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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pheasant (茶壶), 信区: SARS
标题: "非典"反思录（转载）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Fri Jun 27 12:19:39 2003)

"非典"反思录

　　危难之中见真情。除此之外，紧急突发事件也是对一个社会公共管理体制、文明程度
和思想状况的真实检验。中国大陆和港台一场突如其来的萨斯疫情，无疑提供了重要的试
金石。如今疫情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虽然还不时有零星患者出现，但基本趋于平稳。
暴风骤雨过后，值得反思的东西实在太多。关于疫情的正面报道已经很多，而批判思考者
的任务主要是客观分析和总结，为公权力和社会大众提供一些独特的视角和理性的推断。
痛定思痛，一吐为快。

　　类似金融危机的警示--仅有GDP增长是不够的

　　中国大陆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上了一些台阶。面对GDP的增长数字，
一些人更加飘飘然，把发展看作是唯一值得关注的单个因素，以为一俊真的可以遮百丑。
而这种所谓的发展观实在太肤浅、太简单化。由于特殊的外汇管理体制和相对不太开放的
金融市场，中国大陆躲过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一些人更是无比自豪，以为再也没有什么
经济障碍了。可是，潜藏的障碍并未绝迹。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种至今来历不明的
冠状病毒，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让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对旅游、宾馆和交通运输
业等方面的打击也不是一两个月内可以消除的。

　　"非典"疫情提出了类似金融危机的警示：不要让盲目乐观情绪遮蔽了追求真知的心灵
，还是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切不可以为只要经济上去了，就可以忽略政治民主、社会
公正、两极分化、公共卫生、弱势群体、普遍人权、社会福利和救济等多方面的改革。这
些方面的任何一点如果处理得不好，都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有可能酿成社会危机。
GDP增长固然可爱，但如果财富迅速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大多数人生活并未改善，甚至还有
恶化，社会不公加剧，则这种增长的社会实际意义实在不大。设想一下，一个社会字面上
的GDP每年都在上升，但却污染加剧、穷人日增、腐败滋生、社会道德沦丧，由此而导致病
人增多、公众健康恶化、犯罪率上升、文明程度降低，那在我看来，GDP只是一个美丽的数
字，如同有毒的罂栗花。当然，我决不是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也不是说GDP负
增长才是好事，而只是强调简单化的片面发展观是不能接受的。

　　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对生态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而且要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
所有各方面的协调配合，同步发展。过去，相当一些人在片面的发展观下甚至提出并论证
过一些站不住的"高论"。比如"必要代价论"、"腐败有理论"，有人认为在低的生产力水平
下，为了发展经济，腐败可以容忍，甚至是经济发展必要的润滑剂。等到经济发达了，再
来治理腐败也不迟。殊不知，低经济水平下的腐败，所滋生的弊端不仅使社会在今后更难
治理，而且最终也会拖垮经济。南美一些国家的情况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东亚金融危机的
主要原因是官商长期勾结的结果，甚至在政治民主化之后的短时期内都难以克服这种传统
的顽症。

　　萨斯疫情还暴露了中国公共卫生等各类公共事业上的诸多漏洞。萨斯刚爆发时，大批
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在深切同情他们的同时也该反思一下：为什么对呼吸道传染病的警惕
性和防治手段是如此之低？我在此前看到，相当一些医院的医生护士工作时长年不戴口罩
。而他们之间的业务交流也相当差，从山西转到北京的首例萨斯病人，传染了许多医护人
员和亲朋，而这距离广东省发现首例患者已经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堂堂中国首都一流大医
院对于国内流行病的动向竟然一无所知，岂非咄咄怪事!有人把这归结为有关主管官员故意
封锁消息(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有关责任人难辞其咎)，但作为医院来说，仅有这样
的托辞是不够的。那些院长、主治大夫们难道生活在真空中吗？他们与外地大医院之间是
否真的"老死不相往来"？发展并研究疑难新奇病例，本身就是医生的职责，利用各种手段
主动寻找最新信息，加强同行间的交流合作，这就是其本职工作。

　　萨斯来袭，一些地方的公共财政捉襟见肘，同样暴露了公共事业投入不足。近年的经
济决策缺少科学性合理性和效益，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许多大工程如道路桥梁、市政建
设，耗费巨大，难以收回投资，占用大量资金，却没有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
留下足够的备用金。许多城市上厕所要收费，居民进普通休闲的公园收费奇高，这都是公
共事业投资不足的表现，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而城市和乡村医院的设施也参差不
齐，尤其是在流行病、多发病、严重传染病的群防群治方面投资严重不足，社会动员不够
。不仅广大农村人口医疗福利条件差，而且城市职工的治病费用不断升高，自己付款的款
项日益增多。许多人小病不敢上医院，大病也经常因为资金而拖延治疗抢救期。近年艾滋
病、性病、肺结核等类疾病的患者人数呈上升趋势，除了一些社会原因以外，也应该认真
检讨公共卫生事业上的缺失。一个人均GDP已经进入了小康水平的社会，甚至还有数百万肺
结核病患者（其主要原因是营养不良和防治不力），这决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萨斯疫情期间，中央和地方公共资金对此病患者一律免费治疗，这是很好的做法。但
疫情过后，是否需要全面检讨一下公共卫生福利的政策？比如对前述三类病患者，是否有
必要采取一些措施？即使一时不可能公共财政全包，也应当大力鼓励发展民间慈善事业，
比给予外商投资和开发区还要优惠的政策鼓励各地设立公共卫生基金和投资，对捐款人实
行所得税减免等政策。公共事业不一定全由政府来包办，让民间也负起责任来，这同样是
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一些决策者把眼光只盯着有钱人、追逐利润的大投资商(这些人本身
也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却对普通民众生命悠关的健康和福利漠然视之，这样的心态是不
是也需要认真检讨一下？

　　两岸三地的通病--为何都曾短暂失控？

　　海峡两岸三地有着太多复杂的联系和纠葛，但此次在萨斯疫情发展上却惊人地相似，
只是表现形式有所区别而已。其通病是：公共卫生部门在一开始时都反应迟缓、应对乏力
，以致疫情迅速扩大，损失惨重。海峡两岸的卫生部门负责人也都为此而被免职或请辞。
中国内地在一开始时由于媒体不能公开报道，社会警觉差，医护人员之间缺少沟通，使得
疫情迅速扩大。北京疫情刚爆发时，甚至在10小时内没有医院可以接收财经大学等校患病
师生的情况。北方个别医院也曾经因为患者未带现金而拒绝抢救。虽然医护人员在总体上
表现积极，可歌可泣，但医疗制度和职业道德上的教训也不能不吸取。香港和台湾媒体倒
是自由化了，大报小报、电台电视可以轮番轰炸，造成了社会性的警觉，但对其公共部门
的行政管理效率也不敢恭维，加上公众日常生活上的一些习惯和文明素质的问题，也造成
了重大损失。这是很值得深思的现象。

　　中国内地自从领导人采取公开透明和紧急动员政策以后，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
内地政治动员体制基本上是一元化的，因而在最高政治决定作出之后，下面各级政府在贯
彻时比较齐一，比如各省都迅速地按照中央指示追踪患者和病人接触的人群，及时对有关
高校和居民点进行了隔离。媒体从默不作声一下子突变到大张旗鼓，全天候地播报有关防
治非典的举措，宣传医护人员的正面典型和可疑居民区隔离的必要性。许多单位干脆反应
过度，比如全部拒绝接待外来人员，停止一切宴会和集会，对疫区来的人和车，不分青红
皂白，一律消毒隔离。甚至还让居委会和邻里监视外来人口，凡到过疫区者均需登记和测
量体温，这些有点干涉个人隐私的过度举措在非常时期也能起到防止传染加剧的作用，只
是付出了较沉重的个体权利的代价。当然，相当一些官员因为不积极、不称职而遭到了惩
处。因此，中国内地的这种动员体制是把双刃剑：它在高层忽视某些事情时会出现全社会
的失误，酝酿潜在的危机，但在高层动员之后也可能比较高效地制止疫情。

　　香港和台湾的媒体相当开放，几乎任何事情都能说、都能报道、都能播出。香港明明
很早就报道了近邻广东在闹一种原因不明、毒性很强的肺炎，但其行政当局和公共卫生管
理部门却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既未及时与广东的医疗单位交流，也没有采取必要的预
防措施。以致在广东之后遭到萨斯重创，一个淘大花园就数百人感染，死亡者众。这说明
，自由媒体是高效治理的必要条件，但不一定是充分条件，还需要良治的配合。相比之下
，新加坡政府的治理效率较高，管理得力，因而对萨斯疫情的控制效果优于香港。

　　台湾的情况也与香港类似。虽有自由开放的媒体，却无高效率的公共卫生措施和行政
管理相配合，以致在媒体大喊"狼来了"之后相当长时间里，未能未雨绸缪，狼果真来了仍
然惊慌失措。台大医院、和平医院等医院的交叉感染之严重、医院自我隔离措施之不力，
使全台湾处于一片恐慌之中，这种行政管理效率与台湾的经济成就相当不协调，人均GDP数
字在此同样没有多少意义。与香港相比，台湾还存在着所谓民粹主义思潮泛滥的问题。由
于面临大选，两大政治集团互相争夺政治资源和话语权，却忽视了统一的行政管理。主持
台北事务的国民党人马英九与扁政府正好是两大对立的政治集团，因而几乎不能以快速统
一的指挥和得力的措施对抗疫情。当然，事情闹大之后，情况有所改善。与此相比，美国
等国虽然也是民主政治，但其政府在对抗公共突发事变(如九一一事件)上的管理效率仍然
相当高。正如罗尔斯所说，忠诚的反对派是民主政治的一大要义，反对党不能为反对而反
对，而必须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因此，当九一一这样的大事件涉及美国人民的根本利
益时，暂时未掌握联邦行政大权的民主党也必须积极配合总统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不得
随便添乱。民主政治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势，但其本身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总结和改进的过程，还需要良
好的治理包括法治相配合，才能显出其优势。如是观之，今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还很有改进
的必要，民粹主义的旗帜举到极端，也可能在轰轰烈烈的外表下潜藏低效率的政府。可见
两岸三地都需要改进其官僚体制，使之成为廉洁、高效、精干的公共管理队伍。

　　两岸三地的民情当中也存在一些共性的东西。萨斯疫情反映了传统饮食和生活习惯的
某些弊端，个人和公共卫生、公民自律程度也与此相关。仅就萨斯这种特殊的呼吸道综合
症而言，两岸三地的传统习惯的确有一些负面的东西，而日本和美国均未酿成重大疫情，
其居民的卫生习惯和公共卫生系统的高效运作大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是中国内地，广
东和北京疫情最为严重，内蒙山西河北等地次之，而沿海人员流动同样很高的其他主要发
达省份相对较轻，也反映了这些方面总体上的差异，特别是卫生习惯和基层行政管理的细
心与实效都很重要。其实北京市的公共管理问题非自今日始，去年一场半寸厚的降雪就让
首都的交通瘫痪整整一天，已经反映出城市管理上的大漏洞。当然有人会说，美国的艾滋
病发病率要远高于东亚社会，此病与个人之间的性行为和放纵程度、吸毒等关系密切，因
而与萨斯的传播方式还不相同。这里并无特别厚彼薄此的意图，只是想说明克服陋习、加
强个人卫生是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认真实践的事业。

　　蒋彦永现象--讲真话的价值

　　萨斯疫情曾在春天的短时期内如黑云压城，袭击京城。而中国的前任卫生部长张文康
和受控制的媒体却曾经守口如瓶，于是才出了冒死讲真话的老军医蒋彦永。作为一名有多
年党龄、七十多岁的老军医，他不会不知道直接违抗部长的命令、以自己的亲笔签名信把
北京疫情真相公诸媒体会给自己造成的危险。但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还是促使他必须
这样做，他不能看到更多的人因为不明真相而患病死亡，连决策者也有可能被慌言所欺骗
。而且他的信先发给了中国内地的巨型媒体和香港卫视，在又一次可怕的沉默之后，才有
外国最有影响的报刊全文刊登，引起国际社会哗然。不无遗憾，中国媒体又一次在讲真话
的国际传媒竞争中败阵，让别人拔得头筹。

　　岂止是首发权的问题，蒋彦永的信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炸开了黑箱般的内地传媒，也
让许多官僚坐不住。所以才有媒体和网民说，他是救死扶伤的民族英雄，因为他的信是促
成媒体开放和高层提高透明度、积极应对疫情决策的因素之一，其功劳决不亚于在前线抢
救患者的医护人员。蒋医生同时也揭开了中国传媒遮遮掩掩、远离民情的黑暗面，促使媒
体自身大反省，态度大转变。当然，所有这些转变的直接原因来自最高层的决策，但突发
事变和国际舆论、互联网的多方压力，无疑是促成这种转变的因素。如果中国新闻业有类
似普利策奖这样的最高新闻大奖，今年的得主非蒋莫属。

　　当然，有人高兴有人愁。某高官在北京疫情得到控制以后突然变脸，在记者招待会上
反问记者为什么对蒋彦永这个人感兴趣，他只不过是数百万医生护士中的一员。此言一出
，更引起内外舆论大哗，批评声更烈。是的，官场有官场的语言、官场的判断标准。历来
的英雄大都是官僚们封的，是官场垄断的，今天出现了一个民众和媒体自发封的大英雄，
而且其行为恰恰是针对卫生部头号长官的，怎能不引起多年在官场上习惯思维的人们的反
感呢？所以要指责"你们为什么对他感兴趣"？在某些人看来，对谁感兴趣也必须由官僚们
来决定，你不能随便自己对什么事发生兴趣。多么熟悉的思路啊，这让我想起了小说《19
84年》和《动物庄园》，也想起了波普所说的封闭社会靠屋顶上的大喇叭来不断灌输的描
述。可惜，任何一个时代的官僚都不可能完全垄断民众的思维和兴趣，在今天信息网络化
的时代就更加不可能，因为社会更加多元化，官僚能够垄断的东西在减少。鲁迅说过，中
国向来有愚民的传统，但老百姓也有愚君的办法。今天，官场也必须向民情靠拢，所以才
有所谓"新三民主义"的说法(即"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和"三个贴近"的
要求(即媒体要"贴近群众、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这些要求其实是很高的，很难做到。同时也向官僚们提了个醒，你不是不习惯民间和媒体自发的兴趣和思维�
穑磕蔷涂茨憧咕苊褚獾哪苣途烤褂卸啻蟆１鹜耍�"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人民是官僚的
衣食父母，是纳税人养活了官僚们，老是蔑视民众和民间的意志，以贵族老爷的姿态看待
群众的愿望和志趣，其镜子就是前苏联东欧的"一块玩完"，玩完之后，社会再得新生。民
主社会就是要官僚们不能固守自己的思维，必须学会见貌变色。这个貌就是民众之貌、选
民之貌。不讨好他们，你的官位就可能不保。一句话得罪了公众舆论，说不定就得辞职。

　　作为一名普通公民，我由衷地感激蒋彦永老军医，赞赏他的勇气和良知。没有他，没
有决策者和众多人们的共同努力，也许我早已躺在病床上，与萨斯病魔抗争，甚至也许我
已得不到一张能够抢救我的病床和胜任的医生护士(因为患者太多了)。我是一介平民，从
平民的角度感激蒋大夫。固然众多医护人员都是大好人，但蒋大夫是他们的良知和勇气的
杰出代表，应当为他建立一块永久的历史丰碑，以警示后人：先人曾经为了讲真话而付出
过怎样的代价，少数官僚是怎么讥笑一个讲真话的真英雄。

　　我已经在另文中集中讨论了言论自由对于传播真实信息的重要性。蒋彦永现象标志着
国人争取言论自由的伟大历程的一个关键时刻。言论自由可以把高层决策者与民众在获得
资讯方面基本拉平(但不可能完全拉平)，同时让全社会警觉起来，也可揭露社会和官场的
黑暗面和不公，防止决策者闭目塞听。没有言论自由，许多社会问题和突发危机都会被耽
搁延缓，最终贻害社会，而各种丑恶现象也难以得到及时的揭露和制止，只是延缓了社会
矛盾的激化和总爆发。当然，像民主一样，言论自由也不是万应灵药，在此基础上还需要
公共管理和法律制度等多方面的积极配合。

　　钟南山与洪涛现象--官与学的关系

　　搞萨斯之战还涌现了另外一位英雄钟南山，他拥有中国学术界最高的头衔--中国工程
院的院士(由于医学对国计民生的特别重要性，我主张独立设立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士)，并
且已快到七十岁，却坚强不息地战斗在临床的第一线。他把广东省非典危重病人接到其呼
吸病研究所，与医护人员一起奋战，攻克难关。他也是主张如实反映疫情、积极争取国际
合作的关键人物，并且在学术上坚持实事求是，否认衣原体是非典的病原。当中国与世界
卫生组织和各国各地专家密切合作时，他的丰富医疗经验、临床的优异表现和诊断上的真
知灼见终于为国人争得了荣誉。

　　与蒋军医不同，钟南山虽然也曾经被误解和压制，但他在疫情公开后得到了公正的宣
传表彰，成了媒体上的明星--这些荣誉和奖赏他完全当之无愧。因为他以自身榜样告诉人
们：一个真正的医学专家和学者应当怎样对待自己的服务对象、自己的事业和职业，其言
其行，堪称楷模。

　　与钟南山不同的是另外一位老院士洪涛。洪院士拥有比钟还要高的专业地位和威望、
更加优越的研究条件，却在此次萨斯疫情中让人发出"廉颇老矣""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
感慨。原因主要是他坚持萨斯的病原为衣原体，从宣布这一重要"发现"到全世界同行不予
承认，最后认可冠状病毒为病原体，洪院士对此疫不仅没有什么直接的贡献，而且还起了
反作用。因为关于衣原体的错误判断有可能误导医疗人员的诊治。而且72岁的洪院士虽为
中国病毒形态学的主要奠基人，但此次在鉴定病原体时并未完成科克氏法则验证，即把可
疑病原分离出来，然后接种到健康体上并产生了相同的症状才可能下结论。这种违反基本
科学规范而匆忙得出的结论当然要受到同行的质疑。钟南山以临床大量证据否认衣原体一
说，因而形成了南北学派的对立，最终是国际和国内同行的共同认可才证明钟南山代表了
正确的方向。

　　本来，对病原的探究属于学术之争，各人坚持己见也在情理之中，不必上纲上线。但
洪院士的失误在于他的条件看起来太优越了，自我感觉太好，又脱离临床第一线，未经仔
细验证就
肯定初步发现的结果，并对外公布。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多医学研究者情绪浮躁，包括我
们自己"。其实何止浮躁，大概还存在态度问题。他在国内外公认冠状病毒以后，仍然多日
坚持衣原体一说没有错，为自己狡辩。身在北京，得天独厚地拥有最多的政治、学术和财
力资源，却犯如此低级的判断错误，大概也是他自己所始料不及的。

　　其实这种现象还颇为普遍，教训相当深刻。今天不少人的学术研究缺少实事求是之诚
意，大多为沽名钓誉，充当敲门砖。许多人年纪轻轻，并未领得科学研究的真谛，却热衷
于拉关系，走门子，找政治靠山或学术后台。他们没有多少时间泡在实验室、疹疗室等科
研第一线，因而只能靠科研外的表面文章来凑数。比如一些人热衷于拉帮结派，甚至当"自
己人"犯了明显的科学判断和学术道德上的错误时仍然文过饰非，无理狡辩。许多科学成果
的鉴定几乎找的全是"自己人"：同学、学生、老师、同事等"关系户"，因而经常把成果随
意拔高，动辄填补了国际国内的空白。而大量成果的所谓社会反响也都是关系户的无聊吹
捧，尤其是学生给老师写的书评、成果鉴定和受到质疑时的辩护词，几乎全无科学的客观
评价，与江湖帮派的作为并无二致。近年科学界曾经揭露多项重大的科学常识错误和违规
事件，但当事人却以种种理由和藉口逃避惩罚，甚至反而升了官。其中一个较普遍的现象
是导师与研究生联名发表的论文，当抄袭别人论文和数据或弄虚作假的事实被揭露之后，
几乎都清一色地把责任推到研究生身上，而充当第一署名人的权威人物却轻易地逃避了责
任。当然，这些现象也许与洪院士无关，但其发生的根源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科学研究中存在两种极端，一种是急功近利，急于把所有的研究都与经济和工程
的实用效果挂钩(但实际上也只是花架子，并无真正的实效)，而不对科学上的是非与成果
实际功效作如实的判断。另一种是研究越来越空，名词日趋艰深晦涩，所论与现实日益脱
节。明明现实已经发展了许多，但理论仍然停留在旧时代，或者只是玩弄名词概念的游戏
，毫无实质内容，只是满足当事人的精神虚荣，于社会于自己都一无用处。但两者都借助
于江湖帮派之术而占据发表和评奖的主导权，使科学研究完全围绕长官意志转悠。许多刊
物成了帮派或关系户发表低质量论文和互相吹捧的场所。而一些多年脱离学术前沿、热衷
于逢迎讨好的权威评委们同样以帮派标准来判定奖项和派发研究基金。金钱和利益介入科
学研究，甚至发展到评选院士、博士点、重点学科和科研教学基地等方面均有寻租活动之
嫌，利益驱动的润滑剂正在扭曲原本简单的科学研究，大量官僚行政行为介入科学事业本
身，以致一批人成了职业的造申请表、成果鉴定表和吹嘘表的人。成果头头是道，但到国
际上一比，马上溃不成军。衣原体一说就是如此，假如没有国际学界的制约，可能此说还
会借助学术外的力量而长期维持下去，误人子弟。与此相联系，中国科学研究共同体保护自身成果的意识其实很不强，此次萨斯最早发现并流行于中国，医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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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南山与洪涛两院士的正反教训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倒更愿意看到中国科学院和工
程院就此次萨斯一疫对整个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和相应的政策、成果评比鉴定制度和用人
体制等进行一次全面的检讨，并且及时采取改正措施。至少应当由学术道德委员会来对明
显的科学研究违规行为进行一次清理，并且像追究萨斯疫情上卫生部前部长和潜艇失事上
海军高层指挥官的责任一样，撤换相当一批学界领导干部。并且真正由富有正义感和良知
、敢讲真话、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委员会来主导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决策、成果和人员评
选等重大事情。否则我暂时还看不到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方面有什么重大改变或进步的迹
象。

　　萨斯病毒肆虐，在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还难以精确估计。但就像艾滋病毒一样，人们
还未研究出有效的防治疫苗，也没有确定相应的冠状病毒究竟源于何处，如何在人身上感
染和发生变异。可见科学的未知领域实在太多，简单的决定论的确太天真了。尽管如此，
科学仍然要优越于盲从和迷信，我们毕竟大致地了解如何防止传染，进行有效的隔离，并
且遏止住了萨斯的蔓延。因此，正确的态度是：相信科学，但不必迷信科学。不断地探讨
事情的原因，但为自己的结论留有余地。说到相信科学，还有一点小看法，即关于萨斯病
的命名。中国医学界最早发现此病，起初名为"原因不明肺炎"，后来改称"非典型肺炎"，
两种说法显然不如目前国际公认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来得准确、全面、科学，在这
一点上中国科学界仍然需要向国际同行学习。

　　民族意识的反思

　　此次萨斯疫情反映了民族意识在关键时期的团结协作精神，但也从另外的角度暴露了
某些弱点。任何一个社会的民族意识都不是铁板一块，但基本人群的态度能够反映其文明
程度。

　　此次萨斯疫情在各方动员之后，对与萨斯确诊和疑似病人有过接触的人们进行隔离，
许多人都采取了主动配合的态度，但也有相当一些人很不自觉，逃避隔离。甚至在警察找
上门时也拒不承认有过接触史，拒绝进入隔离区。更有一些人从疫区回来后到处与人密切
接触，有的确诊和疑似病人也不注意主动隔离，以致亲朋好友多人感染。在南京市，还有
一位曾经当过大学教师的国营大图书公司的副总经理，作为疑似病人从北京回来以后，到
处请客吃饭，接触了大量官员、职工和亲朋，到医院看病也不避普通病人，以致数百人受
其影响，在有关方面的指令下进行了隔离。这反映出我们的公民在道德自律方面还存在相
当一些问题，也是两岸三地一些人的通病。据我所知，有些国家的公民在从疫区回到本国
之后，主动申报自己过去到过何处并且拒绝见亲友，自动进入隔离区。这里不能说每个人
都是如此，但总的自觉程度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别，值得我们反思。

　　在萨斯疫情紧张的关口，中国的一个大网站上曾经流行这样一副帖子，即俄罗斯某科
学家称此次萨斯病毒乃是美国放出的细菌武器，就像恐怖分子发布炭疽病毒一样。其理由
是：当时美国和台湾没有一例患者死亡，而中国大陆和香港则多人死亡。而且此文还称台
湾个别媒体在萨斯疫情发生后如何叫嚣，似乎是要说明他们是有备而来。此帖子的说法毫
无根据，事实上就在此帖发出不久，台湾也大规模地爆发了疫情，多人死亡。仅此足以否
定这一说法的主要依据。美国没有死亡病例，主要与其公共卫生应急反应机制和防治的效
率有关，并不能证明美国人事先有对付此疫的解药。而且至今仍然没有根据证实帖子上所
说的俄罗斯专家真的说过这些话，倒是有人指出此公曾经推测萨斯病毒乃源于中国南方某
实验室的病毒泄露（此说同样没有根据）。

　　最让我感慨的是中国大批网民对此帖子的态度。据我所知，大批（不是少数人）机关
干部、公职人员、大学教授和学生、城市职工和一般居民都曾相信这个帖子，在数天内愤
愤不平地议论美国人怎么这么坏，而且许多人还把它打印出来广泛散发。这样一个通篇都
是谎言的帖子居然能够赢得如此多的信众，这一点最让人吃惊，但也在情理之中。我们多
年的阶级斗争宣传和敌情教育已经灌输了几代愤愤不平的人，包括今日之"愤青"们。所谓
"阴谋论"总是把自己的所有问题都推给外部敌人的阴谋。一遇到危机和困局，他们首先想
到的就是外部敌人的捣乱破坏，几乎不从内部找原因，也从来不能客观地对待外国、对待
自己。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的意识蒙蔽了他们追求公正的心灵。因此，我在了解到萨斯在广
东爆发之后，有人多次拒绝国际科学界的合作，也就找到了这种群体无意识与某些决策者
的有意识引导和文人的推波助澜之间的普遍联系。他们连警惕和仇恨都来不及，何谈接受
外援和平等合作？就像1976年唐山导致数十万人死亡的大地震时，当时的当权者拒绝了所
有国际人道主义的援助一样。我不知道这种思维还会影响多少人的命运。其实，我们固然
还没有实现世界大同，外人并不都是真诚的朋友，但也不到处都是敌人。在全球化时代，人道主义的合作和互助互利的余地还是很大的。事实上，多国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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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典疫情是个灾难，但也是一所学校。这场突发事件让许多人警醒：原来我们曾在一
片歌舞升平的自我赞扬声中头脑发热，以为真的进入了太平盛世，没有看到在政治、官场
、公共管理、科学研究、民族意识等社会各环节也还存在问题。萨斯提供了一个契机，让
最高决策者和各方面的志士仁人都来一次紧急动员，也可能引出一个建立责任政府、进行
宪政民主改革、大刀阔斧地治吏的时代。

　　中国需要从萨斯突发事件中总结经验，及时地调整策略，进行变革，开拓前进。

　　 2003年6月15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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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混蛋，就这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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