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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赵紫阳先生自辩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at Sep 14 22:02:50 2002) , 转信



作者：赵紫阳
编者按：香港信报财经新闻四日披露了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下 旬举行的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讲话全文，内容是赵氏就其应付学运的经过进行检讨和自辩，从中
可以看出赵政治上的幼稚。中国问题根深蒂固，操之过急只能被人利用！理想固然美好，
但在中国却不尽现实！
我先说学潮和动乱以来的一些事实以及我当时的思想情况。四月中旬以来，学生游行发展
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态尽快平息下来。 但是，我也看到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
意的特点。一是学生提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跟党和政府的
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得拒绝。二是参加游行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
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态，必须
首先著眼於大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 因与这个想法联系，我还觉得四月二十六
日社论有个问题，就是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而是从整体上做了一个多数人难以接受的
笼统的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极少数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浑水摸鱼肯定是有的，但是几
十万人的行为只由少数的人操纵，是很难完全解释得通的。学生们认为四月二十六日社论
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情绪变得激烈起来。因此，我曾主张对社论做些改变，松一松口 我
的这些看法，只是在中央常委的会议上讲过，只在这个范围内同少数中央领导同志交换过
意见。我当时考虑这个想法对不对是一个问题，在党的会议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的这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是可以在当前的常委会上提出来的。 总之，我是
想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浑水摸鱼、制造
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避免把整个学潮笼统地作一个敌我矛盾性
质的定性（“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
度”），著重采取疏导的方针，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我的不同意见的主要之点
就是在这个地方。 另外说明一项，我没有反对过用“动乱”这个词。我认为“动乱”只是
指学潮规模，和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程度而言，并不说明性质，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敌
对的。我在五月十六日常委会上已讲过这点。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发生以来这些日
子我是怎样做的，那些地方做得对，那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
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麽分歧。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竟见：
1. 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
。
2. 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
解。
3. 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枪、烧、冲行为要依法惩处。李鹏同志和
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
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四、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
同志的审核，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竟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
处改动。 我觉得，这次会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政治领域的工
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必须跟上。在实际工
作上，我还深深感到，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民主已经成为世
界潮流（当然国际上有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们也往往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
应当注意到这中间复杂情况）。人们的民主观念已经普遍增长，许多社会问题完全用原来
的办法很难解决了。在我国，坚持共产党领导，不搞西方多党制，这条基本原则丝毫不能
动摇。但一党领导必须能够解决民主的问题，能够解决对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消极的、
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败现象的有效监督的问题，一党领导才能增强生命力。因此我想我
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办法去解决新的问题。例如，要
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
治协商制度，完善并
改造选举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用具体法律来保证和规定言论自由，允
许经过合法申请和批准的游行，等等。总之，要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享受到真正而切实的民主和自由。这样，社会主义才能增长对人
民的吸引力、凝聚力，它的优越性才能更加显示出来。因此，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
就必须适应在民主和法制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和生活。实行民主，意见纷纭，表面上是有些
“乱”。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范围内的正常的小“麻烦”，就可以避免大乱。国家才
能长治久安。这中间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
问题，就是要把正当的民主要求，行使正当的民主权力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区划开来。我
们不允许打着民主的旗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也
不妨碍发扬民主。这就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划清一些政策界限，最终这也要在法制的轨道上
来解决，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今后，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现在积极领导人
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而且，民主的旗
帜如果我们党不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
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因为我感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党
的地位已经大为削弱的时候去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难控制。我想，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地
位相对巩固的时候，主动地去搞民主建设。这样就可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
骤、有秩序地发展一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当然即
使这样做，在民主和法制引发过程中，仍然会有一些痛苦、磨擦甚至震荡，但这绝不是社
会主义发生危机，在我们党经过一番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更加适应新时代要求以后，将
会以崭新的面貌，朝气蓬勃的率领全国人民前进，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
前途着想。多年来，在经济改革上，我是积极的，大胆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谨
慎态度。我也曾自称是“经济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来，我的思想上有了
变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不仅经济改革中的难题很难解决，社会
、政治各种矛盾也会日趋尖锐。我的这种想法，影响着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察和处理。
我觉得，在今天党的会议上，我应该讲明这些心里话，向同志们交心。很可能这种想法是
错误的。希望同志们批评帮助！
五、我五月四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
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
意识到有什麽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时，也要呼
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
。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待外宾
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外），历年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
去准备。
六、於五月八日的常委会和五月十日的政治局会。四月二十七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
要我们改变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问题，
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正在做出努力，事态也许会遂步平息
。等到大家都冷静下来以后，也许比较容易取得同一意见。因此我在这两次会上提出了向
人大常委报告清理公司的情况，公布高级干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八十岁（或七十五岁）
以下领导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依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
立调查（万里同志考虑得比我周到，他建议由人大成立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在广泛讨
论的基础上，制定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等等。我的这些建议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都只
是提了一下，以后还准备再讨论，并没有正式做出决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
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与
等密切结合起来。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
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
明度。
七、关於我同戈巴契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
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
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
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於这次作了公开报导。 我从朝鲜回来后，听说小平同志四月二十
五日关於学潮问题的讲话广泛传达后、社会上引起很多议论，说常委向小平同志汇报不符
合组织原则。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在戈巴契夫来访的
前两天，我与工人和工会
干部座谈对话时，会上也有人提出这类问题。当时我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作了说
明，效果良好。他们说，我们过去不了解，现在知道了就好了（乔石、胡启立、阎明复等
同志均在场）。 在此之前，陈希同同志就针对人们有关「垂帘听政」的错误议论向大专院
校工作的同志们做了解释，说明了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关决定的情况，效果也是好的。
陈希同同志在四月二十八日的常委会上还汇报过这个情况。因此，我就考虑，如果通过公
开报导，把这一情况让群众知道，对减少议论可能有所帮助。我当时向戈巴契夫同志通报
的内容是，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通
报，向他请教（我有意识的没有讲，可以召集会议和由他拍板的话）。邓小平同志也总是
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
一切事情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
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八、关於五月十六日夜间的常委会。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四月二十六日社论
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的方式，解开
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五月四日，我和李鹏同志谈了我对这个社论的一些意见。
李鹏同志表示反对，因此我觉得要重新考虑是很难很难的。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我考虑
先绕开这个难题，对性质问题淡化，逐步转弯子。但是到了五月十三日几百名学生宣布绝
食。其中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改变那篇社论的定性。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这个问题已无
法绕开，因此才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会上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
出）。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
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

九、五月十七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
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五月四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
常委会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并作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
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
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所担心的。会后我再三考虑，很害怕因为我的认识水
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实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
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
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是能够继续共事的。我
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五
月十八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竟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请他
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充许的。身为总书
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
但当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关於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原来在学生绝食二天后，我就准
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学生已绝食
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
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学生己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
劝说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麽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
，并於当晚九时，宣布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
有起反作用。
十一、关於我没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
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请了三天病，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
了，也不再让我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就不知道了。 从以上可以看，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
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要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平
息下来。我十分担心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取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
，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
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最近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
说，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
结果。还说，现在来比晚来好。如果从这样的高度来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
就成为多馀的了。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我愿意结合学习小平同志的
讲话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方面互相影响。
现在看来，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外，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上，在民主问题上也必
须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我愈来愈感到，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既不能
超前
也不能滞后了，应该大体上同步进行，如果太滞后，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继续下去，而且
会产生各种社会政治矛盾。我原来曾想，只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人
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会满意，社会就会安定，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完全这样。
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后，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都会增强，如果思想教育
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跟不上，社会仍然不会安定。　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撤销
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摘我有保留
意见。对於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
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
效，但都是关於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再从实际情况
来看，学潮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事实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这一段，
学潮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
讲话，使动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
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导。这至少可以说明我那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学潮升级。五
月十九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
，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如果说我请病
假没能加五月十九日的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於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
解释不通。 关於分裂党的问题。什麽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於
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内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
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
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
而李鹏同志报告中指摘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摘我在已经出现
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
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像这样一
些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
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
”，更不能因为我请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既然党章规定
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党章”第一章第四条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
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党的任何一级组织
直到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责提出申辩，希望予
以考虑。
赵紫阳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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