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en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Brainwashing (北冥有鱼), 信区: Green
标  题: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转罗伯特·劳伦斯·库恩）4
发信站: BBS 哈工大紫丁香站 (Thu Feb 24 21:12:26 2005)

1953年7月15日，在北京东北500英里以外的吉林省长春市开始兴建一家庞大的汽车厂。该
厂由苏联专家设计，位于城市郊区的高粱地中，是仿造当时莫斯科附近的斯大林汽车厂而
建。1954年11月，当江泽民被派到那里工作的时候，工厂还没有完工，但政府已经在为竣
工投的日子作准备了。

  江终身的良师汪道涵解释说：“我们下大决心要建设中国的第一家汽车工厂，我们需要
最优秀的人才。”

  第一机械工业部计划选派700多名技术人员到苏联学习。为了给此行作准备，江泽民参加
了在长春郊区举办的俄语强化训练课程。1955年4月，江和其十几个人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
列车，经过漫长的路途西进莫斯科。在那里，江只要一有机会就练习俄语——在正式会议
上，在与陌生人的邂逅中——他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他还鼓励那些沉默寡言的同事
以为榜样。

  “要在这里取得功，我们必须多听多说。”江告诫他们说，“千万别怕为情。”除了学
习工作所需的先进技术以外，江还陶醉于俄罗斯丰富多彩的文化之中。他早就喜欢看翻译
成中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如今他更能读到他所钟爱的那些杰作的原文。他学会了多首俄
罗斯歌曲，他喜爱丰盛的俄斯食物，尤其是一种俄文叫“列巴”的黑面包。

  尽管江在新环境中生活很愉快，他还是常常想家。他不能将妻子和孩子们带在边，他知
道妻儿在上海要克服他不在家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当黯然神伤的时候，他拉二胡，唱中文
歌。这种自我安慰法能让他稍稍舒缓心中的忧郁。

  斯大林汽车厂规模庞大，是典型的苏联风格。指派江的工作是学习能源知识、节约电力
以及电厂和电网的管理。他大部分时光在中央控制室中度过，坐在凳子上面对一大堆监视
工厂庞大电力供应情况的刻度盘、测量仪、控制板和各种仪器。

  此时，在莫斯科——就在离江学习的地方不远，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它震撼了整
个共产主义世界。1956年2月26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一篇激烈的演讲中大胆地攻击了去
世仅3年的斯大林。这篇讲话发表在苏共二十大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代表们听得目瞪口呆。
讲话谴责了斯大林“严重地滥用权”。赫鲁晓夫称，斯大林通过“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手段
不仅打击真正的敌人，用它来对付那些没有犯下任何罪行的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
害”。赫鲁晓夫补充说，残暴与镇压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斯大林不择手段地推行个
人崇拜”。

  这位苏联领导人最后总结说：“同志们，我们必须废除个人崇拜。”

  后来的历史学家会认为该演讲是20世纪最重要的演讲之一，但在当时，其全意义并没有
为人所理解。苏联大力声讨“个人崇拜”之际，正是中国接受“个人崇拜”之时，而且中
国将要出现的对毛泽东的崇拜远超过了苏联以往对斯大林的崇拜，后果更严重。

  1956年早春，就在江奉召回国参加长春汽车厂竣工典礼之前几个星期，他应邀出席欢迎
中国共产党武装部队前总司令朱德元帅的招待会。朱到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他想会见正
在苏联首都学习和受训的中国留学生及专家。当江来到招待会上时，他惊讶地见到了自己
的老朋友张公纬。自从8年前江帮助他逃离国民党的追捕后就再也没见到过他。

  “我从没想过还能见你。”江说道。

  张回答说：“我不愿打听你的消息，因为我怕听到自己不愿听到的消息。”

  两个老朋友热烈地拥抱，他们然不顾身边招待会的活动，一起回忆着过去的日子。

  张能成功躲避国民党追捕的部分原因在于他改了名字，这是当时地下工作者的普遍做法
。在此后的岁月里，两人在不同的事业领域中都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江泽民始终坚持叫他
的老朋友“公纬”，而张为其他人所熟知的名字是余力教授，一位著名的矿业技术专家。


  1956年春天，从苏联回国后不久，江扬州探亲。他的祖母病了，他赶去探望。祖母于两
个月后去世。借此机会，大家庭重新团聚了一次。江泽慧尤为高兴见到她的三。她回忆说
：“那时我已经中学毕业，正在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三哥对我申请的院校非常感兴趣。在
中国，选择合适的学校极为重要。”

  几个月后，江泽慧望地发现自己的前3个志愿全都没有被录取。这是3所中国录取条件最
严格的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她没有申请一所后备的学校。那个时
候，对没有去向的考生的政策是由政府为其指定一所大学和一门专业。江泽慧曾希望学心
理学和哲学。然而，她却被分配到了安徽农业大学主修林业学，她对这一领域一点都不了
解，也不喜欢。

  她回忆说：“我感到沮丧和痛苦，不肯去报到。但七叔和三哥都鼓励我。三哥给我写了
封信，信里写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绝对应该去，而且
还要成为林业学方面的权威。’”

  这封信所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不管环境如何，江家总是尽可去适应环境；而且要努力做
到最好，不管他们最终能做到怎样。江泽慧听从了她哥哥的建议，并逐渐热爱上了这一不
期而遇的事业。她成了一名世界一流的竹藤研究专家，并成为了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
。 
“我上大学时，三哥在长春工作，”江泽回忆道，“每个他都给我寄10多块钱资助我，也
给我姐姐寄10块钱。那个时候，这可是一大笔钱了，而他自己的工资很低。他还要供养父
母、妻子两个儿子，以及搬过去与他们同住的岳母。但他从没漏掉过一个月。”

  当江泽民走进明亮的新工厂时，他已经被任命为动力处科长，下属两个实验室和100名员
工。1956年7月15日，工厂生产的第一辆车——一辆解放牌卡车驶下装配线。几乎同时，江
被任命为副处长，这是一次正常的提拔。由于他的两个上级中一个是苏联人，另一个不是
党员，因此江还被任命为动力处的党部书记。

  处里的人在见到江之前都有些担心。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没离开过出生地东北，对他们来
说，这名在上海受过教育的领导似乎有些令人敬畏——他少年志，身为知识分子、专家以
及党的干部。但江泽民第一天兴冲冲露面时，身着一身蓝色工作服，开始和大家聊天，话
涉及各个方面，从大家的经历到各人的专业，从他们的业余爱好到各自的庭。很快，江就
得到了一个亲切的外号：“神侃”。

  一位前技术员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这位新领导时的情景：“我告诉江泽民说我喜欢听戏
曲和音乐，尤其是京剧。他变兴奋起来：‘太好了！我也喜欢京剧。’他问道：‘你会唱
李多奎的《钓金龟》吗？’”

  当这位技术员说“会”的时候，江搂住他的肩膀说：“来，俩一起唱！”

  另一位同事陈运恒（音译）则有着更具敏感性的顾虑。作为动力总工程师，他是江的上
级，但他却不是共产党员，这可能会造成尴尬的局面。他回忆说：“我当时非常担心自己
能不能跟这个党员副处长搞好关系”在一个革命化的国家，政治总是很敏感的。“但江泽
民很好相处，”陈又说道，“他不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对我们非党员也很和善。”

  江喜欢说：“我爱才！”那个时候，不是党员的专家会到猜忌。当其他领导不敢让他们
负责任的时候，江泽民却敢冒这个险。有一位很有创新精神的工程师一直未受重用，就因
为其父亲曾开了一间小商铺，被认为是资本家。江在谈到他时说：“他父亲怎么样跟他无
关！”在江的支持下，这个工程师后来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多次获奖。

  于数学和自动化的总工程师方明松回忆说，江本人不是最有才能的开发人员，但江了解
和赏识其人的才干。方说：“从技术角度讲，江泽民自己并没有做出太多改进。但作为动
力处副处长，他挖掘出了每个人的潜能。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江尊重知识分子。我从
没感到过那种在党的领导干部面前通常会有的压力。他使我觉得自在。”

  江泽民在长春交了几个亲密的朋友。其中一位名叫沈永言，也是动力工程师，负责设备
安装。他们都是江浙人——来自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人。这两个地区因食物、口音和文化相
而常被统称在一起。

  沈回忆说：“江泽民和我认为我们是老乡。我们相识的时都还年轻：他30岁，我29岁。
我经常去他家。因为时一到晚上也没什么可干的，我们就经常聊天。他经济负担很重。我
们彼此之间非常坦诚。”

  午饭时，两人都是从家里带饭吃，避免在食堂排队。他们吃得很快，随后打乒乓球。多
年以后，他们这种友好的相互较劲还是显露出一丝痕迹。沈说：“江喜欢打乒乓球，但球
艺一般，主要是削球，扣球不行。”

  王冶坪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也搬来了长春。她在同一座工厂的党委办公室里找到了一份工
作。江一家分到了一套位于4层的单元房，三室一厅，包括江的母和岳父母在内一共住了7
口人。尽管如此，这房子与当时中国许多家庭的住房比起来还是很舒适的，有中央供暖系
统、煤气灶、自家用的卫生间，以及能将东北平原冬天的严寒阻隔在外的双层玻璃窗。

  工厂里的3万工人几乎全都住在类似的红砖楼宿舍里。工厂提供了典型的“从摇篮到坟墓
”的服务，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一切将给国有企业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这其中包括照
看孩子的幼儿园、提供打折商品的商店以及医疗服务等。一些国有企业甚至有“公司墓地
”。

  在工厂里，前途显得很光明，特别是对江泽民来说。他与苏联上司关系融洽，两人经常
唱俄罗斯民歌。江的职责之一是陪同各类代表团参观工厂，有一次3个教过他的教授来访时
他还专门款待了下。江的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工厂也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批汽车生产指标
。

  但好景不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形势日趋动荡。1956年，毛泽东发动“鸣
放”运动，恳请知识分子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诗，宣布：“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通过争取知识分子，毛泽东希望能促进新形式的艺术文化体制的产生，
这是他一辈子的热望。周恩来总理也寻求对中央政府的建设性批评意见。“政府需要人民
的批评，”周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没有这种批评，政府将无法发挥其人民民主专
政的职能。”后来发生的事是悲剧性的：自由昙花一现，然后变为“引蛇出洞”与压制反
对派的一种手段。
一开始，狐疑满腹的知识分子认为毛泽东呼吁是一种计，几乎无人发言。可是，当毛泽东
开始批评那些没有提出“健康”意见的人的时候，许多人屈服于他们压抑已久的渴望，提
出了他们为对改进管理有益的诚恳意见。可是当提出的意见开始关系到民主和人权，建议
应该“开放”，当批评信件开始像雪片一样飞来（在1957年年中6个星期的时间里，上百万
封信涌到了中央的权威机构），这位伟大舵手不无理由地把这些批评定性为对他的领导的
明目张胆的进攻。毛给反对派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并决定把“反右运动”升级。

  这些所谓的“右派分子”都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一开始，只有几千人被清洗，但“
反右运动”愈演愈烈，不久被宣布为“右分子”的人就超过了50万。一个“右派分子”可
以期望的最佳结局就是降职去“劳动改造”。有些被殴打并囚禁，些被迫害致残甚至致死
。

  北京借此机会考验大家对党的忠诚。作为动力处的党支部书记，江泽民收到了需要从他
手下清洗出去的“右派分子”指标。江觉得很多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批评值得尊重，并且很
有用。在身边的其他单位忙于清洗和惩罚的时候，江充满矛盾。

  江向他的好朋友刚刚入党的沈永言倾诉说：“肯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我们中间怎么会
有那么多‘右派’呢？他们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所有这些培养和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
怎么会突然变成‘右派分子’呢？这不可能。我们应当尽可能多挽救几个人。”

  开始时，由于江的犹豫消极，他的下属中没有一个人被清除。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在比动力处稍微大一点的基建处，有11人被划成“右派”。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对这一官
方运动的缺热情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他自己也更具危险。几个本来就嫉妒江的成就的狂热
分子开始提出疑问，与他向沈永言提出的问题恰恰相反。一些人在私下说：“动力处有那
么多知识分子，怎么会没有‘右派’呢？”

  最终，江迫于压力确定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有类似宗教的思想。但江还要勉为其难地再
找一个。那时在动力实验室里有两种不同的车床。一种是苏联制造的，刚运来不久；另一
种是在1949年以前从美国进口的。正是这两套设备的差异使江找到了第二名“右派”——
一个名叫葛冬青的中层干部，其过错就是他认为苏联车比美国车床噪音大。

  “谁会怀疑葛冬青这句话的正确性呢？”多年以后，沈永言不无讽刺地笑着问道。“苏
联和美国的两台车床就互相挨着，哪台机器噪音大是明摆着的事儿。只有聋子才会对此表
示怀疑。”

  但在那个紧张的年代，以任何方式赞扬美国的言论都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事业。假如“噪
音大”的言论在江报告之前就广为传播，江自己的事业可能也会被毁掉。如果想找证据，
江只要看看他自己的家庭就可以了。他的姐姐江泽芬当时是江苏省的一位小学教师。她公
开为一她认为是被错误批判的人士讲话。为此，她也被打成了“右派”。尽管学校另一位
老师为她辩解，她还是被降为临时教师，并被派到一所村学校。后来她被遣送回家，每月
不得不靠8块艰难度日。

  受到江的公开批评后，给车床“贴标签”的葛冬青便被免去了管理职务，贬去从事体力
劳动。同时，他被迫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并出席“批斗会”。

  江始终对自己在葛被免职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感到于心不安。“几十年来，甚至直到今天
，江都非常后悔自己对葛冬的做法。”沈永言回忆说。“江向他道歉了好几次。1962年给
‘右派’摘帽的时候，江特别关照了他，葛是第一批被帽的。”

  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标以后，江努力保护属下的其他职工。一个年轻的技术人员轻率
地发表了批评意见。江发现后，严厉地批评了他，随后又真诚地与他谈心。

  这位后来移居美国的技术人员回忆说：“我都准备好去死了。我害怕极了，当朋友告诉
我，我被定成‘右派分子’，江要找我谈话时，我甚至想到了自杀。在等着见他的时候，
我特别紧张，真是吓得浑身发抖。”

  但在批评了这位年轻人之后，江只是要求他承认错误并努力工作。要换在任何别的处里
，他早就被清洗了。

  他说：“江的忠告不仅帮我熬过了‘反右运动’，还帮助我度过了更具灾难性的‘文革
’。江的忠告也许救了我的命。”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并不满足，又推动了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对
于年轻的江泽民来说，他亲身体验了滥用权力的危害。这也教育他要具有政治敏锐性。

  “他终于没有抓到足够数量的‘右派’，”沈永言评价说，“他在对‘右派’的批判会
议——所谓‘批斗会’——上不大积极。他发言的调子总是太慎重、太平静。他明显缺乏
热情，因此我对他可能面临的处境深感担忧。不过，江泽民幸存下来了。他的政治直觉肯
定特别好。”

  后在2000年，在与一汽的老同事会面时，江记起了一个人，此人特别勇于保护他人。“
雷文（音译）同志是个正直的老党员，”江说，“在政治运动（‘反右’与‘文革’）期
间，他有勇气区别是非，保护了许多好同志。” 
下一次挑战很快以“大跃进”的形式降临了。这是一场灾难性的运动。毛泽东幻想中国能
在15年内赶上国，试图在极短的时间里，提升这个国家的农业和工业产量。毛的计划开始
于1958年，植根于共产党的理论中。他强调人力胜过机器，宣布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能
与昂贵的技术一样有效。他将大批大批的农民集合起来，编入大规模的村人民公社，从事
集体农业。每个村子都建起了可胜数的后院炼钢小高炉。“大跃进”的虚幻理念，这样就
不必建造大型的工厂了。

  1958年2月，毛泽东到长春汽车制造厂视察。为了取悦于主席，领导干们不顾一切地制定
了极不现实的目标。他们承诺将卡车的年产量翻两番，达到4万辆，同时还把成本减半。他
们还夸口要在5内将产量提高8倍。任何怀疑这些荒目标的人都被打成“右倾”。从内心讲
，江泽民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这些承诺永远无法实现。他努力以十分巧妙的方式表达
自己的不同意见，但他知任何公开的批评都将马上受到惩罚。

  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始自己轧、切钢板，这一工序消耗了大量的动力。到1958年年中，工
厂为完成其过于雄心勃勃的目标，新建了一个动力分厂，江被任命为厂长。由于工厂荒唐
的生产目标被一再抬，其动力需求也随之增长。江使动力设备的运转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甚至是超负荷运转。但随后钢的产量无法满足需求，而且质量也常常达不到制造汽车和卡
车的标准。

  为完成生产指标，无奈之下，有时不得不使用劣质材料。气泵和轿车的一部分零部件是
木制的，等木头用完了就用竹子。没有足够长的钢材，就用短焊接起来作卡车的车架。所
有人都被动员起来参与“红旗”轿车的生产，包括江泽民和沈永言。他们用手工把质量较
差的钢板敲成质量更次的车身。尽管他们奋力工作已到极限，但产品质量仍令他们非常沮
丧。

  “大跃进”的另一个不正常现是滋生了一些会导致粗劣产品出现的土方法。比如“超声
波装置”，其实就是一块在压缩空气吹动下产生振荡的金属簧片，却被当成是一种突破性
技术。沈永言回忆说：“对动力工程师来讲，这是分荒谬的。但每个人都对一由共产党创
造出来的技术赞不绝口，并将这些‘超声波装置’添加到各类机器上，从切割机到炊具。
这么做的唯一实际结果就是使整个工厂的气压急速下降，生产率也随之降低。”

  江泽民不能再沉默了。他毅然地表示不同意见，公开反对这一“超声波技术”，并引用
一本英国人早在1930年就写成的书来支自己的观点。该书不仅说明外国人早在多年前就已
发明了这种所谓的革命性技术，还证实这一技术本身一文不值，只是将电力转换成了纯粹
的噪音。“江下决心戳穿这一荒唐的装置，”沈说道，“但书记不支持我们。那时候，书
记是真正的决策者，甚至在技术问题上也是如此。”

  在像江这样受过训练的工程师看来，这种方式理应受到谴责。30年后，江一次谈话中又
提到了“超声波运动”，他仍对这种自己被迫屈从的错误思维方式难以释怀。他当时说：
“我不反对试验，但问题是我们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1958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向党中央保证，全厂每8小时将生产250辆轿车，而当时的
设计生产能力为50辆。1964年，当永言告诉一位副部长自己的工作单位时，那位副部长大
笑起来。他说：“你们真是吹牛大王！你们怎么可能让生产能力超过设计能力5倍呢？”


  随着全部能源都被投入钢铁生产，中国的农业萎靡不振。为了支撑走下坡路的农业，74
万个合作社的5亿农民们被编成了约2.6万个人民公社，要将粮食增产50％。同汽车工人一
样，农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专业技能又有限。到1959年初，饥荒已非常普遍。在随后的
3年里，营养不良、饥饿和随之而来的疾病肆虐全国。至今尚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于
这次创下世界纪录的大饥荒。

  长春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被征召去帮助农村的农民。夏天，他们要投身于抗旱或抗洪冬
天，他们则住在货运火车的车厢里，维修堤坝和灌溉系统。在下乡的漫长路途中，江泽民
虽然是领导，却从不坐在卡车前面的驾驶室，而更乐意和工人们一起坐在后面的敞篷车厢
里。旅程常常长达数小时。当们在颠簸的道路上前进时，为了鼓舞士气，江经常会带着工
人们高歌。他常说：“如果你想干好工作，你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了群众，你什么
也干不成！”

  1958年底和1959年初，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长春汽车制造厂经历了一个重组过程。
7个处合并成了新的动力分厂，下辖约1000名员工，负责所有分厂的动力需求。江泽民被任
命为分厂厂长。
刚一接手，江就确定了两项工作重点：不间断的服务和工人的安全。他对工人们讲：“动
力是工厂的心脏。如果这里出了问题，所有的机器都会停下来，生产也随之中断。我们必
须保证心脏工作正常。”在安全方面，他非常严格，毫不懈怠，几乎每次开会都要强调。
他也决支持那些对安全工作严抓懈的人。赵红庆是一个性格僻的负责安全工作的工程师，
检查工作非常严格，汇报时也很固执，致使他跟同事们关系较为疏远，一直没能入党。“
老赵，”江在他同事的姓前用了中人表示友谊与尊敬的“老”字，对他说，“我全力支持
你入党。只要你负责安全检查，我就放心。”

  每天，江穿着蓝色工作服在厂里巡视。他和工人们聊天，询问机器的运情况。他不懂就
问，从不不懂装懂的态度是出了名的。他还很关心下属，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19
60年跟江同事的一个年轻工程师想结婚，但因为厂里没有能分给新婚夫妇房子而无法完婚
。当时江和6名其他家庭成员仍住在那套三居室的小单元房里，但他却马上为这位朋友腾出
了一间房。此后两年，这对小夫妻一直和拥挤的江家合住。

  这当然是一个无私的举动。作为共产党的平等主义的典型事例，这无疑是值得称颂的，
但这对江的家庭和其他家庭来说，会有什么影响呢？江的一家献身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以
至于觉得理应作出如此牺牲。

  1960，由于中国批评苏联“搞修正主义”，再加上边界争端持续加剧，尼基塔·赫鲁晓
夫命令所有苏联专家和顾问离开中国。他们的离开恰逢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大跃进”破
坏了国家的经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也深陷困境。没有足够的钢材，没有足够的动
力没有足够的燃料，也没有足够的食物。车间里，工人们纷纷因饥饿而倒下。煤炭尤为短
缺。在北京的中央政府计划者们情急之下决定将一些主要大型企业的动分改造为使用原油
燃料。长春由于靠近黑龙江省的大庆油田被选为改造工程的革新试点。苏联专家掌握这种
技术，但如今他们已经走了。

  一机部副部长周建南到第一汽车制造厂给工厂管理层下达了一个令人惊恐的发电系统煤
改油的时间表：3个月。为了安全度过这个冬天，没有任何失败的余地。江泽民受命全面负
责（“担任总指挥”）这一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的任务，他的朋友沈永言则被派往大庆，保
证原油供应，并将其运回长春。

  这一期限似乎很荒唐，甚至很危险，但江泽民道质疑这一决定后果。他所做的是迅速投
入行动，召集厂里最好的技术人员。大家听到任务后，惊得目瞪口呆。有些人担心用原油
可能引发事故，其他人则对这项技术一窍不通。不过，所有人都认为3个月的时限太荒唐了
。江努力给他们树立信心，称只要刻苦钻研，即使是最不熟悉的技术也是可以掌握的。他
鼓励大家不要怕犯错误。他说“我们不要有太多的包袱。我们必须努力去学习新东西。即
使我们遇到了问题，大家也会理解的。”

  江泽民制订了一个计划。第一步是建造储油罐。很快，4个各能容纳1000吨原油的庞大储
油罐建成了。技术人员仔细研读苏联专家留下来的技术手册。大家三班倒，连轴转，工人
从200人增加到了1000人。不少人因为疲劳过度、饥饿和疾病而倒下了。江自己也病了，但
他仍坚持在现场工作，每天只休息几个小时。他十分细致，命令下属反复核对各项数据。
引人注目的是，3个半月后，改造工作几乎按时完成了。

  不停歇的工作、缺少睡眠、按时进食和持续不断的压力使江的健康受到损害。他持续胃
痛，经常靠压着右腹来稍微缓解一下。他可能还得了肝炎。后来，他告诫其他工厂的工人
，不要像他那样忽视吃饭。就改造工程本身而言，它是成功的，是一个里程碑。江泽民认
为，改造工程是一生中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如果你们在年轻的时候吃过这种苦，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回想起来都会感到自豪。”江
有一次提到了这段经历，“完工后，我们开始用烧原油来提供动力，还有10万人在长春的
严冬里得到了供暖。可惜我不是个小说家。否则，我一定要为这项工程写本书。”

  这不仅是一次个人的成功，还是一个政治上的利。这一工程对北京来说极为重要，因此
周建南副部长在整个改造期间一直呆在长春。在此期间，江泽民的业务和领导能力给周留
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正为如此，后来他帮助调动并提升了江。离开长春汽车制造厂是江
事业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如果没有那个引人注目的改造工程，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

  当苏联人离开后，江失去了他的俄语对话者。但他和俄语翻译刘仁伟（音译）不久就成
了好朋友。刘是炉房夜班组的组长。为了能赶上刘下班的时间，江总会提前上班。这样一
来，他既可以说俄语，又能学到生产知识。差不多30年后，1989年底，江泽民当了总书记
后，为他在莫斯科时的俄语老师及刘仁伟搞了一次聚会。在长达6个小时的时间里，3人一
直在讲俄语，唱俄文歌。
江始终没有忘记与他一起工作过的苏联专。当20世90年代中国汽车行业代表团访问俄罗斯
的时候，江要求沈永言让代表团成员打听那些仍然健在的苏联专家的情况。江以一名中国
领人的身份向他们表示了敬意，并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江对沈说：“他们为中的社会
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不过，当时江还有些很现实的事情要处理。3年经济困难造成了严重的食品短缺，为了生
存，工人不得不在宿舍旁边种庄稼。江下属某车间的工人们种了很多大豆，每个人大概能
分到40磅。由于车间主任从来没有下地劳动，所以大家就给他少分了一些，车间主任很不
满意。

  江听到这一争执后，非常生气。“工人们种了豆子，白白给你，这已经很不错了，”江
对他说，“你怎么还能嫌给得太少呢？”

  江接着让他在全体人面前做自我批评。

  “这并不丢脸。”江开导车间主任说，“在工人中间，你是党的代表，而党不断壮大的
唯一途径就是得到普通群众的支持。炫耀自己并凌驾于群众之上是绝对不允许的。”

  江恪守这一原则，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虽然他作为行政13级干部享有不特殊待遇，他
的工资每月仍只有150元，加上他妻子的工资，全家人就靠200元生活。当然考虑到当时极
低的生活费用，样的收入也算不错了，不过江要供养很多人，包括他大家庭中的亲戚。有
一次，工厂设法为员工弄来了一些西瓜，书记让江先给孩子们买几个。江回答道：“不了
，谢谢。我买不起。”

  书记说：“你每月挣那么多，你攒钱干什么？”

  江说：“你不知道吗？你看我穿的这件毛衣，我上大学时就穿了。我没钱买新的。我哥
的儿子在上大学，我每月都要给他寄5块钱。我还要资助几个妹妹。能节约的地方就要节约
啊。”

  江常常饿肚子。他当时说：“只要每天能吃到一个鸡，我就非常满足了。”

  当工人们对食堂有意见时，江特别重视。他要求党支部制订一项措施，禁止党员干部吃
小灶和插队打饭。虽然江中午一般是从家里带饭，但有时也在食堂吃。他指示工作人员把
他的消费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到月底账单过来的时候，江是全额付清。

  到1961年，中国的一些高层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和陈云，试图扭转毛泽东在“大跃进”
中的一些破坏性政策。有限的农村自由市场，包括蔬菜自留地和按劳分配制度，得到许可
了。同时，很多虚报产量的工厂领导受到了处分或被撤职，尽管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响应
北京提出的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

  江泽民也有他个人的计划。1956年他在斯大林汽车厂的苏联导师让他将自己所著的《机
械制造厂如何合理利用电力》一书翻译中文。当1959年苏联开始从中国召回其专家顾问时
，这项任务变得更有实际价值，因为中国工程师们如今需要一切可以搜集的技术资料的帮
助。

  江开始翻译这本技术论著，不过还没等到他完成，江就被调走委以他任了。直到1965年
，江才最后完成了翻译。他将手写的翻译稿交给沈永言，让他校对和编辑。

  “‘文革’开始以后（1966年），我肯定不能再弄外文书了。”沈解释说，“那太冒险
了，会有生命危险。大部分书都被烧掉了，尤其是外文书。

  不管在那里承受了多少艰难，江泽民终对长春怀有美好的记忆。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
来访者事先没打招呼就敲开了江在北京的家门。江马上要出门参加会议，因此他姐姐出来
应门，对不速之客说江不在家。这个人说：“我叫雷文，是从一汽来的。”他的话音未落
，江就笑着出现了。

  因为江有先约在身，两人只能简单地聊几句，但江说出了他长期以来一直想说的话。“
老雷，”他说，“我走的时候，给你留下了大量的工作，我一直感到很过意不去。你得原
谅我。”

  在工厂的岁月中，江泽民成了真正的领导者。他以身作则，虚心待人，对部下的错误从
不揪住不放。他会毫不犹豫地提问，还会情不自禁地唱歌。他这么做，不仅赢得了工的尊
重，还赢得了大家的友谊。午休时间，他从一个屋子到另一个屋子，和员工一起打桥牌；
当他乒乓球打输的时候，他和其人一样排队等下一轮。他玩捉迷藏，参加在附近湖里举行
的划船比赛。每逢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江总是会出现在那里，如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同事，
帮着张罗他们父母的丧事。他很少与人发生冲突或拐弯抹角，绝不傲自大。

  江在严峻的形势下实现了困难的目标。在“大跃进”中，当很多同事在生产的紧张和政
治的压力下垮掉的时候，他却引起了北京正面的关注。这样一个有才干的人不会永远待在
长春。1962年，在成为一名成熟的工业领导人之后，江泽民该离开了。

  1990年，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江亲笔为一汽出版的厂史题词。正如江向沈永言解释的那样
：“毕竟我在厂里工作了6年多。如果我不答应题词的要求，我的老同事会误解的。”
江泽民设法在“反右”运动和“大跃进”中幸免，相对而言安然无。到了1962年，他所有
考虑都集中于未来。促成的调动的又是汪道涵。两人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江每
次因公出差去北京，都会拜访汪夫妇。汪当时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随着经济开复
苏，他想让江泽民离中枢更近一些。汪把36岁的江从长春调到上海，让他担任上海电器科
研究所第一所长，这是一个需要他的管理与技术技能的职位。

  “在那里工作的有700多人。”曾培炎回忆说。曾在同一年进入该研究所，几十年后，他
成为江主席最重要的部长之一。“年轻人和技术人员都喜欢同江交流。他是个组织者，又
是个专家。他经常到我们实验室来，了解我们的研究工作进展如何。”

  汪还安排江的妻子王冶坪在同一研究所担任总务秘书。后的20年里，她的职务不断提升
，直到担任研究室主任。在工作中，她非常热情并且很低调，下班后就赶紧回家照顾家庭
。

  在当时遭受“大跃进”破坏的中国，上海算是一个相对繁荣的“孤岛”。尽管如此，生
活还是很艰辛。虽然江被提拔了，他拿的工还是很低。他和妻子每天自己带午饭，送孩子
上学，坐公共汽车上班。他们要一周数次设法排上最短的队购买生活必需品。不过，江的
新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新职工宿舍分到了一套现代化的两居室公寓房。在上海拥有自
己的房子曾是他们家庭的梦想，他将在这套公寓中住上20多年。

  人们充满乐观，看来，那些破坏性的政治运似乎终于退潮了。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领导
的党的务实派在与激进的“左派”分子的斗争中越来越有魄力。刘在1959年接替了毛担任
国家主席。（在中国，“左”和“右”的政治标签，就其在“保守派”或“自由派”方面
的意义而言，跟在美国的情形正相反。“左派”是保守派，他们力图维护纯粹的社会主义
制度和毛泽东推行的政治控制。右派是自由派，他们力图改变现行体制，以使其符合西方
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政府。终其一生，邓小平既与极左也与极右作斗争。继承他
的事业的江泽民也将如此。）

  1962年2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国家的灾难局面只有三分属于天，外的七分属
人祸。包括毛和刘在内的很多高级领导人作了自我批评。邓将问题归咎于经验不足，他说
所有人都有责任。毛继续被尊崇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他在那次会议上表现出反常的顺从，
但这些批评很可能已经激怒了他。4年以后，毛发动了对刘和邓的斗争，但当打倒这两人的
时候，也几乎毁掉了整个家。

  而在当时，人们试图采用务实的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最具革新精神的领域之一是由刘少
奇的门生薄一波所领导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他营造了以工作成绩为奖惩依据的环境，像江
泽民这样的人可以在这种环境中崭露头角。

  “江在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展国际合作，”沈永言回忆说，他在江到任后不久看
望了江，“他说所长对这方面不感兴趣。”江泽民热爱学习语言，尤其是英语，加之思想
开放，好奇心强，真是很有天赋。他访问了很多国家，他的国际视野开始形成。

  1965年，一机部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科技会议，江被选为代表团成员。
由于中日没有外交关系，因此两国没有直飞的线，代表团要途经香港。江对这个岛屿的繁
荣与迅猛发展印象深。香港所有的行业——纺织、电子、航运、房地产和旅游业——都欣
欣向荣。香港的出口额相当于中国大陆出口额的6倍之多！它跟上海的差距之大令人吃惊，
而上海还被认为是中国的商业中心。岛上精致的百货商店及现代化的摩天大厦让江了解到
一个中国的城市可以达到怎样的成就。

  他此行的表现和随后所作的汇报给上级留下了深刻印象。1965年年中，部里有意将他调
到北，在那里他可以协助管理全国的电机生产，但是一项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突然出现
了。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包括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内的一项重要工程——刚刚成立。
汪道涵建议由不到39岁却有着动力工程领域过硬履历的江担任所长兼党委副书记。身兼两
职给了江很大的权力，这一任命把江提拔进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

  江对于这一任命心情复杂。虽然他将成有300多人的新机构的领导，但他更喜欢在北京工
作的前景。新职务的一个不利因素是，他的家庭没法与他同行。家人不得不留在上海——
这是一段20年分居生活的开始。尽管江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与家人团聚，两地分居还
是使这个家庭，尤其是他的妻子在情感上付出了代价。另一个不利因素是，武汉作为湖北
省的省会处于政治主流之外。不过，事实很快证明，这一点反而是天大的喜事。在此后的
几年中，政治的主流是任何人都最不愿卷入的。

  1965年11月10日，迫在眉睫的厄运初见端倪。一家上海报纸刊登了抨击北京市一位副市
长所写剧本《海瑞罢官》的文章。评论的作者是一个叫姚文元的人，他声称该剧含沙射影
攻击了毛主席，阴险地暗示有党的高级干部在背地里支持该剧。后来结果表明，姚自己才
恰恰为他人所操纵，特别是毛的妻子江青以及上海的宣传干将张春桥。他们三个再加上一
个名叫王洪文的工厂保卫干部将会成为臭名昭著的“四人帮”。 
到了1966年3月，“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时“人帮”尚未形成）对毛言耸听
地说，“你的命没人理会，你的权威正被人篡夺”。毛则认为可以通过净化中国的意识形
态加速中国的发展，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却来源于他的信念，这信念生于他动荡的一
生的晚年，即他必须再次使中国革命化。“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为了阻止中国走苏联赫晓
夫式的“修正主义”道路，最终却化为十年浩劫，几乎毁掉整个国家。毛想造福的对象—
—工人和农民——全都变更加贫困。

  正像他以前所做的那样，毛又一次求助于人民，敦促他们谴责其领导人和被他称为“阎
王殿”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部门。当年晚些时候，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小平分别被打成“头号走资派”和“第二号走资派”。两人都遭到清洗。刘少奇夫妇受
到了红卫兵长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当监狱方面拒绝疗刘少奇的糖尿病时，他的生命走到
了尽头。邓小平也免不了承受较长时间的艰辛，但其命要好得多。

  类似的惩罚也落到了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头上。最初，他们并不认为这种
疯狂能够持久，但在狂热情绪和激进分子与投机分子的推波助澜下，“文革”迅速升级，
并失去控制毛泽东，一个真正具有超凡魅力的人，其人格却被严重扭曲了，对他的崇拜笼
罩着全国。年轻的红卫兵大多数没受过多少教育，他们挥舞着记录着毛主席语录的宝书，
好像它是神灵的启示一般，对任何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的人加以审判。红卫兵呼喊着制造不
和的口号：“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宁要社会主义的
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永远忠于毛主席”等。

  大学被关闭了，教授们被流放到农场去清扫猪圈或在水稻田中劳作。当“革命委员会”
接管了为数不多的在办公的机构以后，运动进程告一段落。人们开始相互为敌——工人对
工人、朋友对朋友、孩子对父母。随着数百万人遭到清洗，文明被扫进垃圾堆，整整一代
人被毁掉了。30年后，江泽民说：“贬低和破坏美好文化艺术的荒谬行为是完全错误的。
”

  起初，江最担心的是他在上海的家人。到1966年11月，他意识到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像多
数人希望的那样快要过去，而是正在不断蔓延。12月，他请了一个短假去看望妻子和儿子
。他决定取道北京，他这样绕道有其深意，是想亲身感受一下正在发生的一切。

  到达首都后，江了解到，一机部所有高层领导都已经或即将被打倒，并发配到农去扫猪
圈和种稻子。汪道涵和江的其他朋友一样都被流放。他们销声匿迹了10年或更久。

  上海的情景同样令人不安。潮水般的红卫兵蜂拥在市委大楼门前，高呼口号要求市委书
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下台。两人都曾有过光辉的革命记录，现在却遭到攻击。据说是因
为陈拒绝谴责刘少奇和邓小平。12月30日，聚众闹事者突破了军队把守的路障，洗劫了中
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室——该事件被称为“康平路事件”。此后不久，陈就被揪出来参加了
3次批斗会和公审，电视台对此进行了现场直播。此后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被清洗了。江
泽民后来把这一阶段的动乱称为“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其中有些是他亲眼目睹的。

  1967年1月，江回到武汉，他发现“文革”的冲击已像日的寒风，横扫了这座城市。江保
持了低调，他穿上旧军服，普通人装束无二。不过，作为研究所所长，他很容易成为攻击
目标。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了墙上，其中之一写道“江专而不红”。他被指控为走“
白专”道路，是“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他自己说过的话——“我们必须热爱我们
正在从事的工作”——成了他的罪证，他还因为重复陈毅将军的话——“‘专’就是红，
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受到批判。

  在江民身上，红卫兵找到了大量的攻击点：他的知识分子背景、他成长的文化背景、他
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以及他在苏联的留学经历。他能说多门语这一事实意味着他“崇拜外国
生活方式”。他们还指控江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江的确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他偶尔会在公开场合梳头并整理着装。他的朋友们有时候
会以此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他们会说：“大脑袋小梳子。江会微笑着回敬他们：“爱美乃
人之天性。”

  江默默地承受批判。与他的同学和同事相比，他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他没有被清洗、流
放或监禁。他有两个救命的优势：他生在一个“红色”的家庭；他专注于科学研究。用“
文革”的语言来说，他是属于“靠边站”，而不是被“打倒”。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愤怒
：毕竟他曾为建设党和国家那么努力地工作。江后来告诉他的朋友和家人：“墙上的大字
报真令人难以忍受。没办法同他们理论。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折磨与考验。

  红卫兵选了一个名叫刘振华的大学生来调查和审问江泽民，这可能是使江感到最为屈的
事情。在审问中，江十分坦诚。他告诉这个神经过敏的学生：“你们年轻人必须保持清醒
的头脑。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各种各样的人。你必须学会如何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
并发掘真相。”当刘指责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时，江愤怒了。 
刘私下里告诉一位朋友，他非常感激江的忠告。

  尽管如此，江被拉下了所长的位子，接受公开批斗，被迫交代自己的“错误”并写下检
讨书。尽管他在心里可能有时觉得生气,有觉得好笑，但江努力持一个坦率正直的态度，不
给那些坏蛋以任何借口对他进行变本加厉的迫害。即便如此，他拒绝为了开脱自己而牵连
任何人。一段时间后，击他的人好像已经用尽了所有可以指控他的借口。

  是什么原因使江泽民遭受的迫害相对较轻呢？首先，他离北京和上海比较远——那两个
地方被看成是滋生反毛以及破坏共产主义的“走资派”的温床。另外，江的个人行为无懈
可击：他没什么财产，从不追求浮的生活方式。为了把迫害他的人搞糊涂，江强调他的父
亲是共产党的烈士，而对他成长的文化背景和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则轻描淡写。那时江还不
知道，他的母校扬州中学是红卫兵攻击的早期目标，他们用鲜亮的大红色把这栋“封建”
大楼涂抹得面全非。

  江竭尽全力帮助所里的工作人员。他的办公室主任杨，曾经在中南海担任过10年的警卫
工作，对党很忠诚，但由于曾给中央委员会信批评“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
时“四人帮”尚未完全形成）而被打成“反革命”。江对他说：“杨同志，你确实是一个
好同志。你一定要相信只要我们的老一辈领导人还健在，只要人民解放军还在，天就塌不
下来。最终，你会得到平反和正评价的。”

  在江被停职期间，他为技术人员组织讲座和课程，考虑到当时反识的政治气候，这真是
个小小的奇迹。其中包括用英语和俄语来授课，吸引了100多名学生。他还加深了自己对核
工程学及马列主义的理解。头一次有了那么充足的时间，他可以如饥似渴地读书，特别是
英语书籍，非常具有反讽意味也非常聪明的是，其中包括外文版的毛泽东著作。毕竟，怎
么能够批评他读毛的著作呢？江的另一项自我完善是学游泳，这一技能成为他在以后岁月
中最主要的锻方式。

  9月，江探访了一些新入所成员的房间，注意到他们中的4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屋子里。
在与一位名叫华明春（音译）的不到20岁的毕业生交谈时，他说：“小华，为什么不和我
住到一起呢？”听这，新来的同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紧张地笑笑。“这不是什么大
事，”江说，“所长和其他人都应该一样。领导决不能搞特殊。”当华到了江的房间，他
惊讶地发现江已经重新放置了两张单人床，还把自己的小书桌放在床中间，与他共用。

  1967年是“文革”的暴力活动达到高峰的一年。华明春回忆说：“有一天，我问江所长
，他想不想出去看不同红卫兵派系间的武斗。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华，你还年轻，你应
当把时间用到学习上。如果我们没有知识，就不能建设我们的国家。’”

  在华搬进来之前，江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在宿舍里学习。他的床上总是堆着高高的书
。如今他有了个室友，江便在办公室里读书，直到很晚才回来，几乎总是要到华睡着以后
。“他总是很小心地开门，”华说，“他从不开灯，总是摸黑作上床前的准备。”

  华和江在起住了3年。他记得江从不抽烟或喝酒。不过，他的确记得江的宽边眼镜，还有
那颇有意思的头发问题。华说：“我们所里有些人批评江的头发留得太长了。他说江的发
型是（解放前）30年代的。”

  江别无选择，只能把头发剪短，但当他回来时，听到了同样的抱怨——说他的头发还是
不够短。因此他再次回去，让理发师给他理了个政治上正确的寸头。当他这次再回来的时
候，他摩挲着几乎已被剃光的头问他的室友：“小华，现在我的头发怎么样？”

  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好啊，江所长，短头发能防止被人‘揪辫子’。相信我，
这次没人会批评你的发了。”

  江泽民在武汉的那几年里，只有很少的个人财产——一旧皮箱、一个人造革手提包、一
条蓝色碎花小棉毯、一顶旧蚊帐、一个小收音机以及一个煤油炉。研究所没有食堂，单身
汉要吃饭就得到隔壁的武汉锅炉厂去。有时候，江工作或学习太忙，他会给华留一个字条
，让他带碗米饭回来。其他时间，他会用煤油炉做点简单的汤面。“我们所里就有煤油”
华解释说，“但江总是到商店去买他需要的那一点煤油。”

  “个人的就是个人的，”江说，“所里的就是所里的。我们必须公私分明。”

  “在我看来，这有一点过分了。”华补充说。

  1968年，有更多的人进所，由于没有空房子，两个人搬进来与江和华同住。江对华说：
“我们要同甘共苦。”他的室友聊天打牌，但无屋子里有多吵，只要江在屋里而又没睡觉
，他就总是在读书。有一次，一个室友的家人来访，江建议所有其他人另找地方睡几天，
让那家人有些私人时间一起。

  多年后（1991年），华明春惊讶地得知江泽民是江上青的儿子。“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
生活了3年多，”华当时说，“但他从没对我提过他是烈士的儿子。” 
1967年10月9日，周恩来总理——这个灾难性的时几个孤独的理性的声音之一——访问了武
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按要求夹道欢迎这位伟人，江与其他同事一样，都把这看成是一种
荣誉但是，就在周到来之前，江和另外6名靠边站的高级领导被强行关进一个空屋子里，出
来。这让江感到苦涩和失望。他说：“今天，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到周总理。”江的
同事从没见他么沮丧过。

  在停职近两年后，江泽民被要求接受党的严格审查，结论是在江的个人背景或政治行为
中找不到任何严重问题。结果，江被送到“五七”干校。“五七”干校的得名是因毛泽东
在这一天号召知识分子去体验农民的体力劳动。干校位于一个农场，通过身体受苦的方式
来改造人，据说这是锤炼政治纯洁的火焰。吃饭就是用粗糙的饭碗，像农民一样蹲在地上
吸溜面条。几十年后，江记得农场那“尘土满天、泥泞崎岖的乡村小路”。

  江在农场住了一年多。由于性格使然，江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并和一些人建立了友谊
。除了按要求养猪和种小麦，他靠演奏乐器、练习书和绘画来打发时间。文化兴趣又一次
使他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转折即将来临，干校生活是江复出的第一步。

  对包括江泽民家族成员在内的很多其他人来说，这个代显得更具破坏性。他父亲的弟弟
——五叔——在战争年代曾冒着生命危险为一家地下印刷厂工作，却在当时一次典型的大
规模集会上被迫害致死。他的妹妹江泽慧被下放农村劳动。江泽慧平静地回忆说：“我是
在学校负责管理学生的一名辅导员。在造反开始的时候，学生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
以他们首先攻的是他们认识的人。”

  她丈夫因为曾在苏联学习过，所以被认为是一个苏联间谍，受到清洗。江泽慧说：“每
个人都会受到各种怀疑。他们把你划成什么，你就是什么。”

  1971年初，江泽慧和她的丈夫还住在放的农村时，他们被准假去南京她公婆家过春节。
江泽民那时恰好也在南京（在他哥哥江泽君家中），但他不知道他妹夫的父母住在哪儿，
便焦急地到处寻找。

  江泽慧回忆说：“当他最终找到我们时，焦虑不安地提了一大堆问题。想马上知道一切
。‘所有帽子都摘掉了吗？’‘你们平反了吗？’‘现在生活怎么样？’”江告诉妹妹党
的调查人员已经完成了对他的审查工作，他已被证明清白。“他好像对那些徒劳无功的事
很感沮丧，虽然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江泽慧说。

  江泽民的两个儿子，江绵恒和江绵康也成了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他们的学业，同30年前
江本人的学业一样，被政治动荡打断了。江是被入侵中国的日本人，他的两个儿子则是被
“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尽管江在武汉“靠边站”的时候两个儿子有时能来看父亲，但“
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他们的生活。14岁的绵恒刚刚初中毕业就被送到农村，他同其他许许
多多的知识青年一起接受农村的教育改造。绵恒在粮库工作，成天背大袋面粉。弟弟绵康
在1968年初中毕业后参了军。直到1979年，两个孩子得到了完成学业的机会。

  江泽民以达观的态度来面对家庭和国家遭受的创伤。“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
对曾经在肉体和感情上折磨过自己的人深恶痛绝。”江泽慧解释说，“但三哥鼓励我要以
历史的观点看问题，要与人为善，即使是对那些曾经陷害过我们的人。他说，‘如果你能
够赢得他们的心，他们将与你和平相处。’”

  王慧炯解释说：“江主席很少跟我谈及‘文革’，我们不需要谈。们忘不掉那些痛苦。
我们忘不掉被摧残的生命和被毁掉的一代。我们忘不掉那些对中国可怕的伤害。我们忘不
掉那些激进的极左分。我们俩都是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没有必要说更多了。”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相互竞争的派别之间重新分配了权力，恢
复了一丝稳定，并指定军队领导人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文化革命”的天下大乱势头
已经减退，平反遭清洗干部的工作悄然展开。

  1970年，江泽民离开干校回到北京。在“斗批改办公室”过渡了一段时间后，他成为第
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的副局长，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的政府职务。这次调动标志着他的事
业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移：从工业到政治。被他称作“23年一线工作经历”和“基层时
期”的阶段结束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负责国家的外交事务。1970年，毛听从周的建议开始在外交政
策方面探索新战略，特别是如何抵御关系仍然冰冷的苏联。两国漫长而有争议的边境线上
又爆发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中国希望在与这个强大的核邻国的对峙中获得一些回旋余地
。

  中国在当时被视作一个封闭的国家，在外交上没有什么力量罗马尼亚是仅有的支持中国
的国家之一。罗马尼亚一直试图摆脱对苏联的依赖。为了巩固中罗两国间的政治联系，中
国同意应罗马尼亚政府的请求，帮助建立15座机械制造厂。罗马尼亚与中国之间这一半结
盟的关系是基于一条古训：“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是对抗在共产主义世界中苏联主
导地位的唯一制衡力量。
这一项目成为头等大事。周恩来将这一任务交给一机部，一机部挑选44岁的江泽民率领一
个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此行的目的是进行建设15座工厂的可行性研究。经过罗马尼亚语
的强化学习，江动身前往东欧。上次出国时他是一个学生，如今他将成一个老师。

  江的语言能力对他的领导地位极为重要。他抓住一切机会练习罗马尼亚语，当他不能用
这门新学会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他还可以同东欧人说俄语，同西欧人说英语。他发
现罗马尼亚人民活泼热情、思想开放，他很喜欢与们在一起。这是他在对外关系中的第一
次官方经历。国内那些迫切希望能够取得任何形外交利的上级认为，这是外交上的一个漂
亮仗。江后来回忆说，此次经历让他“张开双眼看世界”。此行标志着一生中留给后人的
主要成就之一的发端：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友好往来。

  1971年9月，当江和代表团还在罗马尼亚时，林彪企图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包括密谋刺杀
毛泽东策划政变失败后，林和全家一起外逃，却在蒙古境内死于飞机失事。之后的混乱使
周恩来得以扩大自己的权力，他开始悄悄恢复有些清洗的官员的职位。

  林彪事件还暴露出党的宣传机器是多么不可靠。在“文革”早期，中国媒体曾将林美化
为“毛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好的学生”。可是，他突然就成了叛徒。也许，媒体宣传的其他
事情也是错的。“文革”可怕的迷雾开始被逐步拨开。

  仍在拖拉机制造厂下放劳动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要求恢复工
作。由于周恩来健康恶化，毛泽东需要帮助。1973年3月，邓恢复工作，被任命为国务院副
总理。他立即开始行搁置已久的改革方案，包括裁减机构臃肿、开支巨大的中国军队。周
与邓有很好的工作关系，在他们的领导下，政府工作开始回到正轨。

  1972年，江完成在罗马尼亚的工作后，再度担任一机部外事局的副局长。他从布加勒斯
特回来后不久赴长春休假，去看望他在汽车厂的老朋友。他几乎有5年没有和沈永言联系了
沈在第一汽车制造厂招待所为他安排了一个套间。

  “老沈，”江看着宽敞的房间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住套间。请给我一个标准间
。”

  这不是谦虚，这是不安。经过“文化大革命”持续的指责与批判后江拒绝住套间。“他
话比以前少了，”沈回忆说，“不像我所认识的那个热情洋溢的他了。经过那些可怕的岁
月，他格外地谨慎。”

  中国新战略的一个方面就是作出了一项历史性的决定，开始推动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
通过罗尼亚（和巴基斯坦）的幕后渠道——江在布加勒斯特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国和美国的秘密谈判以人的速度取得进展。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开始了他对中国的开拓性访问。尼克松会见了毛主席，并每天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就像国
家对下放到农村去的大批官员所做的那样，中国也在为自身恢复名誉。

  1973年3月，中国与罗马尼亚最后确定了关于援建15座工厂的协议。江泽民负责组织和完
成整个项目，包括在布加勒斯特举办一个社会主义成就展。虽然从技术角度讲，“文化大
革命”已经差不多了但外事工作仍有风险。诀窍在于既要胜任工作，同时又要避免各种仍
然很具威胁的指控，如“右倾”、“修正主义者”或“崇洋媚外”。现在以及以后，江在
党内反无常的斗争中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将会变得极为宝贵。

  尽管他的事业有了起色，他的个人生活还是孤孤单单。江泽民继续住在北京简陋的宿舍
里，他的妻子和家庭则留在上海。他多数时间在单位食堂和其他中层干部一起吃饭。江在
工作中取得了稳步进展，最终被提拔为局长。

  江泽民避过了极左和极右的政治风波，开始更加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为了给
重要的来访宾客留下好印象（或者是不让他们到震惊），干部们会被要求从平时破旧的住
所暂时搬进较为体面的房子。江谴责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他后来回忆这一做法时说：“
知识分子能改变现实去适应形势。我们有责任面对现实。”

  1975年，邓小平是常务副总理，但因为极左的“四人帮”仍然控制着宣传——他们解散
了（宣传）部机构，却操纵着运转机器。邓在国务院设立“政治研究室”来与之竞争。利
这一新的机构，邓准备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党与国家的工作总纲》。在文章中，他试图把
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得到了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协助，前者
是毛的前秘书。

  尽管邓小平试图将毛泽东的思想结合进文章，毛还是得出结论，认为邓阳奉阴违，想让
国家朝与毛指引的相反的方向前进。文章尚未发表，已成为邓小平“主要罪行”的“证据
”。邓再次受到清洗——在1976年1月周恩来的葬礼上他宣读了悼词，这是他最后一次露面
——但这次，他的罢黜并未持续很长时间，中国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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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量与不幸福的量是一样的，珍惜神所给的。

     放下的越多，得到的越多。

           如果行李背包里有吃的，要学习拿出来与众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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