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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ugemouse (我心飞扬), 信区: Green
标 题: 我负责调查林彪坠机的原因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12月05日08:58:32 星期四), 站内信件
当前,在国内,我知道有人中毒很深,不相信林彪叛党叛国,我激愤之下,扇了他两个耳
光……
离开空五军到空军司令部军训部任职,对我来说,在一定意义上是脱离“苦海”。
在空五军,陈励耘、王维国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我进行没完没了的批斗,虽然令我
精神上很受压抑,但说实话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曾和爱人商量过,就是一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绝不说违心
的话,办违心的事,大不了最后回家拉排子车去。
其实,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这种所谓的“政治运动”无理剥夺了我进行正常工作的
权利。
应当讲,我正当盛年,党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我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正是我为党的事
业工作、为空军部队建设效力的时候,却被无休止的批判捆住了手脚,不让干工作,真是
欲罢不忍,欲干不能,精神上很痛苦。因此,离开空五军这个是非之地,当时真感觉到是
一种解脱。
后来我才知道,我得以离开空五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京空军司令员刘懋功。刘
懋功是一位陕北老红军。他为人正直,很爱才。
◆回忆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次他到北京来汇报南空的运动情况。出于爱护和保护干部
的考虑,他在汇报时,向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反映意见说:得想办法把王海调出空五军
,要不然,闹不好,七斗八斗,可能把王海斗死。
由于刘懋功是当面向吴法宪讲的,引起了他的注意,才有了把我调到空军司令部的安
排。
但是,在全国都陷入“文革”狂潮的形势下,空军领导机关也不是世外桃源,由于林
彪反党集团直接插手,这里甚至可以说是林彪一伙反党篡军活动的“重灾区”。
到北京后,我很想扎扎实实做一点儿工作,抓好部队的军事训练,挽回在空五军耽误
的时间,但实际上却很难摆脱“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干扰。
在“文革”的纷乱中,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1971年的初秋季节。
记得是9月上旬,空军召开了一个院校工作会议,研究院校训练工作。
会议结束后,9月12日,我按照原定计划带了几个同志去天津杨村机场下部队了解
情况。
第二天,也就是9月13日,吃完早饭,突然接到空军司令部通知,要我立即赶回北
京开会,司令部还派了一辆车来杨村接我。
二话没说,我马上往回赶。
通知是9时开会。
当时,杨村到北京的路很不好走,匆匆忙忙赶到司令部时会议已经开始。参加会议的
都是司令部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
司令部的一位副参谋长在会上口头传达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9月13日凌晨,林
彪等人乘三叉戟飞机从北戴河叛逃出国到蒙古摔下来了。
◆会议
会议很简短,传达完就散会了。会场里静静的,没有人说话。
这有点儿像大暴风雨前短暂的寂静,又有点儿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把人震蒙了。但从
人们强作平静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每个人心头都掀起了一股冲天巨澜。
我立即联想起,在杨村机场时,部队的一位同志曾告诉我,9月12日夜,他们在雷
达上观测到,有一架飞机从北戴河起飞,朝蒙古方向飞去,并越过了边境,在蒙古温都尔
汗一带从屏幕上消失了。
显然,他们看到的就是林彪那架飞机。
看来,这件事确凿无疑。
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心中暗暗庆幸。这个革命口号喊得最响、自
封为毛主席接班人的林彪,终于露出了篡党夺权、反对毛主席的真面目。
我感到高兴,不完全是个人原因,我虽然在空五军被扣上了反对林副主席的帽子,但
我与林彪并没有直接接触过,关键是我对“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一些现象感到很不理解。
现在林彪的问题终于暴露出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文革”中压在我心头的一个大
疑问: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文革”为什么变成了大动乱,变成了对大批老干部
的乱批乱斗?
过去我总觉得不对头,私下里认为,党内肯定在一些事情上出了问题,一定有坏人乘
机作乱。但到底是怎么回事,总是弄不明白。
现在终于清楚了。
林彪阴谋败露,折戟沉沙,对我们党是一件大好事,当然,对我个人也是一件大好事
。听完传达,我顿感心中豁然开朗。
几天后,司令部又就此事组织了一次传达。我记得很清楚,第二次传达是在司令部办
公楼的走廊上临时召开的。这次传达的范围比较大一点,二级部副部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
了。
◆传达
传达完以后,大多数同志都很高兴,也有一些同志表示难以相信。
我们司令部气象局有一位副局长听完传达后就说:我不相信,林副主席对毛主席最忠
诚,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
在当时特殊的情境下,听他讲出这一番不合时宜的话,我心里又生气又替他担心。
气的是,林彪叛党叛国,事实俱在,还有什么不相信的担心的是,有些人中林彪的毒
很深,如果现在还执迷不悟,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
当时,我情绪非常激动,一时控制不住,就走过去,扇了他两个耳光。
因为当时在场的人情绪都比较激动,对我这种冲动的反应,司令部的领导也没有当面
提出批评。但是散会以后,冷静下来一想,我觉得自己这种举动实在不妥,太不冷静,不
带劲儿,对不起同志,非常后悔。
下班后,我特意在办公大楼下面等这位同志,向他当面道歉。
这位同志很好,不仅痛快地接受了我的歉意,还真诚地说:哎,没关系,你打得好,
这个耳光把我打清醒了。
这个事情后来一直传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批评了我。他说,告诉王海同志不要这样
,有的人可能这个弯转不过来,不要急,可以等待。
总理又说,告诉王海同志,不要打人。
周总理这种政治家的宏大气度深深地教育了我。
这件事我终生难忘。
周总理的批评我是在吴法宪的办公室听到的。吴法宪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死党之一,他
被隔离审查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十几天以后。
在吴法宪被隔离审查前几天,有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见面后他对我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了他一些照片,叫他在空军组织一些专家,
根据这些照片分析一下,林彪的飞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被外部炮火击落的呢,还是发
生过机内搏斗?
◆原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坠落的?
照片有好几十张,在他的办公桌上摊了一大堆。
我正在看照片,来了一个电话,电话是周总理打来的。话筒声音很大,吴法宪接电话
,我站在旁边也听到了周总理的声音。
周总理问吴法宪空军的情况。
吴法宪说,现在文件已经传达了,但是有的人不相信,我们这儿就有个气象局副局长
不相信,王海冲动了,打了人家两个耳光。接着周总理就讲了上面提到的那番话。
事过很久以后,我见到海军政委李耀文,他曾当过外交部副部长,负责亚洲事务,交
谈起来,才搞清了当年这件事情的原委。
◆汇报
李耀文告诉我,当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找吴法宪谈话,他也在场。
周总理要吴法宪汇报一下256号三叉戟飞机失事的情况。
吴法宪心中害怕,吞吞吐吐,讲不出个究竟,就推说不知道。
周总理严厉批评了吴法宪,说,你到现在和党还不是一条心。
随后,周总理交给吴法宪一些照片,交待他到空军找一些真正懂技术的人,对飞机失
事原因进行仔细的研究。
于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我牵头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承担这项任务。
这个空军专家组的成员还有当时的空司机务部副部长何培元、空政组织部副部长陆德
荣、空司军训部副处长王季南、王涛和空司机务部参谋赵汉立、金华。
后来,公安部的几位同志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由于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地点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事发后赴现场勘查已不
可能,因此,专家组的工作主要是在国内对照片和实物反复进行对比辨别、分析研究。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掌握的这一批照片非常逼真地展现了飞机失事现场的情况。
◆照片
提供这批照片的,是当时我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一位武官,名叫孙一仙。温都尔汗是一
片人烟稀少的戈壁。
256号三叉戟坠落后有一段时间无人知晓,因此失事现场保存了原样,基本没有受
到人为破坏。孙一仙在得知消息后较早赶到了现场,通过他的照相机镜头给历史留下了这
批极其重要的资料。
当时,与256号三叉戟飞机同型号的飞机,我们空军还有十几架,在进行失事原因
查勘时,这些飞机成为可资对比鉴别的重要实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这个专家组频繁往来于空军司令部与西郊机场之间,对每
一个细节都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比照、核实与分析。我们专家组的每一位同志都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
我们知道,此事责任重大。
搞清事实真象,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任,更重要的是还有非常现实的政治意义。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特别是“文革”期间,由于个人崇拜盛行,林彪作为“副统帅”
在毛主席的光芒下神化自己,欺骗、蒙蔽了许多群众。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工作,以严谨的
科学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把林彪一伙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真实情况调查清楚,
昭示于天下,这将有助于广大人民群众尽快认清林彪一伙的真面目,彻底肃清他们的反动
影响。
根据大量有效的证据和各方面情况的综合分析,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的情景在我
们眼前逐渐变得清晰起来。首先,我们排除了一些外间广为流传的说法。
其一,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该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
我们在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失事现场,有一道相当长且清晰的轨迹,这显然是
飞机在地面高速滑行时留下的;飞机的残骸散布呈带状,比较集中,根据测算,如果飞机
在空中爆炸,残骸碎片抛落地面,其散布面会很广,甚至可以抛落到十几公里乃至几十公
里的范围内;机上人员的尸体也散布在一小片面积内,而且形状清晰可辨,如果从高空坠
落,不可能呈现此种状态;另外,飞机若是在空中起火,机上燃料很快会在空中散掉,不
会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样形成地面大面积燃烧的痕迹。
其二,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除上述根据外,大量证据显示,飞机接地时是
完整的,机身上引起种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燃烧爆炸时形成的。
其三,飞机坠毁前机内没有发生过搏斗。机上三个机械师没有带枪的可能,他们知道飞机
是未经批准强行起飞,但并不知道飞机要去哪里,不可能知道此行是林彪叛党叛国,因此
不会允许他们携带武器;驾驶员潘景寅当时也不可能进行了搏斗,这一点可从他当时的政
治和现实思想情况及飞机起飞前后的情况判断出来。
◆深夜
9月12日深夜,林彪一伙是仓皇出逃的,登机时没有正常舷梯,是从工作梯爬进机
舱的,这些情况驾驶员当然清楚。
林彪一伙登机后,驾驶员没有得到航管部门的指令就匆匆开车,飞机先滑入草地,以
后转入滑行道,然后强行起飞,由于操作慌乱,256号飞机的机翼航行灯撞到了加油车
的加油口上。
这有事后在山海关机场捡到的256号飞机航行灯玻璃碎片为证。
这一切都是驾驶员自觉所为,他当然也就不可能随后在飞机上进行搏斗。
那么,9月13日凌晨256号三叉戟飞机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们根据大量
证据认定: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作出这
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
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
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
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
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
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
明在迫降时飞行员没有放下起落架。
其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这一切都表明,256号飞机当时是
在飞行员有效控制之下,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256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
几点:
其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
其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极易造成油
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
其三,当时飞机仓促起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
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
我们认为,当时256号飞机之所以要在温都尔汗实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因为该
机油料不够。
这架飞机是仓促起飞,准备工作不充分,没有加满油料;在外逃时该机又长期在25
00~6500米高度飞行,低中空飞行耗油量大,到失事地点前后油料已感不足,因此
被迫进行野外降落。
另外,因为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又没有导航,当日恰逢暗夜,飞行员在空中不可能
掌握精确位置,飞机是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降落。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我们终于根据有限的资料,搞清了三叉戟飞机坠毁的真实原
因,完成了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1972年5月19日,我们专家组根据查看和分析图片所得出的结论,向中央提交
了报告。我们的上述看法都在这个报告中作了充分的阐述。
我在空军司令部军训部工作期间,正是“文化大革命”祸及空军最严重的时候。在这
种大环境下,我虽然尽了自己的努力,但要完全扭转部队军事训练一片混乱的局面是不太
可能的。
有幸的是,在负责空军专家组分析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原因的过程中,我从一个
特殊的视角目睹了林彪反党集团的覆亡。
作为林彪一伙折戟沉沙事件的历史见证人之一,我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一种特殊的信
心和力量: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是有希望的,她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纠正
自己的失误,铲除自己队伍中的异己分子,恢复无限的青春和活力;林彪之流可以猖獗一
时,但历史和人民是公正的,这些败类终究难逃覆灭的可耻下场。
文章出处:中国军事报道 WWW.ChinaMil.Com
文章作者:ChinaM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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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虽大 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 忘战必危
我是一只大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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