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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rsy (Green Mouse), 信区: Green
标  题: 周恩来同志谈个人经历(转载)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11月13日16:14:15 星期三), 站内信件

【 以下文字转载自 History 讨论区 】
【 原文由 halfmoon 所发表 】

1946年8－9月，周恩来同志应《纽约时报》当时驻南京的记者李勃曼之约，谈了个人的经
历及其他一些问题，这是其中个人经历的前一部分。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
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算
是浙江绍兴人。
　　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
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大批地当
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
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
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分。我的母亲长得
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
。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痨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
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
衰了。叔父当师父，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
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
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贻淦病重，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叔父死后，由守寡
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
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
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
，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
。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
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
，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我离家去东北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
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
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
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
党人。高戈吾介绍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
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
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
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十五岁（1913
年）我入南开中学。这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
。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
。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我当过会长。1915年，参加反袁运动，
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1917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一年半
。
　　1919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
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
，去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
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
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
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
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1920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
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
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1922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
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
学生，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当时，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
。1923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与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
张厉生、张道藩。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
，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
曾等很熟悉。1923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德国买了许多书，但没有来得及读完，19
24年夏天即返国。
　　1924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4年冬担任
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1925年参加两次东征，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
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
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
烈。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
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共产党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的，
但我未参加北伐。我在1919年认识邓颖超同志，1925年和她结婚。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
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
不要当共产党员，邓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
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
1936年谈判开始，1937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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