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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彭德怀自述：我在庐山会议前后的经历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12月03日17:33:51 星期二), 站内信件

【 以下文字转载自 History 讨论区 】
【 原文由 fuxi 所发表 】



作者：彭德怀
 
　　关于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　　 
　　庐山会议前中央召开的两次郑州会议(第一次会议讨论了人民公社问题以及《郑州会议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等)、武昌会议(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
日在武昌举行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海会议(即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四日在
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参加的情况：　　 

　　两次郑州会议我只参加了一次。这次郑州会议，由于收到通知较晚，只参加了会议的
最后一天。那次会议是某天黄昏后在火车上召开的，会上是毛主席讲话，其大意是反对“
共产风”。因为到会者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所以会议时间不长即散。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并未提出其他意见。　

　　武昌会议时，我参加了西北小组。在小组讨论公布一九五八年的粮棉数字时，有的同
志说，粮食有一万亿斤以上；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九千亿斤，棉花有六七千万担；也有的
同志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大大落后于农业。我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
的同志对我提出了客气的批评，他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
我说：“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
主席说公布七千五百亿斤，我当时同意了，但心中对此数还是有怀疑的。　　

　　会议闭幕后，我先到了湘潭县的乌石、韶山两公社，后又到了平江县。这几处给我的
印象是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的数字那样多。其根据：由于劳动力不足，没有收获
好；有些地区又多吃了一些粮食。在平江展览馆参观时，发现将两个年度的生产数字颠倒
公布了，即将一九五七年高产数字公布为一九五八年的生产数字，而将一九五八年的较低
数字公布为一九五七年的生产数字。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的。　　

　　回到株洲市，恰与薄一波同志相遇，当谈到粮食数字时，我说：“实产粮食数字可能
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购一千二百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不仅将
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估计征购九百亿斤为宜。”薄一波同志说：“
你给中央打个电报。”我说：“请你写吧。”后来还是用我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说明不
能征购一千二百亿斤，只能征购九百亿斤。这个电报妥当与否，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是可
以看出，我的怀疑观点，是没有隐瞒下来的。　　

　　上海会议时(一九五九年四月)，正值西藏发生叛乱，当时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进军西藏
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上了，因此，对其他问题没有提意见。　　

　　我在一九五九年五月访问了东欧各国，六月中旬回到北京。第二天到国防部办公楼，
听了黄克诚关于国内情况的说明。山东荷泽地区的粮荒情况，比我出国时要稍微缓和些。
四月开上海会议时，甘肃还说是余粮省，现在已成为严重的缺粮省，运输力缺乏，运粮进
去也不容易。我问：“军队中还可抽出一点运输力吗？”黄说：“凡能抽出的已全部抽去
了，海军舰只抽了一部分到重庆帮助运粮，空军也抽出了一部分，如再抽调要影响备战。
现在油的储备也有问题。”黄说：“西藏平乱，虽已胜利，但运输车辆还不能减少。”他
在谈话时，有些为难的表情。我说：“还是想办法抽出一点运输力来帮助地方。”我说：
“东欧各兄弟国家人民，对中国很热情，各国领导对西藏叛乱是很关心的。”我又说，七
月一日中央在庐山召集工作会议，我现在很疲劳，想休息一下。庐山会议请你参加，因你
是书记处书记，地方和军队情况都比较熟悉。他说，庐山会议还是你自己去的好。他愿留
在军委管家。我就只好自己去，不便过于勉强。　　

　　六月二十九日，在武汉乘轮船到庐山，七月一日休息一天，二日开会。毛主席概述了
形势，大体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中央办公厅所发材料不少。我编入西北
小组，几乎每次会都去出席，约十次。参加国务院两次会是讨论计划工作；参加了中央常
委会一两次，其他任何地方都未去。　　

　　周小舟来我处谈过两次。第一次谈了湖南工业情况；过了两天，周小舟第二次来谈，
他说去年粮食造了假！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是压出来的。一次说粮食数字不落
实，第二次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
”我说：“只能是有多少报多少，决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他又说：“现在吃大锅饭(公
共食堂)，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火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
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动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
见。”我说：“这些问题，你应当如实地向主席反映。”周说：“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
”他希望我有机会同主席谈谈，向主席反映一些具体情况。　　

　　张闻天住在我隔壁院子，一出门就见到，谈的次数多些。多在散步时，随便谈谈。时
间久了，已记不清楚，大概谈及几件主要的事情：小土炉炼铁是得不偿失。张说：“要很
好学习历史，毛主席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我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
还只有毛主席一人。”我表示会议后要认真学习政治经济学，认为斯大林解决了社会主义
经济法则问题，但没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是犯有错误的。毛主席解
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这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以上是在庐山会议期间，七月十日前后和周小舟、张闻天谈的大致内容。此时，黄克
诚还未去庐山。　　

　　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初期，我参加了西北小组。七月二日开幕以后，从七月三日
到十日的八天中，我在小组会上共有七次发言(或插话)。这些都在会议时期中央办公厅的
简报上陆续印发给到会同志。七月二十三日中午，主席对我七月十四日信批判以后，西北
小组又将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或插话)几经校对，集中印发给到会同志。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在我给主席写信以前，并不是一言不发，而是在言词中表露
了对某些“左”的现象不满，这才是事实。　　

　　从七月一日起，除参加会议外，就是坐在室内看中央部门有关财经的文件、群众来信
、会议简报。到七月十二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
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这也就是我七月十四日
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本决定十三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
北小组参加会议去了。十三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七月十二日晚腹稿已成)
，七月十四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十六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出来了，我于十八日
参加小组会时，我说明这封信只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请求中央办公厅收回我这封信。
可是二十日前后，张闻天、周小舟还有其他人发了言，都说基本上同意我那封信，黄克诚
十八号晚或十九号晚才到庐山的。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我未看到，毛主席于七月二十三
日上午批判了我那封信是反党性质的纲领，说在写这封信之前，就有人发言支持，形成有
唱有和，这不是反党集团又是什么呢？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会议的空气就变了，
我的情绪也是紧张的。　　

　　七月二十三日对我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我写给主席的那封信，主要是将我在西北小组会上不便讲的一
些问题，提要式地写给主席。这些问题是涉及到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
体政策问题，以及某些干部的工作方法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当时认为主要是产生了一
些“左”的现象，而右的保守思想也有，但那只是个别的或者是极少数的。我当时对那些
“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
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
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
易举地得到纠正。所以我七月十四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
那些问题，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
“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
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竖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
的信，他会斟酌的。　　

　　可是，事与愿违。在七月十七日上午就收到了中央办公厅对那封信的印发本，并在起
头加了一个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七月十八日，在小组会上我就要求收
回这封信，申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而没有完全写明意思。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在
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
、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
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言语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
，再衡量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动机，怎么也是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　　

　　当日黄昏，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在马路上散步时，迎面碰见了一个同志，他叫了声：“
老彭，今天上午主席的讲话，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
。”他很严肃地说：“老彭，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
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高度原则，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
言。”我说：“现在很疲劳，一时写不出来，也写不清楚。”他说：“你讲意思，叫秘书
记录并加以整理，然后你自己再去斟酌，这样比较严密，也比较深刻些。”我说：“没带
秘书，只带来一个管军事电报的大尉参谋，他写不了这类文章。”　　

　　回到住所后，参谋同志送来军委转西藏军区电报，是要求增派运输车辆。即拿着电报
想同黄克诚同志商量一下。推开黄的门时，听到黄克诚同志说：“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
弄清楚的，主席是不会错的。”我进到黄的室内时，见到在座的有周小舟、周惠、李锐三
人。周小舟同志即对我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五十步了。”我说，五十步也不要
着急，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仅停片刻，没有谈及别的，我即回自己办公室去
处理电报。当晚，怎么也睡不着，直至拂晓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
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
的呢？那位同志的话虽对，但怎样才是对党对人民有利呢？是保留自己的看法呢，还是作
检讨呢？总之，有一系列的问号在我脑子里盘旋着。甚至产生了一种埋怨情绪，想：我虽
然认识主席时间比较晚，可是也有三十余年了，我这信有如此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不可以
找我谈一谈呢？同时也考虑到，我党中央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并积极支援
国际上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损
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损失。想到这里，我动摇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头
。　　

　　第二天，即二十四日上午，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
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
阴谋目的。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我说：“除周小舟同志有两
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我准备写封信(没谈内容)给主席以外，
没有同其他同志提起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
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
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谈了两个
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讨自己。　
　

　　但是，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
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做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惟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
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
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
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
。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
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吧！你
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吧！”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
肃。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
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
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
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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