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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情报战场上超一流的高手：潘汉年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Wed Mar 29 09:33:22 2006), 转信


来源：sohu论坛

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两面分子”，晓以民族大义，为我所用，这是潘汉年情报工作中运用自如的斗争艺术。

　　到上海后，为了尽快完成延安中央首脑机关所急需的情报，根据中央关于“大胆地吸收各界各类人员”，“即便是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的人，只要他今后愿意为我党工作，亦可利用”的方针，潘汉年把眼光瞄准了一个特殊人物：袁殊。

袁殊是湖北圻春人，又名学艺、军光，化名曾达斋，早年留学日本，三十年代初回国参加上海左翼文艺活动，曾主编《文艺新闻》。作为同路人，袁殊与当时上海左翼文化人冯雪峰、夏衍、楼适夷等都很熟悉，与潘汉年之间也有一定的交往。不过，袁殊当时与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军统特务头子吴醒亚是同乡，且私交甚笃，在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之后，袁也被吸收加入了中共情报行列。自此开始，与潘汉年有了工作上的直接联系。１９３３年，潘汉年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前后，袁殊则奉派参加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期间，袁又利用日本友人的关系，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情报人员岩井英一建立了关系，并接受其津贴。这样，他就成了中共与日本方面的双料高级谍报人员了。

　　１９３５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三次大破坏，袁殊也被军统局逮捕，旋即叛变自首，使著名电影女演员王莹被捕入狱，夏衍也险些落入敌手。顾虑到袁殊与吴醒亚的特殊关系，同时又害怕得罪日本人，逮捕袁殊的特务机关于翌年春将他释放。此后，袁东渡日本，继续与岩井保持关系，并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情报津贴。

　　１９３７年春，正当潘汉年奔波于沪宁杭，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之际，袁殊也回到了上海。他一面继续和军统吴醒亚保持关系，一面找潘汉年、冯雪峰、夏衍等人联系，但又不知中共对他抱怎样的态度。一次，他将一份有关日本各重要城市状况的机密资料交给了潘汉年，希望借此得到中共的谅解，重新给他一个工作的机会。于是，他带着试探性的口气，对潘汉年说：“我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是一方面和军统吴醒亚有联系，另一方面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也有联系的。”

　　从袁殊的口气中，潘汉年自然清楚他的用意。作为当时国共谈判桌上中共的全权代表，潘汉年审时度势，认为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国共两党合作大势所趋的形势之下，用好袁殊这样的情报人员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当即表态欢迎袁殊继续与中共合作，并指示他：“你可以用抗日的名义继续和军统保持联系，也可以和日本领事馆应付。但你要准备承受外界对你的误解和抨击。”

　　袁殊就这样又恢复了与中共的情报关系。后来，潘汉年回延安时，即将袁殊的情况向中社部作了汇报，康生在中央特科时期也认识袁殊。中社部很快取得共识，认为可以争取和利用袁殊的特殊关系，在敌人营垒中建立我们的内线。

　　１９３９年初夏，潘汉年从重庆飞抵香港后不久，袁殊正好赴港参加戴笠召开的军统情报工作会议。当他获悉潘也在香港后，便设法通过关系找到了潘汉年，向他汇报了上海敌伪及军统的活动情况，并与潘汉年相约在上海会面。

　　但袁殊为人颇有心计，他向潘汇报情况时，隐瞒了在这之前所发生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及他目前的真实处境。原来，１９３９年春夏之交，袁曾接受军统的部署，准备破坏汪伪特工总部“７６号”时，不慎被抓获，由特工总部副主任李士群亲自审问。当袁殊供出与岩井英一关系时，李即与岩井取得联系，由岩井出面保释。

　　岩井是个中国通，他曾任日本大使馆情报主任，是一个以文职人员的身份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资深的高级特务头子。此时他正任职于上海日本使馆，名义上为副领事，实际上是岩井机关长。他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文化界汉奸，组织文化舆论方面的宣传活动，并收集有关的战略情报。岩井与袁殊早有往来，这次袁被保释后，便加入了岩井特务机关，成为其中一名正式的情报人员了。

　　根据香港的约定，潘汉年到达上海后，便按时来到上海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叩开了袁殊临时下榻处的房门。袁殊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潘汉年，说明自己目前的身分和处境。在这种特定的场合，潘汉年没有对袁殊提出尖锐的批评和忠告，而在事后又继续信任他，这一方面表现了潘汉年对情报工作的自负和为人的厚道；但另一方面也正好暴露了他太重感情的性格。难怪他的老战友，与袁殊相当熟悉的夏衍当时就劝他不要用袁，事后还惋惜地说：“汉年这个人有一个缺点，就是用人不慎，轻信袁殊就是一例。”不过，就是像袁殊这样的人，正是在潘汉年的争取引导之下，为中共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战略情报，做了不少工作。有学者认为，潘汉年利用袁殊这件事，得失相比较，得是了不起的，而“失”却被人为地抓住不放，进而冠之于“内奸”，真是冤枉至极！至于袁殊，自从与潘汉年接上关系后，虽然仍出入于岩井机关，协助岩井建立所谓“兴亚救国会”，开展“兴亚救国运动”，并先后担任过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等职务，但其主流则是为中共服务，为抗战效力。因此日本投降后，当国民党政府拟按汉奸罪对袁殊提出起诉时，由中共将他转移到根据地，此后，袁担任了中共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中央情报总署亚洲司司长等职。１９５４年军委审干时对他所作的结论比较准确，结论认为袁在１９３５年被军统逮捕后自首属于严重政治错误，指出袁后来为中共情报机关服务，应充分给予肯定。１９５５年４月，袁因潘案而牵连入狱、１９８２年又因潘案的平反而平反，这是后话。


袁殊把事情讲完后，突然话锋一转，问潘汉年：“你到我这里来，恐怕已经被日本特务注意到了。我应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

　　袁殊的问话，无疑给潘汉年出了一道难题。袁要从潘的口中套出真情，潘则镇定应付，他淡淡地回答：“既然这样，你就将计就计在敌伪内部站住脚，取得合法地位。同时搜集敌伪情报向我提供。只要是为抗战真正出力，我们是会谅解的。至于我们这次会见，你就说我过去是一个左派人士，大革命时期曾经和林伯渠、郭沫若、叶剑英、叶挺等人熟悉，一向是反蒋的；目前在香港，主张中日和平解决争端，是可以帮助你在香港搜集大后方战略情报的。”

　　听了潘汉年的话，袁殊得到了满足。因为袁深知投身于岩井机关将意味着什么？何况，他还不是一个完全泯灭良知，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战争效劳的汉奸分子。他是在岩井保释之下进入日特机关的，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件不得不为之的事情，他要为自己寻找出路，而作为曾经服务于中共情报机构的他，取得中共的信任和谅解，将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潘汉年的话解除了他的疑虑，也为他指明了工作方向。于是，他进一步问：　“要是岩井要求我将你介绍给他怎么办？”
　　
　　潘汉年考虑到袁殊这条线索的特殊关系，他虽然知道与岩井见面的后果，更知道情报战线上的风险，但为了扩大搜集敌伪情报的来源，他决定乘机打入“岩井机关”，深入虎穴，去和岩井周旋。因此他坦然地回答：“那我就用胡越明的化名同岩井见面，就说我愿意和你在香港合作搞情报。”
　　
　　潘、袁百老汇大厦秘密会面之后，袁殊即将潘汉年的情况报告了岩井英一。对于中共这样一个重要的情报系统领导人，岩井自然特别有兴趣，他还答允与潘汉年直接联系。于是，“胡越明”之名，就被列入了日特“岩井机关”的中国人花名册上。

　　时隔不久，潘汉年接到袁殊通知，要他在上海虹口区一家日本人开的餐馆里，和岩井会见。由于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接触，双方都没有涉及实质性的情报内容。岩井也没有向潘汉年提出什么具体任务，只是十分客气地称潘汉年为“胡先生”，欢迎他同袁殊合作，做他们的朋友。随后，岩井又问了香港和重庆方面的一些情况，问了他都认识哪些人，等等。潘汉年也一般性地讲了一点香港和重庆大后方的情况，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情况，还谈了一些苏联、美国和英国与蒋介石的关系，等等。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间，岩井派袁殊告诉潘汉年，要他为岩井机关搜集情报，并要求他做一个在香港开展工作的计划。潘汉年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扩大香港的情报范围。具体做法是：利用岩井的关系作掩护，在香港办一个公开刊物，作为活动据点，以便团结、联系一批人，定期集情报，并负责每半月向“岩井机关”交一次情报，但岩井他们须每月供给活动经费２０００元，另外还要提供办刊的筹备经费。换句话说，就是用岩井的钱，作为我搜集战略情报的经费；用岩井的关系，掩护我情报工作的开展。

　　潘汉年的计划很快被岩井所批准。于是，一个以《二十世纪》为刊名的杂志，扮起“灰色”的脸宠，出现于世人面前。该刊由恽逸群任主笔，郑禹森为助手。他俩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又都是潘汉年手下的老情报人员，因此，该刊编辑也就成了中共一个安全可靠的情报活动据点。至于向岩井机关提供的情报内容，经潘汉年与廖承志、张唯一等商定，由徐明诚和张唯一每半月起草一份有关大后方及国共合作的情况，有时增编一些英、美、苏在香港的动态。这些情报均有分寸：不能太过，也不能没有价值，但以无损于中共的根本利益为准则。

　　就这样，中共的情报网络，经潘汉年编织，渗透到了日特“岩井机关”；一份份有用的战略情报，经潘汉年之手，转达到了延安中枢机关。据刘人寿、何荦等回忆，潘通过袁殊等人的关系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有“（１）１９３９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２）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３日潘从香港签发的德苏战争一触即发，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３）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这是个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对国内的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怪不得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在讲到敌占区大城市工作时，表扬了刘少奇，同时也表扬了刘晓和潘汉年。１９８２年８月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通知中也说他在这个时期“为党获取了不少重要战略情报，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 

　　不仅如此，潘汉年还利用“岩井机关”，掩护了自己和潘部一批情报人员。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了香港，并进驻上海租界。潘汉年通过袁殊，让岩井为他办了一张显示个人身份的证明。证明文件由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签发，说明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问，请先与日本领事馆联系。岩井还以自己的名义在汇中饭店开了一个专门房间供潘汉年使用。潘汉年利用这些条件和刘人寿、董慧等人联系，指导工作。

香港沦陷后，局势十分紧张，潘汉年又通过“岩井机关”，取得了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帮助”，先后将何香凝、廖承志等安全撤离，并将潘部情报人员，分两批撤离香港。其中徐明诚、陈曼云、高志昂等撤到内地；张唯一、恽逸群、王却尘、何积、潘丽华、叶文津等撤至上海。恽逸群因有《二十世纪》的关系，到上海后就由潘汉年派往“岩井机关”，潘对他说：“现在形势很复杂，党中央要求我们‘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累力量、以待时机’，因此要设法钻入敌伪组织内部。我已跟袁殊讲过了，你就到他掌握的岩井公馆去。”后来，恽逸群就在“岩井机关”所属的上海编译社任社长，在日伪的报刊《新中国报》、《杂志》、《政治月刊》上发表“曲笔”文章进行宣传，继续开展情报活动。于是，日特“岩井机关”里又多了一名中共的情报人员。
　　
　　就这样，潘汉年利用情报对手，为我所用。体现了他比对手的高明之处。他的成功和所创造的辉煌，实在是中共情报战线上的一大创举。

　　打入汪伪“特工总部”
　　
　　几乎在潘汉年通过袁殊的关系，渗透到日特“岩井机关，积极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潘部的情报人员又打入了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进而潘亲自出马，周旋于汉奸巨憝之间，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
　　
　　潘汉年在汪伪情报工作中的一个主要对手，正是使人谈虎色变的“７6号”魔穴的大魔头李士群。
　　
　　对于李士群，潘汉年是比较了解的。他是浙江遂昌人。二十年代初到上海，先后就读于美术专科学校及上海大学，后曾赴苏留学。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李士群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不久为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为避免巡捕房将他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他托人走通了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投了“门生”弟子，由季将他保释出来。从此，李士群与上海青帮搭上了关系。１９３２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务机构逮捕，旋即投降，被任命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成了一名Ｃ．Ｃ系的特务分子。１９３３年春，当潘汉年在中央特科派遣“红枪队”制裁调查科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马绍武时，因涉嫌此案，李被逮捕，解押到南京道署街调查科总部受审。后经他的老婆、Ｃ．Ｃ系上海区情报员叶吉卿带了大量珠宝首饰赶到南京营救，上下使钱，左右贿赂，才使李获释。

　　此后李一直郁郁不得志。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由南京逃至武汉。１９３８年夏秋之际潜赴香港，经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引荐，到上海投奔日本驻沪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清水要他为日本情报机关服务，他满口答允，并在上海沪西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７６号建立了一支武装的汉奸特工队。待到汪精卫叛国投敌后，李士群的“７６号”由日方撮合，被汪伪接收，成了汪伪汉奸集团“打天下”的工具，李士群因此也受到重用，先后担任了汪伪特务委员会秘书长、警政部政务次长、警政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伪江苏省省长等要职。但李士群投敌之后，表面上虽然与国民党军统、中统形同水火，但暗中仍然有着一定的联系；对中共方面，他也设法寻找关系。他的目的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这是李士群乃至周佛海等汉奸巨憨的共同心理状态。

　　李士群是一个朝三暮四之徒，“有奶便是娘”是他的基本的性格特征。有鉴于此，潘汉年在１９３９年春离开延安之前，就曾与康生等中社部领导一起讨论过李的问题，认为有条件地与他建立某种联系，争取和利用他有其必要也有可能。

　　果然不出所料，１９３９年秋，当潘汉年到达香港后不久，李士群正通过关系向上海地下党组织表示：他愿意和中共联系，并提供必要的情报。但他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希望中共方面能够将他的朋友胡绣枫安排到他那里工作，由胡来担任他和中共方面的联络人员。

　　胡绣枫与他丈夫李剑华都是潘汉年系统的中共情报人员，他们长期战斗在敌人阵营中。李士群对胡的情况也很熟识，他要胡作为他与中共的联络人，是想取得中共的信任，并以此在日本人和汪精卫等人面前表现自己的能耐。不过此时胡夫妇俩正在大后方做国民党上层工作，一时难以抽身。由于事关重大，上海地下党组织立即密电请示南方局。

　　时任八路军参谋长，此时正在南方局协助周恩来开展统战工作的叶剑英，接到上述电报之后，立即与香港方面的廖承志、潘汉年等取得联系。并通报了李士群的动向，向他们征询派遣何人接替胡绣枫，做李士群的联络工作。经潘汉年推荐，上海的地下党员关露担当了此任。于是，中共南方局以叶剑英的名电报，指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通知关露速去香港接受任务。

　　关露，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是胡绣枫的姐姐。她早年因逃避家庭包办婚姻，毅然出走。１９２８年考上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开始文学创作，发表过多篇小说、诗歌。１９３２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后，关露参加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旋即在女工中间开展宣传、组织活动。这期间，她还参与了“左联”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关露继续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现在，组织上又要她去接受新的任务，关露稍加准备，便乘船南下香港。

到达香港后，关露按约定去见廖承志和潘汉年。廖此时仍负责港澳侨胞和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实际情报工作及对李士群的工作则由潘负责。因此，在廖承志向她转达南方局的指示后，潘汉年就对关露的具体任务作了布置。潘对她说：“你回上海后，要到汪伪特务机关去做策反工作，找李士群秘密联系，争取他为我们做一些事情。”此时，关露才知道组织上的意图。她深知这项特殊任务的艰巨性和危险性，但既然是党的安排，就“欣然同意”了。接着，潘汉年又叮嘱她：

　　“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并反复强调：“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

　　听了潘汉年这番话，关露觉得自己今后将要忍辱负重地为党工作，这不是组织上的信任吗？想到这里，她连连点头说：“我不辩护。”
　　
　　接受任务之后，关露迅速离港返回上海，并赴“７６号”汪伪特工总部去见李士群。李将她留在那里，担任与潘汉年联络的任务。不久，潘又委托上海的中共情报人员吴成方具体与关露联系。关露就这样放弃了革命作家的称号，背着“汉奸”的黑锅，冒着生命危险，默默地为党工作。

　　再说潘汉年以胡越明的化名，进入日特“岩井机关”活动后，不仅引起岩井的重视，也受到了侵华日军的特工大头目、“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的注意。

　　影佐是日本军界有名的“中国通”，曾任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兼陆军省军务课长。在潘汉年此次返沪前一个多月，即１９３９年８月下旬，影佐奉命在上海虹口区东体育会路７号建立了一个日特机关。因此处对外的公开名称为“梅花堂”，故称“梅机关”，又因机关长为影佐，亦称“影佐机关”。“梅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监护汪精卫集团，扶植汪伪中央政府的建立。１９４０年３月，汪伪政权在南京粉墨登场，影佐被任命为伪廷最高军事顾问，因大小事情都得“顾问”，即被时人称之为伪廷的“影子”。

　　这个伪廷“影子”，不仅是汪伪汉奸的“太上皇”，也是在华日军特务“谋略”活动的“总指挥”。作为其“业务”上的属下，岩井英一接收潘汉年为“岩井机关”情报人员一事，当然要向影佐汇报。影佐随即表示同意，并提出要与潘见面。对潘汉年来说，由于其特殊的身份，不仅不能加以拒绝，而且只能如约前往，才能取得影佐的“信任”，以便日后在“岩井机关”“发挥更大的作用”。

　　经日方安排，这次会晤地点选在上海虹口区的“六三花园”，并以宴请的方式进行。作陪的有岩井英一和袁殊。席间，影佐只是一般地询问了潘汉年的情况，潘则向影佐谈了一些大后方的消息和香港方面的民主人士的情况，并表示可以为“和平运动”做些事，影佐表示欢迎。席间，潘汉年乘机提出要求说，汪精卫政府的江苏省省长李士群是他的老朋友，他应当去打个招呼，希望能和李见面。影佐表示同意。

　　由于这次会晤，潘汉年直接开始了和李士群、周佛海乃至汪精卫等汉奸巨憝之周旋。在这场充满风险的政治斗争中，潘汉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至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并且殃及关露。潘案发生后，关露即被视为“要犯”，由公安部逮捕关押，到１９５７年释放，此后又受尽了折磨。而李剑华、胡绣枫夫妇也被列入重点审查对象，“文革”中再次遭到隔离审查，因为没有“胡编乱造”，就说他们是“舍车马，保将帅”，与潘汉年“互相包庇，狼狈为奸。这是后话。

　　那末，潘汉年为何要提出亲自会见李士群呢？因为这时太平洋战争业已爆发，香港沦陷后，潘的情报工作重心完全转移到了上海。而此时上海的形势也更为险恶，中共的地下党组织和情报工作人员随时都有被日伪特务机关侦破的危险。为了保证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和情报工作的正常运转，潘汉年认为自己有必要亲自出马，和汪伪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士群直接打交道，以便进一步观察敌情，谋划对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此时李士群本身因其地位和权势的不断扩张，不仅手伸得很长，而且不像以前那样俯首贴耳了。他不仅与他的拜把子兄弟、顶头上司周佛海发生了矛盾，甚至与沦陷区的日军头目也有冲突。因此，能够利用敌营中的内部矛盾，做到于我有利，为我所用，这正是一个高明的情报人员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基于上述考虑，潘汉年才请影佐打招呼要求约见李士群。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在与影佐会晤之后，潘汉年又与江苏省委书记刘晓一起慎密地研究了一次。两人形成共识，认为根据李士群的经历和性格特点，特别是目前的处境，由潘汉年亲自去见他，既有必要，而且也可能会有效果。

　　于是，潘汉年正式通知李士群身边的关露和打入“岩井机关”的袁殊，向李士群试探，获悉李很愿意与潘见面。这样，潘才决定让袁殊具体安排。

　　１９４２年２月的一天，潘汉年由袁殊陪同，来到了愚园路１１３６弄李士群的家。１１３６弄是一条很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弄内有１０余幢独立的小洋房，是汪精卫、周佛海、李士群等在上海的家，因此，这里成了汉奸巢穴。

对潘汉年的到来，李士群似乎十分得意。这两位原来都是中共队伍中的一分子，本是同壕“战友”，现在却成了誓不两立的政治对手。当一个为民族的大义冒险而来的时候，另一个却以阴暗的心理审视一切。两人寒暄之后，李士群笑着对潘汉年说：“过去当共产党时，常说要夺取政权，我现在已经夺得政权了。而你呢，现在在新四军担任什么呢？”

　　对李士群的这番“高论”，潘汉年未作任务解释，只是淡淡一笑。李自知无趣，便马上转换话题：“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我一定尽力帮助，我也希望你们能对我多帮助。”
　　对此，潘汉年回答：“我们欢迎你的这一态度。”

　　这次会见，双方都未涉及实质性问题，仍属试探性的接触。在这次会见中，除袁殊外，在场的还有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时任“特工总部”副厅长兼江苏实验区区长的胡均鹤。当场，李士群就敲定其与潘汉年联系的任务，今后由胡来负责。

　　胡均鹤，原名登云，江苏苏州人，早年加入中共，曾担任过共青团中央局书记。１９３２年被捕叛变，旋即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股股长。抗战爆发后调任国民党中统局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科科长，不久被汪伪“７６号”特工总部逮捕，又投靠了李士群，先后担任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科科长、汪伪警政部视察、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兼“７６号”外围组织“上海社”书记长等职，是李士群手下的一个大红人。胡与李怀有同样的心理，即要为自己留条后路。胡还是东北抗日联军司令赵尚志的妹夫，并照顾了赵尚志父亲的生活，帮助过东北抗联在香港的电台。因此，他对李士群的安排满口答应。胡为潘、李作联络人，事后也经潘汉年的报告，得到了延安中社部的同意。

　　至此，潘汉年不仅将关露安插于李士群身边，自己还亲自出马与李士群直接联系，并通过袁殊、胡均鹤等保持与李士群联络的渠道。中共的情报工作终于打入了汪伪“７６号”特工总部的核心。

　　两个月之后，李士群又一次在上海的家里约见了潘汉年。对于这次会晤，尹骐在《潘汉年传》中作了如下叙述：“这是一次李士群实践要‘帮助’中共的会见。会见时，李士群首先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在苏北盐阜新四军军部驻地进行‘扫荡’的有关军事行动的计划，希望新四军方面有所准备。潘汉年对此表示了谢意。在会见结束之前，李士群又拿出一本上海储备银行的支票簿交给潘汉年，说潘可以随时取用，以表示在经济上对潘在上海工作给予支持。潘汉年当即婉言谢绝，但李士群一再坚持请潘收下，潘汉年为了不给对方造成难堪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印象，也就暂时收下了，但后来一直没有动用。”——评：由上可见汪伪及日本是如何针对新四军“清乡”的了。不要忘记，潘的身份是公开的。

　　在这期间，潘汉年的情报网络还深入到了被称之为汪伪股肱的周佛海那里。
　　
　　周佛海是湖南沅陵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是中共“一大”１３名代之一。大革命初期自动脱党，不久便投靠蒋介石，成为蒋智囊团中一名“文胆”，在蒋介石内战、独裁的统治活动中，出谋画策，充当“军前的奏乐的鼓吹手”。１９３１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等职。中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是国民党内“低调俱乐部”的主持人，与汪精卫同唱一个曲调。从此改换门庭，投入汪精卫麾下，成为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一个主要策划者。汪伪政权在南京开张后，周最先担任伪警政部、财政部部长，控制了汪伪军事、财政、特工大权，被称之为汪伪政权“权力的象征”。

　　对于周佛海这样的人物，潘汉年采取了与对付李士群一样的策略，就是严加防范与争取利用相结合，尽可能为我所用。１９４２年春夏之间，潘汉年在李士群、胡均鹤的陪同下，在南京会见了周佛海。交谈的主要内容，是商定双方在上海互不伤害，互不以暴力对付的问题。这次会见之后，潘汉年又在上海“７６号”内与周佛海、李士群见了几次面，周的妻子杨淑慧每次都在场。潘案发生后，杨因此也被审查，被要求交代周与潘会面的详细情节。１９４２年年底，潘汉年告诉周佛海、李士群，他将去淮南根据地。临行前，周佛海还在“７６号”为潘汉年饯行。

　　１９４２年底，潘部情报人员张子羽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潜赴上海。张子羽，名振鋆，又名允明，字叔平。他是清末管学大臣兼礼、刑、吏、户各部尚书张百熙之子，曾任南京中央军校政治训练部秘书等职。他名义上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代表，实际上是受潘汉年指导。他利用早年与周佛海相识的关系，与周联络。周亦称他为“老友”。张此后经
　　常出入于“周公馆”，获得了不少关于日伪方面的有用情报。１９４７年，周佛海被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时，张子羽曾代表潘汉年去探视，再次进行策反，张告诉周，潘汉年希望周将自己的一些重要关系交出来，好替共产党做点有益工作，但被周拒绝了。

　　除张子羽外，潘汉年还通过华克之同他的“知交”任庵的关系，打入“周公馆”。华、任两人后来成了周家座上客，周佛海夫妇常常宴请他们。据华克之回忆，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们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动态。“１９４５年春，任庵得到蒋介石的绝密指示：‘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周收编、整编京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我将这个电报内容上报潘汉年。延安得到这个电报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使蒋方大为震惊。”


　　从渗透日特“岩井机关”到打入汪伪“特工总部”，从策反李士群到策反周佛海，潘汉年对党的情报工作真算得上煞费苦心了。其手段之运用，简直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其方法之高明，无与伦比。潘汉年不愧为中共第一流的情报专家，堪称中外情报战场上超一流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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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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