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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rsy (Alan), 信区: Green
标 题: 毛泽东的政治艺术(转载)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9月17日17:56:53 星期三), 站内信件
【 以下文字转载自 History 讨论区 】
【 原文由 magic 所发表 】
·单世联·
〔本文摘自单世联:“读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文,文中引文
所标页码均指薄书——编者〕
◇ 剥夺权力的方法
毛泽东是政治艺术的大师,可以有很多办法来加强或剥夺一个人、一个部门的权
力。第一种办法是保留位置,却不分配其具体工作。朱德长期被尊为“总司令”,但
军权从不让他染指;“文革”中很多老干部并没有被彻底打倒,中央委员、政治局委
员、副总理的位置都留着,会议上可以坐主席台,但没有任何实际权力,有的还不断
挨批,甚至行动也不自由。
第二种办法是不通知开会。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依然是政治局委员,但政治局开
会并不通知他,这个委员也就有名无实了。1976年,毛想限制叶剑英,就不通知
他参加政治局会议。
第三个方法是不发文件。1955年,毛泽东批评邓子恢在农村合作化问题上犯
了“小脚女人”的错误。“8月26日,毛主席批示邓小平、杨尚昆同志:‘请电话
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
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请批发此类电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
。”(P357)中央即毛泽东,“从8月13日到10月2日七届六中全会开幕前
夕,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中央批语”,重新部署合作化发展步伐、加快发展进度的报
告。(同上)这样一来,中央农村工作部机构不变、领导不变,但主要权力却被毛一
个批示剥夺。
第四种办法是另组机构。1963年批判邓子恢时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是一种比
较明显的形式,1966年3月,他又向中宣部发出警告:“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
作部”。(P1277)还有一种不太明显的方式是另组替代性的机构。大跃进前后
毛对国家计委屡屡不满,因为谁都跟不上毛的思想跃进。1964年8月,在陈伯达
给李富春的信上,毛批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
,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P1242)1965年初,毛决定成立以
余秋里等人组成的小计委。“毛主席还特别交代:小计委由周总理直接领导,国务院
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P1244)如果不是李富春聪明,让小计委的
人都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以便过渡一个时期后接管现在的计委,那么国务院就会出
现两个计委的现象。
毛泽东是策略大师,除上述方法外,他在关键时刻可以冻结党的最高权力机构“
中央政治局”以保证实现自己的意图。1942年,毛意欲彻底战胜王明等“教条宗
派”和周恩来等“经验宗派”,但由于这些人占据着政治局的多数,毛遂于6月2日
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接管并未明文取消的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直到19
45年“七大”才恢复重新建立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权力。1967年“二月逆流”后
,毛再度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政治局,直到1969年“九大”之后重新组
成政治局。
◇ “农村包围城市”的活用
“农村包围城市”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即使在49年以后的对内斗争中,他也
运用得炉火纯清,这就是以地方反中央。比较大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1956年“反冒进”批周恩来以为大跃进作准备:“毛主席认为那时
北京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P636)于是,钢产量
翻一番由上海首先提出;人民公社首先在河南诞生,北京的任务是事后认可和宣传论
证。
第二次1966年批彭真以发动“文革”。这一年3月他在上海同康生等人的谈
话中:号召“向中央进攻”,5月的中央文件上也有“向中央进攻”的字样。
他还针对3月11日许立群同志根据彭真同志意见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
打电话的问题(许立群同志在电话中讲了“学阀”问题并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
给中宣部打招呼——作者注),批评说: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
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要跟
中宣部打招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
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P1278)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不但夺了旧上海市委的权,实际上也夺了国家主
席刘少奇的权。
“农村包围城市”优势在于能保持主动和进攻的姿态,这一经验培养了毛对农村
、边缘而不是城市、中心的特殊感情。借用毛经常为别人准备的帽子,可以说毛的思
维方式属于经验的教条主义或教条的经验主义,就是把自己成功的经验教条化、先验
化、迷信化。毛总是把战争时代积累的一些经验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戒律,即
使在环境变化之后也不允许有任何改动。暂不评论这一思维方式的是非得失,仅从毛
自己来说,他实在是太珍视自己的成功经验了,决不舍得用一次就放弃。比如“诱敌
深入”的战术与“引蛇出洞”的“阳谋”就一脉相承;军队供给制的传统延伸到大跃
进期对商品经验的拒绝,如此等等。从这一思维特点可以把号召地方造反的做法与“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联系起来。
中央以毛为核心,但核心只是一个人,中央还有一大批高级领导人和一个庞大的
组织机构,他们不可能完全与毛声气相应,很可能出现外围与核心配合不好的情况。
如果坚定的固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毛的核心地位就会落空。这样,地方力量就成
为毛的依靠。60年代初,刘少奇的威信大大提高,“一国二公”几成定局,毛非常
紧张,除加紧批转各类文件外,1961年还专门给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写信,要求各
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许诺自己一定给他们回信。当然,毛不是一般
地希望地方凌驾于中央之上,地方向中央造反的唯一理由就是毛的号召,毛的真实目
的是以地方平衡中央。当他觉得中央是他得心应手的工具时,地方就要服从中央;当
他觉得中央“做坏事”时,就以地方逼中央就范。地方和中央是毛的两张牌,他可以
永远处在主动者的位置上,牢牢地保持自己的独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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