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s 版

发信人: zsxdm (鹰王), 信区: Economics
标  题: 国际竞争的环境变迁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1)(转寄)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Nov 27 11:17:11 1997), 转信

发信人: andrew (追梦人), 信区: Economics
标  题: 国际竞争的环境变迁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1)
发信站: 鼓浪听涛 (Tue Nov 25 11:23:46 1997)


                  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国际“典型道路” 

    80年代初，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来中国考察结构问题时，曾拿出一个多国模型
来作为参照系，这使中国的经济工作者大开眼界。所谓多国模型就是由发展经济学
家钱纳里与赛尔奎因以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的历史数据为样本，所作出的一整套回归
指标，它标明着一个国家在各个人均收入水平上的结构参数。尽管每一个国家都与
这个“标定的增长结构”有一定差异，但与这一级指标体系相接近的区域被人们称
之为发展的“典型道路”。
    中国的结构与“典型道路”对比之后，当时令我们大为吃惊：中国的工业比重
远高远于典型道路，甚至高于样本中的所有国家，包括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于是有人开始谈论中国是“非典型国家”，走的是“非典型道路”。换言之，世界
大多数国家所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对我们并不适用，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它们没有可比
性。如第三产业比重，中国就比国际平均水平低得多。然而，认为中国可走一条非
典型道路的人恰恰以为这是中国应保留的特色。
    许多中国的经济学者是相信“典型道路”的科学魅力的。十几年过去，我们可
以确切地看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在大踏步地迈向“典型道路”。例如，按照世
界银行的口径，中国的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从1980年的21％，提高到1994
年的32％，农业的比重则由1980年的30％，降到1994年的21％，与“标定的增
长结构”的差异缩小了。     
    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还未真正迈入“典型道路”的区间。根据世界
银行最新的《世界发展报告（1996）》，中国工业占GDP的比重仍高达47％，仅
比1980年下降了两个百分点，目前几乎仍高居世界第一（除两、三个海湾国家和个
别独联体国家）。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低于人均720美元），工业比重平均为32％，
如果除去其中的中国（人均530美元）和印度（人均320美元），低收入国家的工业
比重仅为21％，中等收入国家（人均770－8260美元）工业比重为36％。很显然，
我们的工业摊子过大，高于正常值。再看投资占GDP的比重：中国1994年为42％，
也大大高于低收入国家的30％，中等收入国家的26％。我们的工业占用的资源太大，
投资效益大低，仍未摆脱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的发展路子。目前，我们自己已发现中
国经济重复建设严重，各地结构雷同，企业效益低下，中央已下大决心要调整经济
结构，这也印证了“典型道路”坐标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古人曾说：“以铜为镜，
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现在还可以
试添一句，“以洋为镜，可以知结构”。我们应当重视国际发展的经验，加强国际
结构变化的对比研究，自觉、主动、先导性地引导我国的经济结构变化，使我们进
一步从“典型道路”中得到启迪。

               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功能 
   　　
    目前不少人认为经济结构调整、企业资本重组就是抓住那些盈利企业，放开那
些亏损企业，这样就彻底改变了国有资本的结构。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我们是应当对国有企业实行资产重组，优化其资本结构，但目前是否盈利不应
是衡量国有企业的唯一标准，还要看它是否发挥了功能。盈利并不是国企的唯一目
标，换言之，我们搞国有企业并不仅仅是因为盈利，否则其他所有制的企业亦可盈
利，有什么必要搞国有企业呢？
    应当看到，国有企业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
能的。首先，国企对中国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起着基础支撑的功能。中国是一个
发展中大国，要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设施与上游工业的低价产出对整个经
济的刺激作用和国际竞争力的加强都是十分明显的。其次，是国企对国民经济的先
导作用。在国民经济中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部门，它们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并能带
动整个经济的科技水平和竞争力，而这些部门往往在成长阶段需要大量的投入，并
且回报周期长、风险大。国企在此方面责无旁贷。第三，国企在中国还要发挥产业
组织的功能。中国不像发达国家，产业组织不够发达，即便是我国的台湾地区，市
场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大企业的比重在国际上也是低的。现代市场经济呼唤
大企业，否则在国际竞争中就处于不利地位。国企凭借着它的优势，可以克服中国
民营企业组织规模偏小的弱点。第四，某些公共工程、福利部门和某些自然垄断部
门。这些部门或产出的公共产品，不易收费，或不易盈利，或可以凭借垄断地位无
限涨价。对此，政府需要用国企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最后，国企还发挥着国家财
政税赋主要来源的功能。目前国企上交的税收还占着全社会税收2/3的比重。但上
交利润已是逐年下降，数额较小了。即便是税赋来源的这一功能以后也会发生变化，
因为国企产值占全社会比重仅为1/3，而税收占全社会2/3比重。这是一种不合理的
不能长久的比例关系，说明国企负担过重，税收结构滞后于经济发展。因此，从长
远看，国企的前三项功能是更重要的。
    既然国企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是有独特功能的，那么我们衡量国企是否搞好，
就要看它们是否发挥好了自己的功能，而不仅看它们是否盈利。当然，非盈利或低
利的国企也有一个如何提高效率的问题。有些企业由于功能所决定，恰恰不能有多
少盈利，正是它的低利，保证了整个经济的高效高利。像这样的企业，国家当然不
能放掉。而反之，有些企业确实盈利，但它完全不能发挥国企的功能，也就是说，
它的其他所有制同行与它没有任何区别。那么，国家仍然不应抓，要通过各种形式
放开、改制。
    市场应对我国的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作用，价格－－利润机制应成为企业的基本
动力结构，但这并不是我国经济政策和战略的全部。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日本乃
至东亚的“政府参与型市场经济”，就无法理解欧洲国家颇为可观的国有经济。要
看到，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18世纪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如果说在计划经济全盛
时期，孙冶方提出“企业要利润挂帅”是需要学者的勇气的话，那么，在人们对市
场还有某种浪漫情绪的今天，我们也应有勇气不把利润指标作为判断国有企业好坏
的唯一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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