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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毛主席与我的一次谈话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ue Nov 26 16:55:27 2002) , 转信


作者：穆青
 
　　1943年，延安整风后期发生了一场“抢救失足者”的运动。 
　　这年年初，由于在“审干”中发现了个别特务，一些人便夸大敌情，错误地认为延安
党内、政府、军队里钻进了大量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和托派分子。于是，把一些从陕甘
宁边区以外来的干部、知识分子和许多白区来的党员都看成嫌疑犯，进行审查。这股风很
快也刮进了《解放日报》。 

　　报社最先受到审查的是从大后方来的年龄比较大的同志。当时我到报社工作才一年左
右，也弄不明白这些同志究竟有没有问题。但不久就扩大到我熟悉的同志身上了，甚至和
我最亲近的两位鲁艺同学，也被当成了抢救对象，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怀疑。后来，运动越
来越升级，一些人被抓走了，一些人被停止工作，专门检查交代。严重时编辑部几乎百分
之七八十的人都受到审查，弄得连值班编报、采访的人都安排不开了。

　　没想到，审查最后竟又落到了我的头上，怀疑我历史上也有什么问题。其实我的经历
很简单，初中毕业后就从河南跑出来参加八路军，在敌后打了两年仗，入了党，然后由部
队送回延安进了鲁艺。既没有在旧社会工作过，也没有国民党和海外关系。许多了解我的
同志都纷纷为我写证明材料，可是问题似乎没有得到解决，仍让我一边工作一边接受审查
。这件事使我很不理解，抵触情绪很大。心想：如果像我这样的中学生也要怀疑，那外来
的知识分子还有可信任的人吗？

　　就这样，我在委屈和怨愤的折磨中，痛苦地度过了一个多月。

　　有一天，报社采访通讯部的裴孟飞部长忽然通知我去采访，但采访谁，采访什么，他
都没有明说，只告诉我去找三五九旅的王震同志，由王旅长带我一同去。我来到抗大找到
王震同志，他让警卫员给我牵来一匹马说：“走吧。”我问：“去哪儿？”他说：“去见
毛主席。我们南泥湾有个劳动模范，毛主席今天要接见他。”

　　陡然间听说要去见毛主席，我禁不住又激动又很紧张。激动的是能见到毛主席，采访
主席的活动，实在是难得的荣幸。而一想到当时的政治气氛和我仍然被审查的处境，心里
就不免紧张起来，生怕在主席面前再发生什么失误。

　　那时候，毛主席住在枣园。我们走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已经在窑洞外面的院子里等
着我们了。院子很宽敞，在一棵大树下，有一个石桌，几个石凳。我们就坐在石凳上和主
席谈话。当时那位劳动模范还没有赶到，王震同志又被人叫走商量别的事去了。一时，院
子里只剩下毛主席和我两个人，本来我就很紧张，面对这情景，就更加坐立不安了。

　　毛主席见我很拘束，便亲切地问我：“你是《解放日报》的记者？”

　　我说：“是的。”

　　毛主席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穆青。”

　　主席又问：“是不是左昭右穆的穆，青春的青？”

　　我说：“是的。”

　　主席说：“我们党内有个与你同名同姓的同志，他从广东去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不
久就被国民党杀害了。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

　　停顿了片刻，主席又问道：“你是哪里人啊？”

　　我答道：“河南杞县人。”

　　主席说：“那是古杞国，‘杞人忧天’的地方。”然后又看着我幽默地加上一句：“
你忧天吗？”

　　我说：“我不忧天。”

　　主席笑了。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了报社的生活和工作。

　　主席很关心地问：“报社伙食怎么样啊？”

　　我说：“还可以，一个星期可以吃到一两顿馒头和肉。”

　　主席点点头，说：“报社工作很辛苦，伙食应该搞好啊！”

　　随后，主席又问：“你们那儿整风运动搞得怎么样，审查了多少人啊？”

　　我说：“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受到了审查。”

　　主席有点惊诧地问道：“有那么多人受到审查？”

　　我说：“是的，有那么多。光我们采访部十七八个人中，就只有三四个人未被审查。
”这时候，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竟在主席面前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我说：“我也不大理
解，不大相信会有那么多特务。我有个同学，在河南开封时，我们就一起搞救亡运动，后
来到了延安又一道上了鲁艺，一道在报社工作，怎么一下变成了特务了？”

　　主席问我：“你怎么看啊？”

　　我说：“延安是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那么多的青年和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延
安，主要是投奔党和参加革命的。当然可能会有个别坏人乘机混进来，但大多数人可能没
什么问题。”

　　主席严肃地说：“如果大多数人都不可靠，共产党还有什么伟大可言，革命还有什么
凝聚力。整顿党的作风，同时审查一下每个人的历史，这是可以的，但不能扩大化。更不
能搞逼、供、信。现在已有不少同志向中央反映这个问题。我说搞错了的，要平反；戴错
了帽子的，要把帽子摘下来。要脱帽鞠躬。你回去跟博古同志讲一下，搞错了的，一定要
平反，要赔礼道歉。”

　　听了毛主席的话，我深受感动，心里热乎乎的。原来满脑子的困惑和不解，一下子似
乎都烟消云散了。

　　不一会儿，那位劳动模范来了，主席和他谈话，我便坐在一旁边听边记。吃晚饭时，
毛主席留王震同志、那位劳模和我一道吃饭。为此，特意杀了一只鸡。饭桌上，主席还给
我和劳模夹了许多菜。

　　临走时，我问毛主席今天接见劳模的事报不报道。主席说：“不用报道了。”

　　回到报社，我没有找到博古同志，就将毛主席的谈话精神告诉了博古同志的秘书和裴
孟飞部长。裴听后笑着说：“这下你可以好好安心工作了，让你到毛主席那里去采访，不
就说明党对你的信任吗？”

　　过后不久，传达了毛主席在党内发表的重要讲话，讲到怎样看待投奔延安的青年和知
识分子，讲到审查不能扩大化，讲到要为被搞错了的同志脱帽鞠躬。从此，“抢救失足者
运动”的错误，迅速得到了纠正。

　　这次经历，给了我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育。它使我深信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作为一个
党员、记者，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应该把真实的情况，大胆地及时地向组织上反映，让
党能够多方面地掌握下情，考虑决策。这既是党员的义务，更是一个记者对党对人民应尽
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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