留意见。可以说目前我国金融体制正承受着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荡
。如果仍然盲目听从美国来的专家建议及理论学说，采取美国式的私有银行体制，我国国
家控制下的国有制金融体系最终势将走向解体。
何频：如果中国金融真像您讲的那样发生崩溃，后果将是怎样的？
何新：一旦人民币信用由于恶性膨胀而崩溃（就像目前俄罗斯卢布那样），那么为了支持
人民币信用，可能国家就不得不更加依赖内外债务和谋求得到国际金融资本介入。最终在
“对外开放金融”的幌子下，外国金融资本将长驱直入，迅速冲击和占有我国原有的金融
市场。那么我国经济改革全局，最终可能将以人民币信用崩溃为标志，而于本世纪末陷入
难以收拾的总体危机。
何频：那么您对中美财长最近发表的《中美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第8次联合声明》如何看？
这份声明很明显表示，美国将大举插手中国的金融领域。
何新：我知道，这件事，美国赢了。”］
在这次谈话中，我还尖锐批评了私有化的问题。我在当时讲这种话，当然是有所指的。
［原文：“何频：你批评的所谓休克疗法的实质是什么？
何新：就是以不计后果的激进货币主义政策，以大规模私有化形式推进向自由市场体制的
改革。从俄罗斯及东欧的覆辙看，实施休克疗法的必然后果有三个：
一、少数人利用国产私有化进程，趁机掠取社会财富达到暴富。而多数人在这一进程中贫
困，社会急剧两极分化。
二、以紧缩性货币政策遏制国有企业的生机，导致国有经济的大规模破产化，员工大批失
业。
三、以自由主义的价格政策激励通货膨胀，多数国民走向贫困化。
中国在1989到1992年的治理整顿时期一度有效地放弃了休克疗法，而采用针对具体问题的
、务实的渐进改革方针，重新整合了呈现紊乱失调的国民经济。但近年以来，经改方针中
的激进声调正在日益升高，政策中又一次明显地显现出‘休克疗法’的印迹。”
“要知道，中国的国情有两点与俄罗斯不同。第一，中国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福利和社会
保险，远不如前苏联多。第二，俄罗斯乡村中劳力不足，而中国农村中却存在着一个巨大
的结构性的过剩人口。在资本、技术以及市场发育不足的条件下，这种社会力量是具有巨
大破坏性的。”(此文收入《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10页。并见《
何新经济政治论文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第10页。）］
这个谈话当时在台湾和海外都公开发表了。我当时也将这个谈话全文报送给邓小平同志和
中央。
问：这是否表明，您当时对金融改革问题是持有异议的。那么，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
生之前，您是否已经有所预感？
何：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前，我已从香港报刊上注意到国际金融力量对香港房市及股
市的热炒。我感觉到香港股市和房地产市价的急剧飙升不正常，后面有一只来自国际金融
力量的手在操作。
我记得1997年5月我在昆明，曾当面对一位领导讲过我的忧虑。
事实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我已几次就金融问题向中央进言要警惕爆发类似南美
九十年代初的金融货币危机的问题。这些话在当时是一种不和谐音，但是不能说没有起任
何作用。
我推荐你读一读我的这篇文章，这是1997年3月即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夜，我写报中央的
一个金融问题研究报告。（“何新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19973），收入
《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出版，第296页。）我认为这是我在90年代中期最
重要的经济论文之一。这篇文章中指出：
“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金融资
本主导下，对产业结构实施汰选和重组。众多国有企业的破产化已成为这一进程中引人注
目的趋势。”
文中主要谈金融投机和房地产投机问题，在文中我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在土地私有化进程中
发生的地租攫取和“级差地租”的问题。
我反对当时流行的所谓“软着陆已获成功”的说法，我说：
“所谓‘宏观调控得到成功，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实现软着陆’，所谓‘宏观形势好，微观
不好’一类提法，实属不切实际之谈。”
“当前形势的真相是，我国经济可能发生‘休克’，即众多国有产业陷入连锁破产状态，
国民经济危机逐步走向深化。
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关系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从形势走向看，愈来愈多而且在明后年还
可能有不断增多的劳动者正在丧失工作机会，‘下岗’即失业，而陷入生计无着之境。”
我又指出：
“期货及股票证券投机，在1995—1997年间，导致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已迅速
崛起一个拥资巨亿的即拥有庞大私人金融资产的食利者阶层，这表明中国已形成金融业资
产阶级。江浙、广东、中南及东北地区均出现拥有巨额资金及金融资产的民间金融财团，
操控证券期货市场汲取巨额资金。”
我在这里所指的，其实就是最近两年已浮出水面的“温州炒金团”。他们近年在京、沪“
炒”房，山西“炒”煤，新疆“炒”油，炒得天翻地覆，不亦乐乎！温州这个地区在中国
很有意思，很特殊。20世纪七十年代的后文革时期温州人已经开始做小生意。八十年代沿
海走私浪潮中开始私人资本原始积累，九十年代成为上海若干纺织、机电产业技术转移的
新加工产业区。而在九十年代末通过股票证券市场脱颖而出了一批金融富豪，成为今日中
国的地下金融“华尔街。”
在那篇文章中我当时还指出：
“近年中国经济中，出现一种畸形的表现，即逆反淘汰——小淘汰大，弱淘汰强，技术落
后淘汰技术先进，乡镇企业淘汰国有大工业。这主要是借助金融杠杆而实现的。”
“随着第二金融体系的形成，中国当前的社会产品分配形式，亦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由按
劳分配（改革前的按级别分配）转变为按资分配。代表纯粹货币资本的食利者阶层随之出
现。这一寄生阶层的生成及壮大，加速了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一近
年暴富的金融食利阶层，国家在税收征管上至今无所举措。尽管其个人收入，年利以千万
甚至上亿为计。”
当时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们高呼“以内需推动增长”的“增长方式转变论”，主张压抑出口
产业。我在文章中给予了反驳：
“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经济学家建议下采取的一些金融新政策，如高利率，对出口业实
施高税率，正在严重打击中国出口业。1995—1996出口年度中进出口一度出现贸易逆差。
出口业的这种衰退，使1992年以来中国工业进军开拓国际市场的有利攻势将失去前进的势
头。出口工业的不景气，是近一年国内产业急剧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
我问道：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政府为什么在经济政策上不对进军国际市场的产业给以积极扶植和
保护？近代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国际市场的占有量和占有率，是推动国内工业景气的
标志。出口加工业的繁荣与否，直接与国内就业率有关。（可参看美国财政部的年度报告
）没有国际市场，就不会有国内产业的高就业率和经济繁荣。”
我在该文中还指出：
“巨量货币在少数人手中过快积累，并且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而导致资本外逃、外流。国
内资金大量流入香港，可以解释香港经济目前在亚太经济整体不景气形势下获得的特殊繁
荣。”
我警告当局：
“可以预测，中国经济在近年内可能暴发严重深刻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正是通过金融这
一杠杆，中国国有企业当前普遍陷入困境。随着破产浪潮的涌起，其最终结局是私有化进
程的加剧。
当前，经济危机已在转化为社会问题。绝望者为谋生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的犯罪，愈演愈
烈的城乡犯罪浪潮是这一危机的表现。”
问：您的这篇文章，我很早就已读过，也许算得上“苦心孤诣”。但是，有什么作用或影
响吗？
何：在该文的结尾部分，我向国务院提出了十条建议。其中有一些，当局后来还是有所采
纳。
事实上，1995—1996年间，中国明显地放慢了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及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进
度。现在人们公认，正是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汇兑，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没有与国际金融市
场直接接轨，所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未能祸及于中国。
这当然是由于中国领导人，包括当时担任主要经济领导责任的朱镕基先生的明智和决断，
他还是听取了一些不同意见。
我最近重读了一下此文。从今天看，个别论点不能说没有片面性。但总的来说，仍仿佛是
针对当前问题而写的。换句话说，当时我看到的问题，目前非但没有得到解决，有的反而
更严重了。
问：直到今天，中国金融改革及汇率问题仍是改革的焦点问题。美国总统布什、美国财政
部今年以来，不断施加软的和硬的压力，要求中国解除汇率管控，实行人民币自由浮动，
加速中国的金融改革。其中理由之一，仍与1988年弗里德曼的建议一样，是为了帮助中国
改善通货膨胀压力。
何：在国有企业已经被私有化运动搞得七零八落之后，国有金融体制显然已成为中国国民
经济的最后一道防线。
结合美国今天在汇率和金融改革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我们回过头再看一看十七年前弗里
德曼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书，就会发现其中第一条，正是要求中国“立即解除外汇管
制，实现人民币的国际自由兑换；”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也许我们可以对此给予一种非常善良的解释，那就是美国政治家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
是如此地热爱中国——因此他们一直在急切地想着用推动金融汇率改革的办法，帮助中国
快速走向富强。而我们那些爱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在帮助他们这样做！
阿门啊，上帝！
问：（笑），这样想，自然未免过于天真了。我想问的是，在您看来，过去一些年间，中
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成就有哪些，主要失误又有哪些？
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今天所已取得的进步，说老实话，早已大大超过十几年前人
们对于改革成就的预期，也超过我个人的预料。
这两年国外有一种“中国经济崩溃论”。其实，较早地讲崩溃的，是我。我在上世纪的八
十、九十年代写的东西，经常有杞人之忧，喜欢预言崩溃，“危言耸听”（赵当年曾批评
我的话）。
但是这么多年，中国总的局面还是比过去好得多，进步得多。当然问题也增多了，问题与
进步的速度成正比。尽管始终问题如山，但是，中国经济毕竟并没有崩溃。短期内也不可
能崩溃。这么大的国家，侈言崩溃，谈何容易？
今天中国确实面临着十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许多路还远没有走完。许多问题的
辩论仍在进行中。恐怕没有什么人看不到，巨大的危机正隐伏在进步和发展之后。但是，
我想以后是应当多分析具体问题，慎言崩溃。这是我对自己这些年来议政之言的一种反思
。
其实政策与历史，本无绝对错误可言。任何路线，任何政策，总是有利于一部分人，不利
于另一部分人。因此也总会有人叫好有人反对。只是利谁害谁，有多数与少数之别而已。
问题也只是承受利害者，孰多孰少而已。
但是，不利多数人，则不利全局。不利长远，则不利根本。所谓错误的政策，无非如此而
已。
从历史看，人类总是倾向于犯尽一切错误，才能逐渐找到正确的方向。缺乏经验的统治集
团，总是趋向于利用权力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直到走向反面，才会有所有改变。
在此之前，我们只好等待。
问：那么您也在等待“戈多”吗？对不起，说句笑话。
还是想知道您对当前问题的看法，您认为中国政府近一些年在改革中的主要失误是哪些？
何：我认为最重大的失误，主要是发生在2000年以后，各地政府大规模地快速推进了产权
私有化。通过这种改革，国有经济转变为私有经济，国民经济中的若干部门，日益演变为
被权贵资本家所主导的私有化经济。
问题是，如果真的能出现一个繁荣的私有化经济取代原有不景气的国有经济，能够大规模
地吸纳社会上的失业人员，那么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决办法。
可惜现在问题并非如此。只是在短短几年之内，许多国有企业被卖光、分光、抢光、偷光
！国企体系解体，导致严重的社会失业，众多被“买断工龄”的下岗人员沦为失业者。而
他们面对的并不是新的出路，而只是绝望。
过去，“改革者”们指责公有制是“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懒汉温床，说国有企业中存在严
重的隐蔽失业。现在倒好了，是桶崩水泄，连水井都给填掉了。
再也不是“隐蔽失业”，而是公开失业。千百万人失去生计，失去基本生活保障。还有不
计其数的新生人口正在进入这个人群。
许多人没有了饭碗，一家人没有机会，没有前途，没有未来。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就是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引导下的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
问：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在向完善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的牺牲和代
价。
何：这是一种非常冷血的说法。
事实是，中国将会长久地承受由于近年国企大面积破产解体之后所带来的严重失业之痛。
与过去所谓“国企低效率”相比，这种长痛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几千万失业人口，加上他们的家属，连带影响的是几亿人。比三十年代西方的大萧条严重
。
西方市场经济下也有失业，但是没有“失业大军”。事实上，“失业大军”这个名词，是
令任何西方政府听了都会感到恐怖的一个名词。公然制造失业大军的政策，也是足以让资
本主义民主制下的西方任何一届政府垮台的政策。
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有一套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失业者不会坠入赤贫绝望之境
，防止他们铤而走险，从而避免将社会导入动乱之途。
而中国那些鼓动这种“改革”政策的经济学家，真是对历史既无知又胆大！所以我认为，
疯狂鼓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正在毁灭中国！他们公然鼓吹为了“现代化”和所谓“效率
”，不惜“牺牲几代人”！他们是冷血动物，而且惊人地肆无忌惮！
问：我读过您2001年3月8日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上给国务院领导的那封信。您的那封信
写得非常直率。
何：我当时是抱着为民请命的想法写这封信的。我当时不自量力，试图阻遏私有化和下岗
的这股潮流。我失败了。我后来的个人际遇，与此事不无关系。但是我相信，若干年后人
们回顾今天的历史，这封信会成为一个历史性文件。
当时我写信时，心中涌动着一股悲怆之情。此前我曾去过黑龙江等一些地区，在许多地方
看到政府门口静坐着由于下岗、生活无着而上访请愿的近乎绝望的灰色人群。
当时我看到有媒体上披露，有的家庭由于主要劳动力下岗失业而生活绝望，全家集体自杀
，包括老人和幼儿，惨不忍睹！我认为这种现象不应该出现在二十一世纪，尤其不应该出
现在中国。
因此，我带着刺骨锥心之痛写此信，我在心理上是有准备承受打击的。
中国的国有企业，维系着亿万人的生存。1961年，刘少奇因河南发生饿死人事件去看毛泽
东，他当时曾激动地说：“这是要上书（即载入史册）的。”这些年间残酷的私有化下岗
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后果，早晚也是要上书的。
2002年，我出版了《新国家主义经济学》一书。我在书首列出两种改革思路，一种是新自
由主义的思路，一种是新国家主义的思路，我写此书在理论上就是要痛斥新自由主义那一
套祸国殃民的改革主张。
其实，凡认真看过此书的人都知道，在现实政策上，此书是有针对性的，我写此书实际是
要表述一种批判。我批的当然不仅仅是弗里德曼和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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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量与不幸福的量是一样的，珍惜神所给的。
放下的越多，得到的越多。
如果行李背包里有吃的，要学习拿出来与众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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