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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Brainwashing (北冥有鱼), 信区: Green
标  题: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转罗伯特·劳伦斯·库恩）3
发信站: BBS 哈工大紫丁香站 (Thu Feb 24 21:10:29 2005)

江泽民是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电子系当年录的8名学生之。他与该系的其他3名新生合住一个
寝室，他是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一个。“我对江泽民的第一印象是，他还只是一个少年，
他真的常年轻，比一个孩子大不了多少。”他当年的室友童宗海回忆说。童当时19岁是4个
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他绝对不是我们的‘小弟弟’。”

  “我们的初次交谈是关于我们的家乡和家庭，”童宗海说，“他让我觉得很在。我感到
我能够信任他。”

  大学生活使他们部分地远离了战争所造成的混乱。6年前，日军侵入并强占了这里的大片
校区，将它改建成一个军营。“这里所受的屈实在是太多了。”童若有所思地回忆道。

  这所学的校园原来属于一所美国教会学校，按当时的标准看，这个公园似的校无疑是非
常豪华的。江泽民的宿舍楼外观宏伟，是传统的中国宫殿式建筑，里面则装了西式的照明
和通风设备。尽管宿舍房间显得很拥挤——里面有4张单人床和1张公用的桌子，但他们并
不觉得有什么不适。江和童的床铺并排放着，中间隔着条窄窄的过道。

  江泽民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大学生活。大学第一年第二年开设的数学和理工科课程使学生
们都感觉到了压力。江学习努力，常常靠自学就领会课堂上所教的内容，随后，便会帮助
其他同学理解这些东西。日复一日，他们一起在课堂上听讲，又一起做作业，慢慢结下了
深厚的友情。他们的老师每周，有时甚至每天，都要布置大量习题。江痛恨在解题时半途
而废，他会不停地尝试，直到解出棘手的难题。

  江同时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同学们觉得他很风趣，而他也善于交友。学生们的手头都
很紧，如果需要某样东西，他们就得节省开支，存够了钱才能去买。江的衣服不多，但他
总是衣着整洁。他在挑选密友时非常谨慎。尽管他年龄很小，许多人常来向他讨教。

  “江生活简朴，”他的朋友童宗海说，“他渐成为我们中间的领头人。”

  江泽民的一个室友是他的扬州同乡，家境富裕。有一次，同乡的父亲到学校来看他的儿
子，两人邀请江到一家昂贵的饭店吃饭，但是当得知他们没有请另外的室友时，江礼貌回
绝了。父子俩坚持请他一道去，但他就是不肯答应。最后，同乡的父亲迫于无奈说，“果
你跟我们一起去，我就请上你的另外两位室友。”直到这时，江才同意一起去吃饭。

  “我很高兴，因为江泽民的固执，我才能一起去吃饭。”童补充说。60年后，他也戴着
眼镜，跟中国国家主席有些相像。

  和普通学生一样，江和他的室友喜欢聊天和播放音乐，直至深夜。江还喜欢体育锻炼，
尤其是引体向上。

  “你想知道江泽民在大学时代最开心的是哪一刻吗？”童宗海问道，同时咧嘴一笑，“
那是他赢得一次引体向上比赛的时候。我们把寝室门框的横梁当作单杠。搞这个比赛是江
泽民的主意”

  后来，引体向上比赛在他们中间频繁举行，而且每次——总是由江先提议——他都能赢
。在最佳状态时，他能做24个。

  “他不会拉到‘一大半’就算数，”童补充说，“每拉一次，他都要尽力让自己的下巴
越过横梁。”

  尽管学习生活令人愉快，但现实世界的侵扰还是无处不在。由于南京当时是日本占领军
支持下的汪精卫傀儡政府的首都，所以南京中央学的学生们经常感受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战
争。日本兵随处可见，总是以征服者的姿态招摇过市。政治问题距离学生们的思想并不遥
远，学生们发现了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并日益渴望尝试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

  江泽民上大学第一年的12月中旬，鸦片泛滥成为学生们沮丧情绪的焦点。在国民党统治
下，吸毒受到严厉查禁。任何人只要被抓到在抽大烟，都会被投入监狱，有些人甚至会被
当场打死。然而，在日本人统治下，这一情况发生了逆转。占领军积极输入鸦片，在当地
老百姓中间大肆兜售，以削弱他们的体质，瓦解他们的斗志，同时也为了赚钱。“日本人
占领南京以后，”童回忆说，“大烟馆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到处都是。很显然，
有日本人在背后支持。我们极为憎恨他们的这种恶毒政策。”

  对学生们来说，抽大烟是中华民族长期陷入昏睡状态的一种令人痛心的象征。一天下课
后，江泽民一阵风似地冲进寝室。他向大家报告说，学生领袖们正在计划采取行动。“昨
天晚上，我们的一些同学出去封烟馆去了，”激动的江告诉他的室友说，“但那些没有良
心的烟馆老板叫来了日本宪兵，把他们打了一顿。有几名学生还受了伤。”由于有日本占
领军给他们撑腰，那些烟馆老板根本就不怕报复。

  “今晚，”江小声地说道，“我们要集体出动——人越多越好。我们都得去。”

  要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可不简单。因为1943年的南京仍处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为了控制中
国老百姓，他们奉行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可能仅仅因为对
某个人看不顺眼，日本兵就可以随便编造罪名，抓人、关人、打人和杀人。“我们是奴隶
。”童宗海说。
游行示威反对日本人所支持的政策是需要勇气的，但还是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从大学生到
中学生——走上街头参加了抗议活动。其中多数学生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从出生起
就一直生活在日本压迫者的阴影中。“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侵略者的残暴，”
童说，“从我们一生下来，我们满耳听到的都是祖国的主权惨遭蹂的消息，和兄弟姐妹萦
绕不去的号哭声。”

  早在抗日战争以前，中国的学生们就时常把抗议作为一种促成变革的手段，且往往奏效
。从国建立到1919年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主义群众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年轻的
知分子就勇于发表他们有关国家未来的见解。在示活动中，学生们经常唱起一首名为《毕
业歌》的歌曲。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
  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
  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同学们，大家起来……

  歌词的最后一句是，“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拼死在疆场。
”

  多年的屈辱和失望，在江泽民这代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长大后决心要为
国奋斗。对许多学生来说，“清毒运动”成为他借以发泄对日本人压抑多年的愤恨的机会
。几乎整整60年之后，童宗海和江泽民，这两个当年的大学室友仍然记得《毕业歌》的所
有歌词。许多年来，江在很多场合都唱过这首歌，包括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
钟》节目的采访时。

  虽然他的室友们也很想打败日本人，但他们并没有立刻就响应江的号召参加行动。许多
烟馆老板都是黑帮成员，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有权有势汉奸在背后给他们撑腰。学生害
怕受到报复，更怕受到伤害。

  “我们当然感到担心，”童说，“那些老板都是帮会分子。我们只不过是一些青年学生
。我们凭什么和他们斗呢？当然，我们支持捣毁那些邪恶场所的主意。不过，到真正要动
手的时候，我们害怕了。如果我们真的砸了一些烟馆，会怎么样？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们
会被认出来，列入黑单，一个一个地被清除掉。”

  但江坚道：“人少了不行。”恳求他的朋友说：“请和我们一起去吧。不管怎样，我们
今晚都得去。”他慷慨激昂地谈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性，直到两个室友同意加入
。第三个室友说他愿意留守。“万一你们要是出了什么事，”他对他们说，“起码我还可
以给你们的家人送个信儿。”

  当晚，数百名学生在学校的运动场上集，来自南京其他高校和中学的学生也同时向这里
聚集。他们之所以选择晚上举行抗议活动是因为这个时候烟馆的生意最为兴隆。很快，一
支1000人的学生队伍开始沿着意为“和平”的太平路向市区进发。他们直奔烟馆最为集中
的夫子庙地区。

  “这是一非常寒冷的夜晚，”童回忆说，“我们一边无畏地举起右臂，勇敢地握紧拳头
，一边唱着抗议歌曲并呼喊口号。我们希望能吸引路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尽管当时天已经
黑了，还是有许多老百姓聚集在道路两侧观看。在行进途中，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不
断有学生加入，就好像被磁石吸引了一样。我们的总人数最后增加到了约4000。”

  “我们感到充满了力量，”回忆往事的童宗海突提高了声调，“那么多人和我们站在一
起。”

  最初，只有17岁的江泽民和他的室友走在一起，但不久他开始在游行队伍中前后穿行，
来回传递消息。

  “他的脸上都是汗。”童说。

  每到一处烟馆，学生们都会给里面的瘾君子上一课，告诫他们吸毒的害处并劝他们戒毒
。学生们还指责烟馆老板赚的是昧心钱，并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会贻害子孙后代。学生们
宣称，贩卖鸦片是在犯罪。于是，他们要求烟馆老板交出鸦片和各种烟具。一些老板乖乖
地交了出来，但另一些老板则试图反抗。

  “如果烟馆老板交出毒品和烟具，我们就离开，”童回忆说，“但如果他们拒不交出，
我们就开始砸烟具，把它们扔在地上摔得粉碎，并没收他们的毒品。我们雇了一些人力车
来拉我们的‘战利品’。在回学校的路上，走到国府路原国会大楼附近的广场上时，我们
卸下所有没收的东西一把大火把它们烧了个精光。”

  整个晚上，汉奸和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一直尾随着学生队伍，但学生们继续前进，他们
一路高呼口号，唱着歌，在凛冽的寒风中紧靠在一起。当没收来的鸦片和烟被付诸一炬时
，他们拍手大声喝彩，直喊到声嘶力竭。

  学生领袖之一的厉恩虞发表了讲话。“我们今天的行动是勇敢的、胜利的，”他对周围
的学生们说，“我们给了那些贩毒者和吸毒者一个教训。鸦片是中国的耻辱，它只能使我
们的祖国蒙羞！”

  厉随后提到了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最先引发了19世纪外国帝国主义瓜
分中国的狂潮，并最终致中国遭受日本的占领。这是一段长长的屈辱史，而它最为刺目的
象征就是学生们刚刚成功地销毁的鸦片。

  “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个历史教训。”厉恩虞慷慨激昂地说道。此刻，江泽民出神地站在
那里，一动不动。他认识到，爱国主义的激情可以战胜一切。
厉恩虞的愤怒言辞似乎是冲着英国人的，但他真正的目标却是日本人。“让我感到痛心的
是，直到今天，在我们这座城市里仍有这么多的人在抽鸦片，”厉最后说，“我们应该昂
首挺胸，做一个自豪的中国人。就像我们的先辈所说的那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虽然仍处于日本军队的包围中，2000多名学生毫无畏惧地唱起了《毕业歌》。他们第一
次感受到了自己的量，并且认识到，如果他联合起来，他们就能够战胜一切貌似不可战胜
的强大力量。对于江泽民来说，这一时刻使他得到了很有意义的几点启发。他从中领会到
，群众的量既可敬又可畏。他也从中领会到了冒险的必要性。最后，他还认识到象征性变
革与真正的变之间的区别。些启发将使他终身受益。

  “他还意识到，”宗海回忆说，“我们这场运动在本质上已经超出了反毒禁毒的意义。
虽然还很年轻，但江泽民已经开始肩负起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并甘冒生命危险走上
对敌斗争的前线。”几十年后，江主席把对年轻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
。他说，如果一人不懂中国历史，就不懂今日的中国。他还将面临另一任务：他自己参加
过学生运动，如何把他青年时代参加抗议时抱有的热情、理想主义和动变革的爱国主义，
跟他的政府对学生的某些行动的遏制调和起来。这些运动在全世界看来似是相似的，它们
的动力是同样的热情、理想主义和推动变革的爱国主义。

  当时，江泽民和童宗海并不知道是共产党人发动了这场反毒品游行。对于那一代的南京
学生来说，共产党为他们的愤怒情绪和日提高的政治觉悟提供了一个宣泄的途径。那个晚
上，江泽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了公开的政治活动。这也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了中国人如
何奋起反抗并赢得胜利。他尝了积参与、和衷共济的乐趣。在一个通常以年龄论资历的传
统社会里，一个17岁的年轻人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尽管江直到后来才知道
共产党在这场抗议活动中所起的幕后作用，但从那时起，他的命运已经同共产党联系在了
一起，同他牺牲的养父所未竟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终于宣告结束。中国学生个个
兴高采烈。他们盼望着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是当国民党政府对久受忽视的高等教育开始予
以关注时，结果却是灾难性的。9月26日，国民党发布一项政令，名为《沦陷区大学学生重
考程序》。在日本统治下存在过的所有东西都被贴上“汉奸”和“非法的标签，包括有位
于敌占区的教育机构。

  教育部宣布，抗战期间，在这些学校修得的所有学分一律作废。所有的大学生都必须重
新参加考试，都必须上“政训”课，在课上，学生必须研读蒋介石的文章——《中国之命
运》，并要在此基础上写出一篇2万字的心得。如他们不去上课，就毕不了业。更有甚者，
他们都必须参加一次“甄别考试”，当局将根据考试成绩决定他们够不够格继续学。就算
他们通过了这一考试，他们还得分别参加所学各科的考试，以证明自己是否有资格拿学分
。

  “你能想像出我们内心的感受吗？”童宗海问道。时隔50多年，他的愤怒仍然丝毫未减
。“真是荒唐！这么多年，我们在敌人的占领下忍受煎熬。到头来，我们却要受到自己政
府的惩罚。我们感到苦闷极了。”

  童不久得知有一种变通方法。他的一个朋友有国民党高层的关系，童从他那里得知，凡
是生中的国民党党员，其学分都可以追溯有效。“我的朋友告诉我，加入国民党看来是解
决这一难题的捷径，”童回忆说，“他会试着去帮我安排一下。坦白地讲，我很兴奋。”


  童回到寝室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江泽和另外两个室友，也劝他们加入国民党，他以
为他们会像他一样高兴。让童感到惊讶的是，江不仅不高兴，还勃然大怒。“连普通老百
姓都知道国民党腐败透顶，”他说，“人人都能看透他们。你怎么能加入这种党？你真是
个傻瓜！”

  对于童的主意，江还指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种‘伪学生’的身份，”他继续说道，
“不仅仅是我们几个才有，还有很多学生也跟我们一样。我们必须为所有人找到一个决方
法。”

  “至于我们所受的教育，”江泽民分析说，“把我们所学的知识说成是‘法的’毫无道
理。‘合法的’和‘非法的’知识到底有什么区别？知识根本就不能被分成‘合法’或‘
非法’。知识要么是对的，要么就是错的。科学就是科学，这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没有
做错什么。”尽管还不到20岁，江没有向压力低头。他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抽象思
维。直到这个漫长的世纪结束，这种才能直都让他受益匪浅。

  当童宗海面红耳赤、 无言以对的时候，江改变了语调，他感到自己可能对朋友过于严厉
了。“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他和颜悦色地说道，“不要灰心。打起精
神来！”童终于没有加入国民党。
与此同时，共产党正在积极行动，努力争取在战争结束形成的政治真空中赢得优势。他们
鼓励6所上海大学的学生组织起自己的学生会，示威抗议国民党的教育政策。1945年10月6
日，愤怒的抗议学生高举标语、横幅和旗帜，在上海市区的各通衢大道游行，反对政府学
生搞“甄审”。他们在醒目地方悬挂标语，并散发了中英的传单。另外，上海的共产党还
组织了示威和请愿活动，并邀请中外记者参加记者招待会。

  这时候，南京沦陷时期的中央大学被拆散。江泽民和童宗海都进入了上海交通大学（据
说该校拥有全中国最好的工学院），但当他们初来上海交大时，只能住在临时宿舍内。

  “他们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童说道，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因为南京中央
大学的学生在搞学生运动时积累许多与政府谈判的宝贵经验，我们让南京的教育部很是头
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我们转送到上海的因。”

  战后上海的生活比在南京还要艰难。由于货币管理不善、贪污受贿、政府内部派系斗争
以及内战再度爆发等，物价飞涨。而在没收敌产的幌子下，腐败官员为自己大肆搜刮钱。
他们利用已经垮台的伪政府中的卖国贼为自己谋取私利。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曾希望国
民党能重建一个廉洁的政府，但事与愿违，许国民党官员的贪婪嘴脸在人们面前暴露无遗
。他们追求所谓的“五子登科”——房子、车子票子、女子和（金）条子。

  为了养活自己，江泽民利用少得可怜的课余时间到上海青年会开办的夜校去教代数和三
角学。他还给富家子弟做家教。当时，联合国一家救济机构向特定人群发放救济，大学生
也符合申领的条件。依靠领来的奶粉、面包和旧衣服，再加上自己的教书所得，江勉强维
持了生计。

  在整个抗战期间，学生们对国民党政府的厌恶日益加深。江民从大学时代就结识的挚友
王慧炯还记得当时的反感。“我和江泽民都是在同一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旧中国是一个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压迫国家。国民党政府把中国共产党当作他们的头号敌人，而把我们
的真正敌人，日本人，当成了次要敌人。这一政策激怒了许多爱国群众。”

  在一次访问上海时，蒋介石遇到了一大群学生，抗议政府宣布他们的学分无效。许多参
加示威活动的学生，包括江在内，都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尽管他们的学分已经得到恢复，
但他们却仍然为那些没有如此幸运的其他大学的学生进行抗议。1946年3月，请愿学生取得
了胜利。由于意识到学生的示威活动不会减退，国党政府命令育部改变了它的重考政策。


  这次斗争是江泽民第一次参加由共产党公开领导的抗议活动。从那时起，他就成为学生
运动的中坚力量。1945年12月，当1名教师和3名学生在昆明因为反内战而惨遭国民党特务
杀害后，江协助组织了一示威活动。虽然参加示威的群众大多是工人，但学生们却最为斗
志昂扬，他们不停地呼喊口号直到嗓子沙哑。在追悼会上，一个接一个的学生走上讲台，
许多人眼里噙满泪水，愤怒批判国民党发动内战和野蛮镇压学生运动。国民党秘密警察一
直监视着示威活动，当他们开始抓人的时候，学生们四散而去。

  “江泽民邀我参加了这次示威，”童宗海回忆说，“因此，他觉得应该为我的安全负责
。当警察扑过来的时候，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自己先走，或者和两三个人一起走。不
要再跟着大队了。直接回学校去。我们不要再见面。’因为我们是朝不同的方向跑的秘密
警察无法去跟踪所有的人。江泽民不仅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他还非常关心同学的安危，同
时他很懂得怎样去进行街头斗争。”

  1个月后，江成为一场示威活动中的学生领袖，这场示威足以显示当时的势有多复杂。这
场所谓的“反苏”示威运动，表面上看起来仅仅是要表达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但实际上却
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所进行的政治角力的一部分。为了拉拢民众，国民党试图借煽动反苏情
绪来挖中国共产党的墙脚。国民党大打“爱国牌”。他们说，苏联只不过是列强之一，试
图控制中国、掠夺中国的土地并窃取中国的财富。

  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是一个叫张莘夫的政府官员，他在和群苏联工程师争夺中国东北一家
工厂的控制权时被杀。这家工厂原为日本人所建，厂里的先进设备也是日本人安装的，日
本战败以后，工厂被遗弃。在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苏联军队进军中国东北，随后开始和中
国人抢夺战利品。张莘夫就是在试图阻止苏联人运走工厂里的机器时被杀的。

  国民党把苏联人描绘成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瓜葛的外国入侵者，企图为镇压共产党制造一
个口实。对于共党员和他们的同情者来说，这只是一个拙劣的花招，但随后发生了不祥的
变化。他们得知，国民党组织者计划煽动群众去破坏俄罗斯人拥有的《时代日报》所在的
大楼，并洗劫附近的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大多数人并没有看出国民党的幕后动机，”
童说，“他们出于爱国热情参加了示威。” 
包括江泽民在内的一群支持共产党的学生，明智地决定与其阻止这场苏抗议活动，不如加
入其中再设法改变它的进程，因为中老百姓已经被“张莘夫事件”刺激起来了，强加阻止
是不可能的。这样，他们在表面上是在支持国民党政府，但实际上保护了共产党的主要盟
友苏联，使其受损失。

  大约3万名学生和他群众参加了莘夫的追悼大会。随后，庞大的游行队伍通过了上海闹市
区，向外界展示他们高昂的爱国热情。但是在抗议者抵达《时代日报办事处和苏联领事馆
之前，两大群看上去十分忘我的学生出现在两栋建筑物所在的街道两头，阻塞了交通。后
面蜂拥而至的示威者实际上无法靠近报馆和领事馆。

  带头的国民党人被搞迷糊了。他们根本不过去，而挡住他们去路的学生似乎又是支持这
场示威的（其实这些学生的真实意图是要保护苏联的机构）。人群越来越拥挤，后面的抗
议者不知道面的情形，只能不停地叫唤，“走啊！走啊！出什么事了？”但在呼喊了一些
口号之后，大多数示威失去了耐心，纷纷涌向旁边的小巷。苏联的设施保住了。

  “表面上，”童宗海在回忆起这一事件时评述说，“我们学生响应政府的号召，支持了
游行。但实际上，我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保护了苏联的财产，控了群众的情绪。每一
件事都有两层含义，表面含义和深层含义。”

  这种策略后来为江泽民终身依。一计划就像中国功夫里的一个妙招，一下子化解了巨大
的力量，而不是去硬碰硬。50多年后，江泽民又一次以这种方式化解了中国民众对外国人
的怒火——但这一次的外国佬是美国人，而江已是中国国家主席。

  1946年春，当教堂的钟声响彻校园时，江泽民正与张公纬在散步—张是江3年前在南京参
加“清毒运动”时认识的。在江的同学中，张公纬是他的密友之一。作为江的同乡，张早
在扬州时就听说过书香门第的江家，听说过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壮烈牺牲的事。张是
受中共地下党支持的学生会的副主席，颇有职业革命家的风范。

  尽管谈笑风生，看上去无忧无虑，但他们对他们所戏称的伪学生运动”却久久不能释怀
。在那场运动中，张是“总指挥”，带领着3000名学生和教授冲进火车站，强征了一列火
车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递交他们的请愿书。他们清楚地记得他们是如何呼喊口号的，“科
学不伪！”“求学不伪！”他们还记得早前在南京举行的清毒示威游行中，他们如何在孙
中山的铜像前肃穆地伫立，哀悼这中华民国的缔造者。

  1946年4月，江加入了共产，此时距他20岁生日还有4个月。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王嘉猷，
从南京到上海，他们一直是同班同学。上海处于地下的中共党组织的力量和人数正不断壮
大，吸引了不少学生加入进来，其中几位后来成为中国政坛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高级领导
群体中的显赫人物。

  同年6月23日，大约5万名来自超过300家单位的学生、教师、职员和劳工在上海北火车站
集合，从这里出发举行反内战、要和平的游行。共产党组织的这次集会游行，标志着从4月
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日益激烈的政治活动到了高潮，尽管这些活动的公开目的是争取和平
，但共产党的真实用意是要在与国民党争夺民心的斗争中赢得优势。到6月底，反战抗议活
动开始把矛头指向国民党，指向二战以来一是国民党盟友的美国。

  然而，对江泽民的两个妹妹来说，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始终是一个玩伴。江泽慧对她哥哥
的最初一些记忆也始自这一时期。1946年夏，江返回扬州老家过暑假，两个小妹妹便吵吵
闹闹地吸引他的注意，要他展示一下力量。

  “他伸开两臂，与地面约成45度，”江泽慧回忆说，“然后让我和姐姐一人抱住他的一
只胳膊。我哥然后把我们两人吊了起来，直到他的手臂与地面平行。”

  两个兴高采烈的孩子就像树上的猴子一样挂在他的手臂上。江泽民一直保持着这一姿势
，“像个体操运动员那样，”江泽慧回忆说，“他真的对自己的膂力感到自豪。”

  江泽民也在政治上增强自己的力量。他已经深深地涉足政治，甚至开始让自己的家人也
卷入了在当时是非法的活动。王嘉猷代表南京的共产党组织，询问江是否愿意帮助他们的
老友厉恩虞（他曾领导过“清毒运动”）。作为组织过多次运动的共党员，国民党正在通
缉厉，他需要转入地下并找到一个安全的落脚点。江泽民毫不犹豫地提出让他躲到自己的
姨妈家去。

  厉恩虞以江泽民表弟的家庭教师的身份搬了进来。江和厉已经3年没有见面了，但两人在
共同事业中所结成的友谊却丝毫未减。厉向江介绍了许多进步的革命著作，两人经常交流
读书心得。他们尤其喜欢看的一本书是1934年出版的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毛泽东在
撰写他的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时就曾参考过这本书。厉恩虞是江泽民眼中的
“老大哥”，对共产主义的思体系有广博的认识，他帮助江提高了在政治理论方面的修养
。
江泽民还帮助厉恩虞维持生计。当时整个国正面临着经济灾，而厉又不能抛头露面，要做
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有时，两人会和江的姨妈一起吃饭；另一些时候，江会分给厉一些他
从联合国机构领来的济品，或者用自己的教书所得买的一些简单的食物。厉恩虞在江的照
顾和保护下生活直1948年11月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控制权时为止。

  在以后的岁月里，厉恩虞成为南京中学的校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尽折磨，直
到1975年才获得平反。1978年，他死于癌症。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他没能亲眼看到他曾经
向之传授共产主义理论的年轻人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的总书记。1998年7月，厉逝
世20周年之际，江主席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忆厉恩虞同志》。

  “江泽民请我到他姨妈家去见厉恩虞，”童宗海说，“因为他想帮助我进步。江泽民总
是鼓励他的朋友求知上进。这是非常机密的事情，如果我不是非常值得信任的话，江泽民
是决不邀请我的。通过江泽民的介绍，我也和厉恩虞成为朋友。我们3人时常谈人生、信仰
和道德，有时也讨论共产主义理论。在这个方面，我把江泽民看作是我在思想上的良师。
”

  江主席后来不断强调中国人民应该维护“集体主义精神”，不应该只顾人的前途，这实
际上直接来自他当年参加学生抗议活动的体验。“这句话在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童说，
“江泽民身上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深厚的根基。他看到了团结协作的力量。”

  回首往事，童说，尽管江在那些抗议、请愿、游行和示威行动中扮演了日益积极和重要
的角色，他并不是单枪匹马地去做。“一个人是发挥不了这么大的作用的，”童说道，“
江泽民甚至也不是主要领导者。这些都应归功于地下党。”

  童宗海指出，江泽民敢于冒一些有备之险，他从不冲动或头脑发热。他在处理重要问题
时非常谨慎，说话时也很小心。“在日本人侵占时期，”童回忆说，“有时我会哼唱一些
抗日歌曲。如果我唱的声音有点大了，江泽民就会提醒我小点声。‘小心！’他会对我说
，‘如果让特务或汉奸听到了，你的麻烦大了。’”

  同样，有一次，当童听到江在唱一首特别慷慨激昂的歌曲时便询问这首歌的名字，江说
他也不知道。几年之后，童终于得知这首歌就是《国际歌》。即使到两人毕业的时候，童
仍然不知道江已经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在政治思想上很进步，”童
说“江泽民从不给他的好友造成压力！”

  直到1946年秋，江、童及他们的同学才被正式允许入读上海交通大学，被录取为四年级
的工科学生。

  这是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即便交大也在考虑严酷的裁员，取消除工科以外的所有课程
。江继续参加公开的抗议活动，尤其是支持教育的抗议。这些抗议活动要求给贫困学生与
教授以经济资助（并削减军费）；前一年的夏天，为此目的，学生还组织了“尊师”运动
来筹款。

  尽管肩负着许多校外活动的责任，但江的学习成绩依然保持优秀。上海交通大学工学院
下设3个系：机械系、电力系和土木工程系。江选了头两个系的课，这两个系在上海交大排
在最前他主修发电和运输。

  交大的课程非常严格。学生们不仅每周要上几乎40小时的课，而且每天还必须完成大量
的作业和实验。每一个月下来都有一次评估测验。有一些课程，每学完教科书上的一章都
要考试。学分的评定十分严格：以每一次月考的成绩加上期终考试的成绩（所占比重很大
），再得出一个平均分。

  江的时间非常紧张——他要阅读文学作品，加学生运动，还要为共产党工作，因此经常
和其他学生一样旷课。不过，正是因为缺课，他才更加刻苦勤奋，开夜车学以补上白天拉
下的课。

  然而，江从不夸耀自己的学习本领。“我们的系主任有问题最喜欢问王慧炯，”江泽民
几十年后很直率地对他的朋友们说道，王当时就在场，“他总能回答出来，还答得非常。
他喜欢学习，而且十分勤奋。他是我们的班长。”

  “我们在一个实验组，”江回忆说，他是指王慧炯，“直到今天，我还留着我的实验笔
记。我还保留着当年的无线电工程教科书。每次看到它们，比方说一个有关交流电的实验
，我的记忆就会像潮水一样喷涌。”

  “教学全用英语，”江继续说道，“教科书、实验报告、讲课、考试——这一切极大地
高了我们的语言技能。王教授的英语尤其流利；他的英语很棒，比我好。”

  “到现在多少年了？”2003年末，江泽民充满感慨地问王慧炯，“57年了吧？”他在实
验室中的老搭档点点头。这一刻，仿佛他们在中南海的晚宴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全消失了
，两个伙伴又回到了上海交通大学，而王依然班长。

  江也同样承认，有些同学是比他更好的工程师。江曾拿自己和一位同学作比较，这名同
学后来成为当时一项复杂技术的权威。江说，“尽管我和朱麟五一起投身锅炉研究……我
很惭愧地说，我从来没有达到过他的水平。” 
在大学时代，江泽民没有放弃自己对音乐和文学的爱好。即便当他从事革命动后，他也设
法找机会练习他的技艺。当学生们演出宣传产主义思想的小品剧时，他经常给他们拉二胡
伴奏，而且不管什么时候举行班会，他都会指挥大家唱歌。同学们都管他叫“指挥家”。


  江情绪低落时，他不会对他的室友倾诉。通常，他会盘腿坐在自己的床上，读些悲凉的
唐宋诗词。在大声朗读的时候，他时不时还会发出一些唏嘘感叹。

  “不管心事多重，”童宗海回忆说，“江泽民都不会发泄或生气。江泽民背诵古诗的时
候，通常都会找一首特别能反映他心情的诗。在高兴的时候，他就会选一些欢快的诗。总
的来说，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朱物华是江在上海交通大学时的教授，他是一个电子学专家，也来自扬州。有一次，江
选了朱教授的课他决定上门拜访这位老师。在当时等级森严的中国，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个
大胆的举动。在朱教授家里，师生谈了很多话题，包括他们共同的故乡。

  江记得，即使朱教授已经是一位声名远扬的学者，他仍然争分夺秒地学习。一有空闲，
他就会坐下来阅读或写作。朱物华这种好学不倦、求知若渴的精神，使他成为江泽民一生
仿效的楷模。

  此中还有外一个原因。就在起身告辞以前，江碰巧和教授的夫人聊了几句，她几乎没受
过什么教育。朱教授和他的妻子十分恩爱。尽管他们在学识上相差甚远，但他们彼此相敬
如宾，这一点让江泽民感动不已。这次经历给他留下了久远的印象。

  江所喜欢的另一位教授是顾毓琇，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
业的电机工程学博士，他还是中国最为卓越的院士之一。“江泽民的数学肯定很好，所以
他在顾教授的课上能取得好成绩，”数十年后成为一名国际知名学者王慧炯回忆说，“这
是学校里最难的课程之一。”顾毓琇还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剧作家和大诗人，他写了13部现
代戏剧和8000多首诗。

  在他的一生中，江都会找时间跟自己的老友和老师们叙旧。1997年10，在美国进行国事
访问时，江主席让人捎话说他想见见顾授（顾已移民到美国，定居费城）。此时，顾毓琇
已是95岁高龄，但他立即准备前往华盛顿或纽约去见他的得意门生，就像在两年前江头次
来访时所做的那样。但这次，江坚持亲自前往费城，以示他对恩师的尊重。

  在走进教授朴素的公寓时，江致歉说他应该早点来看老师。“今天，”江说，“我到这
里来看你。”两年来，他肯定直都怀着愧疚的心理。

  1993，江的另一名教授去世这时江正准备在两天后去看望他。“我今天起得很早，就是
为了来向我的老师们致敬，”江主席在交通大学悲痛地说道，“不幸的是，沈尚贤教授刚
刚逝世……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伟大的传统：那就是不管你的职务或地位如何，你都应该永
远尊重你的老师。如果我们全国上下所有人都能够保持这个光荣传统，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我们的祖国必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

  年轻的江泽民始越来越多地参加政治活动，而大学四年级的他，此时刚满20岁。1946年
圣诞前夜，两名醉酒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强奸了一名十几岁的北京大学女生。中国的报
纸上通篇都是社论，它们把强奸和“侵犯”中国主权画上了等号—一个普通的比喻说法现
在变成了一桩真事。这一事件激怒了全中国的学生，引发了“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尽
管美国和中国当局都极力低调处理这起强奸案，还是有5000名示威者走上北京街头呼喊反
美口号。这场运动在全国20多个城市得到了响应，人们游行、集会和罢课。北京、上海、
南京和天津的学校开始协调它们的政治行动。在上海，江泽民也参加了示威。

  在整1947年春季，江参加了一个接一个的抗议活动。从4月到6月，反内战的集会接连不
断。5月，全国部地区又爆发了多次反饥饿的示威。这场持续了一个月的名为“反饥饿运动
”的系列政治行动揭开了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的序幕，并把江泽民这代抗议学生和他们著
名的前辈联系在了一起。

  “如果不是中国人，就很难理解人们在那个动荡时代的心情，”当时大四的班长王慧炯
说，“所有的知识分子，即便他们不是共产党，也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首要的原因是腐
败。国民党抓捕学生领袖的做法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不满，甚至包括那些不是共产党员的
学生。那时我就不是共产党员；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我才入党。”

  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发表文章，赞扬了学生们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的主张，以及
他们所进行的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斗争。毛在文章中写道，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
面，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不久之后，在1947年的夏天，江泽民毕业了。尽管只有21岁，他的学识却非常广博，以
至于同学们都称他为“江博士”。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他的朋友们题辞留念：

  “江泽民兄是班里著名的‘博士’。”

  “他的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尤其精于数学；他喜欢辩论并往往赢得胜利——鉴于此，我
们授予他‘博士’头衔。”

  “他热爱体育运动，特别喜欢单杠和短跑。”

  “近来，他特别喜欢写诗和操琴，颇有乃祖江公’之风。” 
江泽民接受了两种极为不同的，但对他来说却同等重要的教育。一种是西方科学与工程的
教育；另一种是马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教育。当江成了正规的学校教育时，他已变得既“
专”又“红”，这对他在共产党的权力机构中漫长而稳定的晋升尤为有用。
尽管握有名牌大学的电机工程学文凭，江泽民还是遇到了找工作的难。他虽然听说在中国
东北发电厂有空缺职位，但此内战正酣，交通几乎断绝，他去不了那里。由于无事可做，
他和他的朋友童宗海只能四处打零工。在空闲时，他们就回学校去碰运气，希望在系里面
的告牌上出现一个工作机会。

  “江泽民和我有一个约定，”童回忆说，“如果他发现有适合我的工作，他就告诉我，
而如果我发现有适合他的工作，我也会告诉他。”

  但不久，因为江一直忙于他事，查看公告牌就成了童的职责。8月，他看到了上海海宁洋
行（这是一家中美合资食品企业）的一张招聘启事。这张启事是他们的一位教授贴。“找
到江泽民以后，”童回忆说，“我们就直接去了那个教授的办公室。”第二天，两人怀揣
推荐信来到了海宁洋行，一位经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很显然，”童回想说“已经有人向厂方介绍了我们的情况。”他随后微微一笑，说道
：“谁想得到是我帮江泽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而从此他会一路高，最终成为党的总书记
和中国国家主席？”

  上海海宁洋行是一家生产冰激凌和果味冰棍的知名企业，在食品店和杂货店里都能买到
海宁的产品。海宁最有名的品牌——“美女牌”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在冷饮市场占有
很大份额。由于制冷设备庞大——在上海所有的外资企业中，海宁拥有最大的冷藏设备—
—海宁需要用两台发电机供电。江泽民和童宗海进了海宁行电力供应部工程科，开始了他
们的见习生涯。

  海宁的工厂位于上海市口区，这是个曾经繁华一时的商业区。1937年，日本侵略者摧毁
这片地区以后，这里就沦为了贫民区，住的都是从江苏来的工人，他们中很多人都在海宁
厂的流水线上工作。由于来自同一个省份，说着同一种方言，江泽民和工人们相处融洽，
尽管他们的教育背景悬殊。

  一天，一个工人要江泽民修理一台坏了马达。“我大吃一惊，”江在50年后回忆道，他
的感受仍然十分新鲜，“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着手。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大学生。但我学
过的微积分、物理和工程学课程却没有一门教过我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从此以后，江
泽民必须成为“修理东西”的行家。

  1947—1948年的冬天尤为艰难。内战引发的严重粮食短缺开始在全国蔓延；在上海，有
大约500人死于饥饿。内战激烈地继续着，国民党在和共产党的争夺中丢失了越来越多的地
盘，上海成为孤注一掷的国民党企图保住半壁江山的关键。蒋介石的战略是退守长江以南
，组织长江防线。为了加强食品供给，国民党政府买下了上海海宁，向美国老板支了30万
美元的补偿金。

  海宁厂工作4个月后，童宗海决定转到湖北黄石的一家发电厂工作，从上海到那里需要溯
江而上数百英里。童出发的那天，清晨5点，江泽民和厉恩虞（他仍然住在江的姨妈家里）
来到上海码头送别他们的好友。

  中国的政治形势依然风云变幻。从严格意义上讲，江现在正在为国民党政府工作。在频
繁的通信中，江泽民鼓励童宗海与当地的共产党人交朋友，但同时提醒他不要暴露自己的
真实信仰。江泽民的谨是明智的，这也是他的特点。“在我到黄石大约5个月后，”童宗海
说，“我终于和这里的地下党接上了头。我于1948年参加了地下工作，并在1949年初正式
入党。”当地的共产党组织也十分谨慎。他们告诉童不要再和江通信，以免危及他们双的
安全。国民党秘密警察在检查来往邮件，童和江的通信不仅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也有可
能连累其他人。他们的友谊中断了数年。

  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1948年5月，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对江的另一位同窗好友、学
生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张公纬发出了逮捕令。接着，张和当局玩了两个月危险的捉迷藏
游戏。有很多次，这个年轻人都是侥幸口逃生，直到最后，共产党安排他和另外8名遭追捕
的同志坐船离开上海。张被告知到一个大百货商店去接头，这种人来人往的地不容易被特
务盯上。从那里，他和接头人将一同前往码头。

  张公纬按照约好的时间来到了指定地点，但是却没有人来，他感到有些不安。突然，一
辆美式吉普戛然而至，他的心一下子怦怦跳了起来。“难道行动暴露？”他心中暗想。

  他正准备拔腿逃跑，这时，从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正是江泽民。江一把抓住张，压低
声音对他说：“跟我来。”江猛踩一脚油门，一溜烟地向指定的码头驶去。就要抵达目的
地的时候，他把车靠到了路边的树荫里。“公纬，”他说，“我只能把你送到这儿了。到
船那边去吧。其他人在等你。”

  他们当时不知道，过不了多久，他们就再也用不着这样谨慎匿了。1946年，毛泽东曾预
言要用5年时间打败国民党，但到1947年年中的时候，内战的天平已经在向他那边倾斜。到
1948年时，国民军队在全国各地屡战屡败。在靠近苏皖边境的大别山区（这里离10年前江
上青遇难的地方不远），一位名叫邓小平的43岁的指挥官率领20万大军打了一个大胜仗。
1948年秋，国民党在东北损失了将近50万军队
1949年1月，共产党攻取了北平。中共中央指示上海的地下党护好工厂、机关和学校防止国
民党破坏。上海下党还被要求在夺取城市之后，配合人民解放军维持秩序，尽早恢复生产
。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第二天，毛泽东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令，旨在“坚决、彻
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100万解放军兵横渡长江
，向内地、向南方进军。

  整个天，解放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当共产党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克国民党的
首都南京时，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涌向了台湾。在上海，国民党展开了报复行动，他们攻
击各种类型的共产党团体并在一个警察局杀害了两名交大的学生。在5月初的时候，形势变
更加一触即发。当解放军打到上海外围的时候，江泽民担心国民党军队会在逃往台湾时运
走工厂里的重型设备。“我们不能让他们拿走属于们的东西，”江对工人们说，“那样我
们就得喝西北风了。”

  对江泽民而言，考验他和工人们的良好关系的时候到了。“我今天到这儿来是征求你们
的意见的，”他告诉他们，“你们都比我年长。我们工人全靠这些机器吃饭。不管谁赢，
不管工厂归谁，我们都得生活。如果机器被搬走了，我们就没办法养家糊口了。”工人们
请江提个建议。凭着4年参加学生运动的经验，他把工人们分三班，轮流保卫工厂。他们还
把卡车从厂区开走，把小型工具隐藏起来。

  不过，所做的精心安排没有派上用场。国民党军队已是兵败如山倒，除了中央银行库存
的金条和银元，他们几乎什么也没带走。他们没有时间去进行大规模的劫掠，在食品厂，
江和工人们没有遇到任何冲突。上海战役仅仅持续了两周。5月25日，解放军突入市区，并
在两天内占领了整座城市。不过，仗并没有打完。国民党后来轰炸了上海的发电厂。江亲
手启动了工厂的备用发电机，以防止厂里的冰激凌融变质。对解放事业的这一贡献使他终
生感到自豪。

  充满风险的岁月结束了，地下工作者转入地上。江泽民已不再需要隐藏他的共产党员身
份。由于他保卫工厂的努力，江被任命为工厂的党代表，负责抓生产。与同时他还担任副
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

  在被接管之后，工厂成为益民公司的一部分，并改名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整个公
司都隶属于华东工业部。1949年9月的一天，汪道涵（华东工业部部长、一位崭露头角的党
的领导）来工厂视察。在视察中，他看到了一家陈旧但十分整洁的乳品厂，到处散发着新
鲜冰激凌的香味。此外，更要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

  “江泽民充满了活力，”回忆起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汪说道，“他是党员，而且给人
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

  “共产党人刚从国民党手中夺取了上海，”汪接着说，“这时离人民共和国建立还有一
个月，我在上海军管会中负责重工业。益民是我们辖下的一家公司，江泽民就在益民所属
的一家食品厂工作。当我遇到江民的时候，他才23岁。”

  “江泽民在益民的总经理办公室等我，”汪说，“在我听了简单的报后，江泽民代表工
厂向我报告了他们新的商业策略，包括一份有获取原材料和商品销售新思路的详细报告。
上海一家大的奶牛场是益民的供应商，由于供货稳定，生产能力充足，所以搞好工厂的关
键在于销售——也就是要为益民的冰激凌、冰棍和饼干找到顾客。江泽民组织了许多销售
小组，并把重点放在食品店和杂货店。”

  汇报结束后，江和其他几名经理陪同汪道涵来到厂房内参观了益民的生产线，在当时的
上海这可是最先进的。“江泽民干劲十足、精力充，”汪回忆说，“是一个工作勤奋的专
家。”

  在他们商讨用什么新招把那冰冻美食送到饱受战争蹂躏的市民手中时，34岁的汪和江立
即觉得彼此十分相投。尽管江在益民已经受到破格提拔——他已是技术保障科科长和副总
经理——但他和汪的关系将帮助他很快升任总经理一职。这层关系后来又得到了进一步的
加深，因为汪的妻子就是益民公司的董事长，是江的顶头上司。

  “我负责全上海的工业企业，”汪特别提到，“我妻子在我的领导下管理着一家大型控
股公司，而江泽民在她下面的一家子公司里工作。”

  江泽民和汪道涵很快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他们都
曾是地下工作者；江在汪的妻子手下工作；他们都有相似的技能和旺盛的精力；而且两人
都与江上青——江泽民的养父——有关系：汪曾负责军需后勤工作，并像江上青一样，在
游击战时曾在张爱萍将军手下工作过。

  “因为江泽民是厂里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我妻子的下属，”汪回忆说，“他们越来越熟
悉，江泽民了我家的常客。我妻子比江泽民大9岁，我们开始把他当小弟弟看待。除了谈工
作，我们也谈其他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江泽民的身世非同一般：他是江上青烈士的
养子。我和江上青烈士并不相识，但我听说过他的英雄事迹和牺牲经过。” 
在江泽民早年的生涯中，不管是在工作上是在生活上，不是碰上了充满机遇的挑战，还是
碰上痛苦的磨难，他都会向汪的妻子倾诉。汪道涵和江泽民的相识相知也逐渐发展为一种
终身不渝的友谊并改变了两人的生活。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个高高的城楼上，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他向群众许诺要建立一“新中国”，没有外国占领，没有内战。但是和平不
会轻易到来，繁荣也要经过长期的奋斗才能取。上海共产党人的兴奋很快被他们的解放者
的怀疑态度所冲淡。对于过惯农村生活、经常缺衣少食的解放军官兵来说，上海这些老于
世故、生活西化的同志带有太多的资产阶级味道，尽管他们也是党员。

  除此以外，城市处于混乱状态的现实也加重了紧张局势。物价飞涨，失业严重。米、煤
、棉花和其他必需品都出现短缺。即使买一样简单的东西，也要排上好长时间的队。“三
个人的食物五个人分”，毛发出号，希望能有所帮助。但随着不满情绪的增长，示威者走
上了街头。

  不久以后，政府掀起了一轮揪坏人的运动，把目标指向了“敌特、反革命分子和政治流
氓”。上海市政府下令，所有的前地下党员都必须接受一段时期的“整训”，旨在彻底消
除他们的任何旧思想。“整训”的方式包括密集的讯问，以挖出国民党特务和暴露有资产
阶级思想的人。

  过去6年以来，江泽民一直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支持共产主义事业，他对接受这样的“整
训”深感羞辱，并为由此中断他在厂里的工作而不快。当人们正在忍饥饿的时候，食品生
产却要受到耽误。江被带到位于上海市区以南25英里的松江，尽管他很恼火，但他还是接
受了讯问，并顺利过关。仅仅一个月后，他又重返益民厂的老岗位，而且还多了两个新头
衔：第一副厂长和党支部书记，而第二个头衔更为重要。这是他在共产党内的第一个正式
领导职务。

  共产党革命之后，中国的企业都建立了双重的管理机制：一重是党的领导；另一重是行
政或业务领导。从20世纪50年代初直到90年代末，党的领导体系掌握着大部分的权力。作
为益民的党支部第一把手，江有效地控制了企业，不久又成为行政第一把手。尽管只有25
岁左右，他在益民食品厂的领导职务将使他为上海工业界的精英之一，这为他以后在党内
晋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1年2月，他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上海市虹口区第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

  对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来说，在工厂的工作经历被证明是
他们提升的关键。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技术管理人员，都曾经管理过诸如工厂或研究所这样
的国有企事业位，并在这一系统中升上高位。这与前两代领导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邓小
平的“第二代”，个人升迁是靠戎马生涯和军功取得的，而毛的“第一代”则致力于创立
思想体系，创造出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作为益民食品厂的首脑，江实施了新的政策和计划。“美女牌”商标被废弃了，取而代
之的是新的“光明牌”，这反映了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政治转变。今天，“光”仍是
食品行业最知名的品牌之一。

  作为热情的共产主义者，江民还坚持让他的工人在工间休息时高唱共产主义曲。1950年
，当政府试图将供电系统国有化时，工厂经常出现断电现象，江便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些空
隙，领导厂里的工人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多年后，已成为高级领导人的他，在视察
一家工厂时，突然脱口唱出了这首歌。同时，他也懂得市场的重要性，并寻求通过富有创
意的广告扩大益民的市场份额。

  作为管理者，江努力让手下工的生活过得舒适些。他提高了食堂里的膳食档次，并向夜
班工人提供免费夜宵。职工还可以把饭菜带回家去给家人吃，在当时是普遍的做法。（企
业会大批量购买诸如鸡蛋这样的食品，将其发给职工以补贴他们微薄的收入。）江组织了
许多文化活动，比如在工厂内组织表演小品和音乐剧，并且为文娱活动提供了场地。他已
开始养成他特有的那种处事方式：关注上级的兴趣，同时关心下属的要。

  就在江升任厂长后的数月内，益民便超额完成了生产指标。益民成了模范工厂。很快，
另一家生产“梅林”牌罐头的食品厂与益民厂合并，也受江泽民领导。

  工作之余，江的心思转向了成家立业。1949年12月，23岁的江与自己高中时代的心上人
王冶坪结婚，他和她相知几近一辈子。据说，“两人从小青梅竹马”。王是江的养母的亲
侄女，从姻亲而非血缘）关系上来说是江的表妹，他们的结合使这个大家庭变得更加紧密
了。

  江的妹妹江泽慧回忆了兄长当年的恋爱史，她说：“当三哥从南京转往上海交大以后，
他经常去看望我的外婆——也就是我母亲的母亲，和我的舅舅——也就是王冶坪的父亲。
我外婆和舅舅都非常喜欢三哥。1949年，当我母亲到上海时，她欣喜地看到三哥和她的侄
女正在谈恋爱。”

  这一恋情正是一个性格互补而吸引对方的佳例。江喜欢社交，充满自信，而他的新娘则
文静和善，含蓄谦逊。王冶坪也同样多才多艺，受过良好教育，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为了改造中国社会和根除封建传统，共产采取措施对婚姻进行了趋于自由的改革。在共产
党接管政权之前，男人主宰着他们的妻子，但在新制度下，妻子和她们的丈夫是平等的，
还可以离婚。一改革所造成的一个出乎意料的后果是，妇女婚后不仅要加入报酬微薄的劳
动大军，传统还要操持丝毫未减的家务活。

  江的新婚妻子和他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她祖父在上海是一个成
功的商人，还是一个古玩字画收藏家。她的父亲曾到过美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拥
有一家经营还算成功的工艺品厂，但在他早逝之后，王家的财富消耗殆尽。

  当时以及在以后的多年中，一个谣言四处流传，江的新婚妻子是一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的亲戚，而这位领导人也姓王。在中国，有超过7％的人都姓“王”。

  大约100名宾客参加了那场历时3小时的婚礼及婚宴，地点是在位于市中心靠近外滩的一
家华丽的饭店。外滩是一条著名的滨河道，它被称为世界建筑博览馆，因为你能在这里看
到各种风格的建筑物。

  “按照传统，”王慧炯回忆说，“每个宾客都送一个装钱的小纸包，有些还装在红纸包
内。当然，客送的钱抵不上婚礼的开销。我和江泽民都参加了对方的婚礼，我还是他婚礼
上的两个证婚人之一呢。”

  “毕业后，我和江泽民的关系变得更加亲，”王回忆说，“但是要想保持经常联系很困
难，因为新工作的压力，还有时局的紧张，而且在革命胜利之前，暴露我们的共产主义或
反国民党观点是很危险的。有一次，我们在街上邂逅，彼此间因为相当长时间没有联系而
有些尴尬。自从1956年我离开上海以后，我们有20多年都没有联系。

  1952年，年轻的江泽民夫妇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他们给他取名为“绵恒”，意思是
“绵和恒久”。1954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出生了，他们给他取名为“绵康”，意思是
“绵和健”。尽管肩负着厂里和家里的重担，江仍然照顾着他的两个小妹妹，甚至在他力
所能及的时候娇惯她们一下。几十年后，当江泽慧回忆起当年她亲爱的三哥送给她的一件
特殊礼物时，仍然露出了微笑。

  “我们那时上体育课要求穿运动鞋，”她回忆说，“由于许多同学都来自富裕家庭他们
都穿着时髦的运动鞋，特别喜欢向别人炫耀。我和我姐姐非常羡慕。我们没有运动鞋，因
为们买不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大笔开支。于是我跟姐姐决定给在上海的三哥写信，向他
诉说我们的‘困境’。很快，两双运动鞋就寄到了我们手里！我永远忘不了我是多么的快
活，我向所有同学夸耀我的运动鞋怎么比他们的要好。‘我的鞋是上海的，’我说，‘你
们的是扬州的。’”

  两个小姑娘开始到江在益民食品厂的宿舍过暑假和寒假。他为她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向她们展示了著名的“光明牌”冰棍是如生产出来的，还教她们跳交谊舞。

  “三哥总是给我们安排各种活动，”江泽慧忆道，脸上露出少女般的欢欣，“有时，他
会带我们去湾体育场看比赛，或者带我们去公园看风景。尽管他在厂里很忙，但只要他有
空，大多数时候是在星期天，他都会给我们找一些有趣的事情做。”

  江和他的妻子住在工厂宿舍楼二楼的一套小公寓里。整个房子只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小阁
楼，尽管很挤，但他们总是欢迎家人来住。当江泽慧的母亲搬到上海在一家银行找到工作
后，她和儿子儿媳在一起住了5年。

  江泽民还提出要把江泽慧和她姐姐接到上海她们母亲身边，但是七叔认为扬州中学能提
供最好的传统育，他担心上海会给小姑娘带来太多的诱惑。“我和母亲呆在一起的时间不
多，对此我感到有点懊丧，”江泽慧回想往事时说道，“但我在扬州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
光，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七叔对我就像父亲一样。他和我的生父只差3岁；他们在战争中
并肩战斗，并拥有共同的朋友。后，七叔成为一名外国文学教授，后来专攻俄罗斯文学和
中国古典诗词。”

  与此同时，新中国政府正面临一场考验。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天后，美国政府宣布
继续支持国民党政权。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国向它的韩国盟友伸出了援
手，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前往台湾海峡巡逻。美军一直把部队推进到中朝两国的界河——
鸭绿江。本来对美国的介入深感不安的中国政府出兵支持北方。这场冲突在西方被称为“
朝鲜战争”在中国则被称为“抗美援朝”。

  对许多中国公民而言，不管他们的参与程如何，这场战争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在蒙受
多年的屈辱之后，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统一而且真正独立的政府。毛泽东命令他的部队把
美国军队从中国边境上赶回去。在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和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中国在势均
力敌的情况下设法束了战争。尽管有70万—100万中国人献出了生命，其中包括毛本人的儿
子，中国人仍然带着一种自豪之情来看待这场战争。《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标志着长期
以来中国总是在谈判桌上丧权辱国的历史的结束。许多中国人把中国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
归功于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此时，中美关系陷入历史最低谷。 
1951年，汪道涵把江泽民调到中国制皂厂（后改名为上海制皂厂）。江上任时，该厂只开
工一半，正在亏损。年仅25岁的江被任命为副厂长。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工厂进行
国有化改造。

  经济千疮百孔，几个大城市正处于崩溃的边缘，面对这种形势，政府控制是实施改革的
捷径。政府采取了极端措施以控制资源、企业和土。计划经济在中国建立起来了，这不仅
仅是奉行马列主义思想的需要更是现实的需要。根据苏联的模式，国家将掌握所有的生产
资料，并提前决定每个工厂的产量。与此同时，共产党还发动了一些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旨在净化党员队伍并使全国上下保持团结。

  毛泽东试图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他们的国家，中国进入到“苏联模式时期”。在北京，中
央政府的计划们模仿他们的苏联同行，开始推行农业集体化，发展重工业，并为每一家工
厂制定生产指标。（举例来说，计划经济要求每个渔民每天不折不扣地完成捕鱼200磅的定
额，但不管每天捕捞到的是鱼，是贝壳，还是泥沙与石头，只要这200磅被上交、过磅、记
录在案，并向上级报告）

  人数逾40万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指导工厂的建设和运转。同时，成千上万名中国人被
派往苏联，去学习他们的方法。回顾当时情况，人们可能会觉得费解，什么刚获得解放的
中国会让自己严重地依赖苏联。后者毕竟是列强之一，但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官员们都是理
想主义者，坚信社会主义的神奇团结力量。

  1953年初，汪道涵被提升为北京新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当时中国正在采用
苏联的体制，该部被要求制定更高的生产指标，建立新企业并组织研发工作。汪的使命是
，为制造重型机械和电气设备集中最好的技术力量。汪努力给这项全国性的工作寻找最优
秀的人才，为此，他把江泽民调到了该部设在上海的第二设计分局，并让他担任了个新成
立的电力设备部门的主管。对时年26岁的江来说，这只是一次平调，但给了他一次在技术
要求更高的环境中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

  之后不久，国务院便指示一机部起草本部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这件事非常重要，
汪道涵提议把江调到北京协助起草工作。这也没有直接给他带来提升机会，但这项任务使
江对政府决策有了第一手的经验。

  当时，人们把效益和规模画上了等号：他们相信，工厂越大，生产率就越高。1955年，
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约》签订5周年之际，毛泽东致电苏联领导人，“对苏联政府帮助中
国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企业表示由衷的感谢。”在这些新建企业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位于北京东北约500英里的吉林省，该厂后来发展为中国首屈一指的
轿车和卡车制造企业。在整整6年中，这个大工厂成为江泽民的家。他在这里进一步提高了
自己的管理水平，并慢慢领会到中央计划体制的一些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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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量与不幸福的量是一样的，珍惜神所给的。

     放下的越多，得到的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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